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门于太极殿公然效忠，受封朝廷官职的消息，如同在已沸的油锅中又泼入一瓢冷水，彻底点燃了天下舆论。正道之士痛心疾首，斥之为“君王昏聩，与魔共舞”；投机者则看到了新的机遇，暗中盘算；而更多的普通士人与百姓，则在“天命所归”与“魔门效忠”这两极对立的冲击下，愈发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
就在这纷乱扰攘之际，一场更为深远、旨在从根本上重塑权力认知与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杨广的亲自授意与推动下，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悄然展开，却又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
首先在洛阳引起轰动的，是一部名为《民权论》的宏篇巨着的刊行。此书并非由某位隐士大儒独自撰写，而是在杨广授意下，由以魏征为首，汇聚了朝中寒门出身、精通经史且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以及部分被秘密招揽的、不为门阀所容的民间学者，共同编撰而成。其编撰过程，甚至隐约有《御尽万法根源智经》推演优化的痕迹，使得其逻辑极为严谨，论述鞭辟入里。
《民权论》开宗明义，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归”理论。它从历史脉络、人性本质、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详细论证了“权力源于民众”这一石破天惊的核心观点。
书中指出，上古之世，并无君王。民众聚群而居，为应对自然威胁、调节内部纠纷，方推举贤能者为首领，授予其管理之权，以期保障群体之安全与福祉。此“推举授权”之行为，便是权力最原始的、也是最根本的来源。
“故，天子者，非天所子，乃天下万民共举之牧守也！”书中如是断言，与杨广殿试之言遥相呼应，并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其位之尊，非因血统，非因天象，乃因其承担之职责——保境安民，富民强国。其权之威，非来自虚无缥缈之上天，而是源于亿兆生民为求生存、谋发展而让渡部分权利所凝聚之公意！”
这无疑是直接动摇了数千年来君主专制最核心的理论根基！它将帝王从“天”的代表，拉回到了“民”的仆从位置上。
进而，《民权论》尖锐地指出，若君王失其职守，不能保障民众之安全与福祉，反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那么他便背离了权力授予的初衷。此时，民众收回其授予的权力，乃至反抗其统治，不仅是正当的权利，更是恢复社会契约、拨乱反正的必然之举！
“民心所向，即为天命所归！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非虚言，乃万古不易之理！”
这部《民权论》以官方力量，通过改良后的活字印刷术，大量刊印。不仅价格低廉，士人可购，更由朝廷出资，在各地官学、新设立的“阅报栏”乃至茶楼酒肆等公共场所免费发放、张贴摘要。其内容更是被《大隋时报》连续刊载解读，务求使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寒门士子和有一定见识的市民能够接触、理解这一全新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具实践意义的举措，在洛阳、江都等几个重镇开始试点——设立“民议堂”。
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议会，而是杨广进行政治探索的一种尝试。由地方官府主导，在城中遴选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者、各行各业的行首代表（如工匠、商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部分有声誉的寒门士子，组成“民议堂”。他们并无决策之权，地方政务仍由朝廷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民议堂”有权对地方的赋税征收、徭役摊派、公共工程（如水利、道路修缮）、市场管理乃至官员风评等事务，提出建议、进行评议和监督。
虽然权力有限，且成员遴选仍受官府掌控，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首次让“民”的意见，能够通过一个常设的、半官方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治理。这极大地激发了试点地区民众，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传统门阀政治之外的群体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仅仅是完粮纳税的被动顺民，而是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的一部分。
为了将《民权论》的思想和朝廷的新政理念传播至更底层的百姓，杨广更是下令推动“教化万民”。一方面，由翰林院牵头，推广经过简化的常用字和标点符号，使识字门槛降低；另一方面，组织人手，编写大量语言通俗、内容生动的廉价读物，如连环画、唱本、故事集等。
这些读物用最浅显的语言，解释均田令为何能让他们有田可种，科举制为何能让寒门子弟有机会做官，朝廷为何要清查寺庙田产，以及《民权论》中“权力来自百姓”、“官府应为百姓服务”的核心观点。它们批判门阀特权阶层的奢靡与贪婪，揭露宗教干政的虚妄与危害，将大道理融入市井故事之中，通过走街串巷的说书人、戏班子，以及基层里正的组织，在民间广泛传播。
这一套“理论构建、制度试点、大众教化”的组合拳，系统地、多层次地向天下人阐述并推广着“皇权民授”、“民意为天”的新秩序理念，从根本上瓦解着慈航静斋所依赖的“天命论”和门阀政治的思想基础。
面对杨广发起的这场思想领域的凌厉攻势，慈航静斋自然不会坐视。
就在《民权论》刊行后不久，师妃暄于净念禅院（虽已闭门，但影响力仍在）撰写了《正理篇》，由支持静斋的士人抄录传播，予以坚决反驳。
她在文中指责《民权论》“惑乱民心，动摇国本”，是“标新立异，罔顾圣贤之道”。她坚持认为，“天道有常，非人意可轻改”，君王乃“受命于天”，其职责是“代天牧民”。静斋“代天选帝”，并非干涉世俗，而是基于对天道的深刻理解，为天下苍生择选最有德行者承担天命，此乃“顺天应人”之大慈悲。
“若如《民权论》所言，权力操于众庶之手，则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导致纲纪沦丧，天下大乱！岂不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师妃暄在文中引经据典，试图维护传统等级秩序与精英政治的合理性。
她还尖锐地指出，杨广与魔门合作，本身便是“失德”之举，证明了其并非明君，静斋选择李唐乃是正确。
《正理篇》一出，同样在士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保守的儒家学者和佛门信众纷纷附和，与支持《民权论》的寒门士子、改革派官员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与辩论。
思想领域的战场，顿时硝烟弥漫。支持“民权”与拥护“天命”的两派文人，在官报、私刻文集、乃至公开场合，引经据典，互相攻讦，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真实的战场。
这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论战，也深深吸引了寇仲与徐子陵的注意。
“我的乖乖，”寇仲看着手中辗转得来的《民权论》摘要和《正理篇》抄本，咂舌道，“这皇帝老儿是真能折腾！不光要抢地盘，还要抢着定规矩、讲道理！这什么‘权力来自老百姓’，说得我都有点热血沸腾了。要是真这样，咱们是不是也能……”
他话未说完，但眼中的野心昭然若揭。
徐子陵则显得更为沉静，他仔细阅读着双方的文章，陷入了长久的沉思。相比于寇仲对权力本身的兴趣，他更关注这两种理念背后所蕴含的，对“人”、对“世道”的不同理解。
“师妃暄所言，看似维护秩序，实则将众生命运系于虚无之‘天’与少数人之手。而杨广此论，虽似惊世骇俗，却将目光投向了这世间最多数的黎民苍生……将其视为国之根本，权力之源。”徐子陵轻声自语，眼中异彩连连，“此举……或许艰难，或许会引发动荡，但方向……似乎更近于‘道’之本质，众生平等，皆有其位。”
他感觉，自己一直追寻的，超脱于门派之争、权力之上的自然大道，与杨广此刻试图构建的，立足于万民福祉的世俗秩序，在某个层面上，竟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这洛阳的风云，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