初五夜里把“韩家村产业规划图”叠进糙纸笔记本时，我指尖还蹭着林雪晴信上“开春见”的字迹——纸页被摸得发软，暖意在掌心攥着。
抬头瞥见墙角堆着的乡亲们硬塞的特产，突然琢磨透了：年后回清华带不了这么多，不如趁开工前拜访师长，既表心意，也为合作社攒点人脉——1995年的职场经验早教我，人脉是撬动资源的杠杆，哪怕在1962年也一样。
“浩子哥，明儿真要带这么多？”王波凑过来，挠着头看箱子里的东西，“张婶那鸡蛋，咱鸡场自己都舍不得吃，送出去多可惜。”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咱送的不是鸡蛋，是心意。袁老师当年帮咱补数学，王校长给咱争取高考名额，郭部长送咱去清华，这些情分不是一筐鸡蛋能还的。再说，合作社以后要发展，少不了要跟上面打交道，咱先把关系处好，以后办事才顺。”
张天利在旁边点头：“浩子哥说得对，俺爹说过，‘多个朋友多条路’，能帮咱不少忙。”
我笑着把鸡蛋篮拎出来：“明儿天不亮就出发，你俩帮我搬上车，王斌叔的驴车结实，能装下。”
初六天刚蒙蒙亮，窗纸还透着青灰色，我就被鸡场的公鸡叫醒了。穿好棉袄，揣上林雪晴的信，出门时见王波和张天利已经在驴车旁等着了——王斌叔的灰毛驴拴在树干上，正低头啃着干草，车斗里铺了两层干草，防止东西磕碰。
“先搬鸡蛋，轻着点！”我指挥着，张婶的竹篮里装了三十多个鸡蛋，每个都裹着细糠，王波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车斗最里面，用干草垫着。然后是野兔肉干和腊肉，张天利找了块粗布，把肉包好，放在鸡蛋篮旁边。最后是冻鱼，用稻草捆得严实，我怕化了，又找了块旧棉袄裹在外面。烟和酒是托小姨夫用工业券换的——两条太原烟，每条约摸二两重，用红纸包着；散装汾酒装在陶瓷罐里，罐口用软木塞塞紧，外面缠了两层布，防止漏酒。
“这一车子，够咱村吃半个月了！”王斌叔赶着驴车，手里的鞭子轻轻搭在车辕上，“浩娃子，你这心意也太重了，袁老师他们肯定高兴。”
驴车走在雪化的泥路上，“吱呀吱呀”响，车轮碾过结冰的水坑，溅起细小的冰碴。
王波坐在车斗边，晃着腿说：“浩子哥，你说袁老师见了咱，会不会留咱吃午饭？师母的小米粥可香了，去年去他家，师母还给咱煮了鸡蛋。”
我笑着说：“肯定留，咱带这么多东西，师母说不定会做兔肉炖土豆。”
张天利突然问：“浩子哥，你在清华学的世界经济和计算机，这俩专业是干啥的？俺听都没听过。”
我想了想，用他能听懂的话说：“世界经济就是看外国咋种地、咋开工厂，咱学过来，用到咱村的合作社上；计算机就是个‘算账快的机器’，以后合作社算账、记台账，用计算机能省不少劲。”
张天利眼睛亮了：“这么厉害？那以后咱村是不是也能有那机器？”
“会有的，”我点头，心里想着1995年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脑，“以后咱村富了，不光有计算机，还能有拖拉机、收割机，日子肯定比现在好。”
走了约莫一个钟头，日头刚跳过东边的院墙，就看见袁老师家的院子了——土坯墙围着，院门口的歪脖子槐树上挂着两串红辣椒，木门上贴着剪的“福”字，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院门口停了七八辆自行车，有永久牌的，也有飞鸽牌的，都是师哥师姐们骑来的。
“到了！”王斌叔停下驴车，我跳下车，刚要敲门，门就“吱呀”开了，探出个脑袋——是师哥陈建国，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沾着粉笔灰，头发用发蜡梳得整齐，见了我，眼睛一下子亮了：“你是韩浩？快进来，屋里都快坐不下了！”
我跟着他往里走，院子里飘着小米粥的香味，还混着油炸馓子的油香。厨房的烟囱冒着青烟，师母在里面忙碌，听见动静，探出头来：“是浩娃子吧？快进屋，粥刚熬好！”
客厅里果然挤得满满当当：十五六个师哥师姐、学弟学妹围着八仙桌坐着，穿工装的师哥是在太原重机厂上班的，戴学生帽的学妹是袁老师现在带的高三学生。八仙桌上摆着冻梨（泡在搪瓷盆的凉水里，正化着）、蒸得喧软的玉米馍馍（冒着热气，上面撒了点白糖）、一碟油炸馓子（金黄色的，扭成麻花状，咬一口脆得掉渣），还有一壶冒着热气的砖茶。
“袁老师！”我刚喊了一声，里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袁老师穿着件灰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支钢笔，看见我手里拎着的布包，赶紧迈着小碎步迎上来：“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快坐，师母刚把粥盛好。”
他说着，突然转身冲屋里扬声：“大伙都停一停！给你们介绍个大人物——这是韩浩，去年的全国理科状元，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世界经济和计算机双本科！咱山西啊，还没出过这么厉害的娃！”
这话一落，屋里瞬间安静了两秒，接着就炸开了锅。坐在八仙桌旁的师哥李建军（在重机厂当技术员）立马站起来，凑到我身边：“韩浩！你读的双本科？清华的双本科难考不？我当年想考清华的机械系，差了二十分。”
戴红领巾的学妹王小芳（袁老师的得意门生）拽着我的衣角，仰着头问：“师哥，你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我现在数学总考不好，袁老师总拿你的作业本给我们看。”
坐在炕沿上的师姐刘红梅（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笑着说：“韩浩，你还记得我不？去年你高考前，我还借过你笔记呢！没想到你现在成状元了，真厉害！”
师母端着个搪瓷盆从厨房出来，里面装着六碗小米粥，粥上面浮着层米油，她把粥放在桌上，笑着往我碗里舀了勺稠的：“浩娃子，快喝，刚熬好的，暖身子。你这孩子，就是有出息，老袁天天跟我们说你，说你脑子活，肯用功。”
袁老师拉着我往炕沿最里侧坐，炕头的余温透过棉裤渗进来，他攥着我的手，掌心粗糙，带着常年握粉笔的老茧：“在清华能吃饱不？听说北京的粮食供应比咱山西好，能吃上白面馒头不？”
“能吃饱，”我喝了口小米粥，香得暖胃，“学校食堂每天都有白面馒头，中午还有菜，有时候是炒白菜，有时候是土豆炖肉。教授们都特别好，讲课时能用易懂的话把知识点讲活，比如世界经济课上，教授讲外国的合作社，会拿咱农村的互助组举例，一听就懂。”
“那计算机呢？”李建军凑过来，“我在工厂里见过计算机，跟个大柜子似的，得两个人抬，你学的就是那东西？”
“对，”我点头，“不过清华的计算机比工厂的小一点，主要用来算账、处理数据。比如咱村的养鸡场，要是用计算机，每天收多少鸡蛋、卖多少钱，输进去就能算出盈利，比咱用算盘快多了。”
“这么神奇？”王小芳睁大眼睛，“师哥，那你以后能不能教我学计算机？我也想算账快一点。”
我笑着说：“等你考上大学，要是学相关专业，师哥教你。”
袁老师突然从抽屉里翻出个泛黄的作业本，封面写着“韩浩 高三（一）班”，他翻开本子，指着其中一页说：“你们看，这是韩浩当年做的解析几何题，这道题啊，他当年卡了三天，最后还是我跟他讲了辅助线的做法，才解出来的。现在我还拿这个本子给学生看，说‘你们要是有韩浩这股韧劲，肯定能考上好大学’。”
我看着作业本上的红笔批注，心里一阵暖——那道题我记得清楚，当时快高考了，我急得睡不着，袁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遍辅助线，直到我懂了才让我走。“袁老师，要不是您当年帮我，我也考不上清华。”
“你自己肯用功，”袁老师拍了拍我的手，“听说你在清华每天学习十四个小时？可别累着，身体是本钱。”
“不累，”我笑着说，“学校的学习氛围特别浓，下课后大家都往图书馆跑，去晚了就没座位。图书馆里有好多外国书，讲农业技术的、讲经济的，我每天都能看不少。”
师母又端来一碟油炸馓子，放在我面前：“浩娃子，多吃点，这是我昨天炸的，用的是新磨的玉米面，香得很。”
我拿起一根馓子，咬了一口，脆得掉渣，甜丝丝的——1962年的糖很稀罕，师母肯定是过年时省下来的。“师母，您的手艺还是这么好，比北京的糕点还好吃。”
师母笑得眼睛眯成了缝：“你这孩子，就是会说话。中午就在这吃，我用浩娃子带的兔肉炖土豆，再炒个鸡蛋，让大伙都尝尝鲜。”
众人一听，都高兴地起哄，李建军说：“那我可得多吃点，在工厂里好久没吃过兔肉了。”
跟袁老师和师哥师姐们聊到快中午，师母已经在厨房忙开了，兔肉炖土豆的香味飘满了屋子。我起身要帮忙，师母把我推回来：“你坐着就行，跟老袁好好聊，厨房的活我来干。”
袁老师拉着我聊清华的校园，问我有没有去过颐和园、故宫，我说周末跟同学去过一次故宫，看到了皇帝住的房子，袁老师听得眼睛发亮：“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北京，没敢进故宫，听说门票要两毛钱，太贵了。”
“等以后我带您去，”我笑着说，“等合作社赚了钱，咱组织乡亲们去北京旅游，看看故宫，逛逛清华。”
袁老师笑着点头：“好，好，我等着那一天。”
中午的饭很丰盛：兔肉炖土豆（兔肉软嫩，土豆面得入味）、炒鸡蛋（金黄的，撒了点葱花）、凉拌白菜（用醋和盐拌的，爽口），还有小米粥和玉米馍馍。师母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点，读书费脑子”。
吃完饭，我帮着师母收拾碗筷，袁老师把我叫到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递给我说：“浩娃子，这是我给你攒的十块钱，你在清华读书，肯定要花钱，别省着，该花就花。”
我赶紧推辞：“袁老师，我不能要您的钱，学校有助学金，我够用。”
“拿着！”袁老师把布包塞到我手里，“这是我的心意，你要是不收，就是嫌少。你在清华好好读书，以后出息了，别忘了老师就行。”
我攥着布包，里面的钱叠得整齐，心里一阵热，眼眶都有点红：“袁老师，我肯定好好读书，以后回来帮咱市搞建设，帮您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从袁老师家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了。王斌叔的驴车还在院门口等着，师哥师姐们也陆续走了，李建军拍着我的肩膀说：“韩浩，以后到重机厂找我，我请你吃国营饭店的红烧肉。”
我笑着点头，跟袁老师和师母道别，师母还往我包里塞了两块玉米馍馍：“路上饿了吃，别饿着。”
初七早上，我揣着两包太原烟，坐王斌叔的驴车去太原市区找王校长。1962年的太原市区，比韩家村热闹多了：街两旁的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布票、粮票，等着买年货；公共汽车是解放牌的，铁皮车身，车身上刷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每到一站，都会传来售票员的吆喝声：“上车的同志请买票，下一站是钟楼街！”
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中山装或列宁装，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拿着冰糖葫芦（用草棍串着，裹着透明的糖衣）。
王斌叔赶着驴车，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人，说：“市区的人多，可得慢着点，别撞着人。”
太原第五中学在市区的中心，学校门口挂着“太原第五中学”的木牌，旁边贴着大红的春联。王校长家的家属院在学校后面，红砖墙围着，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位大爷，见了我，问清来意，笑着说：“你就是韩浩吧？王校长昨天还跟我说你要来，快进去。”
家属院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墙上贴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王校长家在最里面的一栋平房，门口挂着两串冻海棠果，红彤彤的，像小灯笼。
我刚敲门，门就开了，王校长穿着件中山装，领口系得严实，头发梳得整齐，见了我，赶紧笑着迎上来：“韩浩！可算来了，快进屋，火墙刚烧暖。”
屋里的铁炉上坐着个铝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炉子里的煤块烧得通红，屋里暖烘烘的。靠墙放着个书架，上面摆着不少书，有《毛选》，有《农业基础知识》，还有几本高中的课本。墙上挂着一张奖状，是“太原市优秀校长”，落款是1961年。
“刘老师、张老师，你们看谁来了！”王校长冲着里屋喊，话音刚落，就见刘老师（教语文的）和张老师（教体育的）从里屋出来，刘老师穿着件灰布棉袄，戴着副老花镜；张老师穿着件运动服，身材魁梧，一看就是练过的。
“韩浩！”刘老师走过来，拍着我的胳膊，“快坐，我刚还跟王校长说你呢，说你肯定会来。”
我把带来的太原烟递过去，王校长接过烟，笑着说：“你这孩子，还带东西干啥？来看看我们就行。”
“应该的，”我坐下，接过王校长递来的热茶（用砖茶泡的，有点涩，却暖身子），“多亏您当年给我争取高考名额，我才能考上清华。”
“你自己争气，”王校长喝了口茶，“去年你考上状元，咱学校可是出了名，地区教育局的领导还来视察，说要向咱学校学习。”
张老师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当年体育考试跑八百米，最后一百米还是我推着你冲线的！现在在清华，还锻炼不？可别光顾着学习，把身体搞垮了。”
“锻炼，”我点头，“学校有操场，每天早上我都会跑两圈，有时候还会打打篮球。”
“那就好，”张老师笑着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以后要干大事，可得有个好身体。”
王校长从书柜里抽出本红皮笔记本，翻开是“太原第五中学校历年优秀毕业生名单”，我的名字后面写着“1961年全国理科状元，清华大学”，他指着那行字说：“你可是咱市里中学的招牌！上次去地区开会，人家都问‘你们咋教出这么个娃’！”
我赶紧说“都是老师们教得好”，还把想暑假回校给学弟妹讲备考经验”的想法说了，王校长听得眼睛发亮，立马让王师傅记在笔记本上：“这事得办！让娃们都学学你的劲头！”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王校长留我吃饭，师母从厨房端来饭菜：一碗炒白菜，一碗土豆丝，还有白面馒头。师母笑着说：“韩浩，别嫌弃，家里就这点东西，你多吃点。”
“不嫌弃，”我拿起馒头，咬了一口，白面馒头的香味在嘴里散开——1962年的白面很稀罕，王校长肯定是省下来的。
吃完饭，我跟王校长、刘老师、张老师道别，王校长送我到门口，说：“韩浩，以后常来，有啥困难跟我说，咱学校能帮的，肯定帮。”
“您放心，”我点头，“暑假我一定回来，给学弟妹们讲备考经验。”
初八早上，我特意提前半个钟头出门——去郭部长家得更正式些，我把带来的特产重新整理了一遍：冻鱼用新的稻草捆好，腊肉和兔肉干用红布包着，烟和酒放在最上面，还把郭部长去年送我的钢笔揣在口袋里，想着见面时提一提，让他知道我没辜负他的心意。
王斌叔的驴车走在去地区干部家属院的路上，路过公社驻地时，看到不少干部骑着自行车上班，他们穿着藏青色的干部服，袖口别着钢笔，见了王斌叔，还笑着打招呼：“老王，这是去干啥？”
“跟浩娃子去一趟市里！”王斌叔大声说，语气里满是骄傲。
干部家属院在市区的东边，是三层的青砖楼，门口有个传达室，里面坐着位警卫，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我跟警卫说明了来意，警卫给郭部长家打了个电话，确认后，才让我们进去。
家属院的院子里很干净，雪扫得很整齐，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棵松树，冬天还是绿的。郭部长家在二楼，我拎着东西往上走，楼梯是水泥的，有点滑，我小心翼翼地扶着扶手。
刚到二楼，就听见“吱呀”一声门响，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探出头来——约莫十二岁，穿着件小碎花棉袄，辫子上系着红绳，手里拿着本连环画（是《鸡毛信》），眼睛亮得像星星。
“你找谁呀？”她仰着头问，声音甜甜的。
“我找郭部长，”我笑着说，从口袋里摸出个红包（用春联剩下的红纸叠的，里面包了两块钱），“这是给你的压岁钱，买糖吃。”
小姑娘接过红包，打开看了看，高兴得蹦了起来：“谢谢大哥哥！我叫郭芙蓉，你跟我来，我爷爷在屋里呢！”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走，刚进客厅，我就愣了——沙发上、椅子上坐满了人，个个穿着藏青色的干部服，袖口别着钢笔，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茶，烟味混着茶水味飘过来，比公社开会还热闹。
我赶紧把手里的东西往门口的桌子上放，大声说：“郭部长！韩浩带着村里的特产来看您了！”
屋里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郭部长从沙发上站起来，他穿着件中山装，鬓角有几缕白发，眼睛瞪得有点圆：“韩浩？你咋知道我家地址？还带这么多东西！”
坐在郭部长旁边的一位脸膛黝黑的干部（后来知道是安厅长）笑着说：“老郭，这就是你常说的‘状元娃’？看着就精神，跟你年轻时一样，有闯劲。”
郭部长这才反应过来，拉着我的手往人群里走，手劲大得攥得我胳膊发紧：“来来来，韩浩，我给你介绍下——这位是省公安厅的安厅长，管公安的；这位是省教育厅的李厅长，专管大学招生；这位是地委的徐市长，咱的父母官；这是我儿子郭晋阳，在市委农业科上班；这是我孙女郭芙蓉，就是给你开门的娃；这位是你伯母田秀丽，在十中教语文。”
我赶紧跟各位领导打招呼：“安厅长好，李厅长好，徐市长好，郭大哥好，伯母好。”
安厅长笑着说：“不用这么客气，你是老郭的‘得意门生’，也是咱山西的状元，以后就是一家人。”
郭部长拉着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指着桌上的东西问：“你这孩子，大过年的，咋带这么多东西？你自己日子也不宽裕，别这么破费。”
“这是乡亲们送我的，”我赶紧解释，“年前村里的养鸡场盈利了，大家日子好了，我刚回村，家家户户都来给我送东西，我推都推不掉。年后我就要回清华上学了，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也不能送回去，就想着给您带点，让您尝尝咱村的手艺。”
徐市长从口袋里摸出个小本子，铅笔在手里转着：“你说养鸡场盈利了？赚了多少钱？咱山西的农村，能搞出盈利的养鸡场，不容易啊。”
“赚了八万多块，”我压低声音说，“跟市里的国营企业签了收购合同，每只鸡2.5斤，卖3块钱，一共卖了2万只；鸡蛋0.5元一斤，卖了斤。”
“八万？”安厅长眼睛瞪得老大，“你没说错吧？一个村的养鸡场，能赚这么多？比咱公安厅的年度预算还多！”
郭部长也很惊讶：“你跟大伙说说，这养鸡场是咋搞起来的？钱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
“钱主要是我父母的抚恤金，还有队部李书记从队部账上取的一点；技术是我从省图书馆的书上学的，比如怎么给鸡防疫，怎么配饲料；房子是乡亲们自己盖的，孵化室的耐火砖是向市里的砖场买的；孵化用的鸡蛋是向乡亲们佘的，等鸡卖了再还；饲料是用市属食品厂、酒厂的废料，加玉米杆、草、玉米粉调的，又便宜又有营养。”
我顿了顿，接着说：“孵出来的小鸡，分给乡亲们养，养好后统一由村里售卖，赚的钱按比例分给乡亲们；多出来的鸡，村里自己养，建了个养鸡场，雇了村里的妇女帮忙，每个月给她们记工分。”
“了不起啊，”徐市长在本子上记着，“你这思路很清晰，既有集体意识，又有个人激励，比咱有些国营企业还做得好。今年有啥计划？”
“今年想搞个农庄合作社，借东方红拖拉机耕地，提高种地效率；再建个养牛场、养羊场、鱼塘，还有蚯蚓养殖（用蚯蚓当鸡饲料），形成产业链，让乡亲们多份收入。”我看着徐市长，“不过现在有个困难，养牛、养羊、养鸡都需要技术，想跟农科院合作，请他们派专家来指导，不知道能不能行。”
徐市长抬头说：“这事我来协调！省农科院就在太原，我跟院长熟，明天就让他们派专家去你村看看，指导技术，费用方面，咱地区给你补贴一部分。”
“谢谢徐市长！”我赶紧道谢，心里一阵热——没想到这么顺利，合作社的技术难题解决了。
郭部长突然拍了下大腿：“对了！我跟省里汇报过你的情况，等你清华毕业，直接调省厅农业处，待遇按科级算！咱山西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基层太可惜了。”
“科级待遇？”李厅长笑着说，“老郭，你这可是破格提拔啊！一般大学毕业生得从科员做起，最少五年才能升到科级，你这直接给科级，够重视的。”
郭部长笑着说：“他值得！一个孤儿，靠自己的努力考上清华，还带着乡亲们致富，这样的娃，不提拔他提拔谁？”
安厅长凑过来说：“小韩，你养鸡场的防疫措施做得咋样？我给你找几本公安口的防疫手册，里面有消毒、隔离的方法，对你养鸡场肯定有用。”
“谢谢安厅长！”我赶紧说，“现在养鸡场最怕鸡生病，有防疫手册就放心多了。”
郭芙蓉趴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拽着我的衣角问：“哥哥，清华有没有女学生？我以后也想考清华，跟你一样当状元。”
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辫子：“有啊，清华有很多女学生，都很厉害。你要好好读书，以后肯定能考上清华，到时候师哥带你逛校园。”
“真的？”郭芙蓉眼睛亮了，“那我以后要学跟你一样的专业，帮乡亲们搞合作社。”
众人一听，都笑了，田秀丽伯母笑着说：“这孩子，跟她爷爷一样，有爱心。”
不知不觉就到了午饭时间，田秀丽伯母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饭好了！我用小韩带的腊肉、兔肉做了菜，大伙尝尝鲜！”
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腊肉炒青椒（青椒是窖藏的，1962年冬天少见，脆爽可口）、兔肉干炖土豆（兔肉软嫩，土豆吸满了肉香，面得入味）、油炸小鱼（裹了玉米面，外酥里嫩，撒了点盐，香得掉渣）、蒸蛋羹（用鲜鸡蛋做的，撒了葱花，嫩得能晃，入口即化），还有一盆玉米粥（熬得黏糊糊的，上面浮着层米油）。
郭部长给每人倒了杯散装汾酒，酒液在粗瓷杯里晃着，散发着酒香：“这酒是小韩带来的，咱山西的好酒，得尝尝！来，咱敬小韩一杯，祝他学业有成，以后为咱山西多做贡献！”
众人举起杯子，碰在一起，“叮”的一声响。我喝了口酒，有点辣，却很暖，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
安厅长夹了块腊肉，嚼着说：“这腊肉比国营饭店的还香！小韩，你下次再带点，我用防疫手册跟你换，咋样？”
“不用换，”我笑着说，“等下次养鸡场再盈利，我给您多带点。”
郭晋阳拉着我碰杯：“你要借拖拉机？我明天就去农机站问，公社没有就调地区的！养牛场要是缺牛犊，我帮你联系忻州的牧场，那里的牛品种好，耐粗饲。”
“谢谢郭大哥！”我心里一热，——最愁的农机和牛犊问题，也解决了。
午饭吃得很热闹，各位领导跟我聊了很多，从清华的学习，到村里的合作社，再到山西的农业发展，我都一一回答，结合世界经济专业的知识，聊到未来山西可以发展特色农业，比如种果树、搞养殖，形成产业链，各位领导都很认可，说以后要多听我的建议。
日头西斜时，我才告辞。田秀丽伯母往我包里塞了两块双合成的太谷饼（用红纸包着，甜得齁人），说：“浩娃子，路上饿了吃，别饿着。”
郭部长送我到楼下，从口袋里摸出本《农业机械使用手册》，递给我说：“这书给你，里面有拖拉机、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对你合作社有用。以后有啥困难，直接给我打电话，别客气。”
我攥着手册，心里满是感激：“谢谢郭部长，我肯定好好读书，以后回来帮咱山西搞建设。”
坐驴车回村时，风里裹着雪化的潮气，我摸出林雪晴的信，展开来，看着“开春就能见到你”的字迹，心里想着：这次拜访，不仅谢了师长，还为合作社攒了人脉和资源，1962年的路，总算越走越宽了。
驴车“吱呀”往前走，远处韩家村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仿佛看到了开春后，合作社里拖拉机耕地、牛场里牛犊奔跑、鱼塘里鱼儿跳跃的场景——那是乡亲们的希望，也是我重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