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智虎之所以拖到前几日才回到南京，乃是为了处置走私通敌卖国晋商群体的财产。
之所以用“处置”一词，是因为其中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作，流程也颇多，并非由锦衣卫查抄、押送那么简单。
况且，那么多黄金、白银，仅靠锦衣卫的人押送也不安全。
所以，早在二月时，朱媺娖就将禁卫军第二镇的一个营派往山西。
如今禁卫军是全员燧发枪，着新式布面甲、钢盔，又配备钢刀、手榴弹。
以前明军的布面甲，即便是精良之作，也不过是内夹铁片。如今的新式布面甲却是内甲钢片——防御力堪比板甲，却比以前的布面甲还要轻便，布面也是特殊面料，几乎可比拟后世次一些的防弹防刺服了。
另外，禁卫军每营皆配备五十门钢制虎蹲炮（又称小钢炮），十门光明火炮（钢制红夷大炮）。
如此装备配置，一个营足以对抗卫戍军一至数个镇。
况且如今大明内部大股贼匪、流寇皆已平定，就连有义军的地主武装不是被收编就是被解散，也就剩下一些小股贼匪潜藏在各种大军难以清剿的山沟里。
也即是说，大明内部大体以上已经太平了。故这一个营护送查抄晋商所得巨亿钱财，完全足够。
因为在查抄过程中，是南镇抚司及都察院联合进行的，还有地方上黄得功的军队监督。一些固定产，则又交由商务部国资管理局处理。
所以，自二月份开始，直到三月份，查抄的晋商财产数额才统计出来。
随后禁卫军和锦衣卫押送其中的金银珠宝等财物回京，因车辆众多，走了两个月左右才到南京。
···
“臣等参见陛下！”
“平身。”
礼毕，朱媺娖对徐智虎道：“你负责查办‘走私通敌晋商’一事数月，方才归家，本应让你歇息一段时间才是。然国事紧要，也只能让你多担待些了。”
徐智虎赶紧道：“此臣之职责，不敢称担待。”
办了八大家为主的晋商走私团体，徐智虎算是立了功，由千户升为镇抚使（从四品）。
当然，此前李振武及高胜奇也以累功升为指挥佥事了（正四品），仍是徐智虎上级。
至于晋商案中其他立了功的锦衣卫同样各有升迁、赏赐。
朱媺娖慰勉了徐智虎一句，便进入正题，道：“你旁边的，一位是广东提学副使（学政）林佳鼎，另一位则是行人右司副刘中藻。”
随着朱媺娖的话，两名四十出头的中年官员先后向徐智虎拱手施礼。
徐智虎亦拱手回礼。
昭武朝的锦衣卫虽然也有很大威慑力，但目前为止还没什么恶名，反而建立了不少功劳。况且这是在圣前，两名文官自然不会失礼。
“此番召集三位，乃是为了盐政。”朱媺娖终于道出了召见的目的，“盐政之重要，无需朕多讲，三位都应该知道的。
然我朝很早盐政就开始败坏了——其本应该在便利民众生活的同时，成为我大明一大财源。
可如今盐课所供银两不仅大大不足，民间盐价也是虚高，且多劣质盐。又有私盐横行，夺国家之利以肥私人。
朕即位之初，忙于各方面事务，一时无暇顾及。如今国势渐稳，诸事稍定，这才腾出手来解决盐政问题。”
听了朱媺娖这番话，三人都露出肃然之色。
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讲，盐政从来都是顶大的事。因为盐课所得，在封建王朝岁入中往往占据了不小比例，甚至多达一成以上。
对大明来说同样如此。
若盐政败坏，往往也会让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所以，盐政向来是大明朝政中的大事。
只是盐政问题牵扯利益甚多，绝非那么容易解决的。林佳鼎、刘中藻虽然也自负有些才能，有志匡扶社稷，却不敢轻涉此事。
因此，两人心中都已有了主意：若陛下并无解决办法，或解决办法不可行，定要劝陛下缓缓图之，不要急切之间，连眼前所有的局面都败坏了。
须知，盐政若出了大问题，可不止是国家少了收入，甚至会让很多百姓吃不上盐，进而激发民变。
刘中藻与林佳鼎都是福建人，且都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只不过他是福安人，林佳鼎则是莆田人。
林佳鼎是崇祯三年进士，崇祯七年举人；刘中藻则是崇祯七年举人，崇祯十三年进士。
晚了几年，刘中藻要比林佳鼎更不信任朝廷中枢乃至皇帝的决定——实在是因为崇祯和其朝廷中枢的扯淡决策太多了。
再加上刘中藻性子要刚直一点，当即问：“陛下可是要整顿各地盐司？”
大明盐政政策承自宋元，最初盐司分为两类。
一是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河东设立五个都转运盐使司，其下又辖十四个都转运盐使分司。
二是在四川、福建、辽东、广东等七个产盐、煎盐地，设立盐课提举司。
两者并无上下级关系，但前者官职品级普遍比后者高两品。
且两者都直属于户部。
然而，到了正统年间，这一套盐政体系就败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朱元璋所定的开中法已难以顺利进行，甚至名存实亡。
不得已，朝廷只能开始将侍郎、副都御使等中枢次级高官委派到地方上，巡察盐政。
因为侍郎、副都御使都属于部院高官，故这些官员被称为“巡盐部院”。
这一套中枢高官巡察地方的政策确实有一定效果，令大明盐政有所起色。
然而部院高官不可能总在地方上吧？他们部院中还有活儿呢。况且，若是让其专门巡盐，那么与都转运盐使司官员又有何区别？
于是到了景泰时期，又提出了巡抚兼理盐政的办法。
最初，确实出了一批能兼管盐政，并且做出政绩的巡抚。
但并非每个巡抚能力都那么强的——巡抚管一省军政事务已经够忙了，还要再管盐政，整个人得忙成陀螺。又或者顾得了盐政，就顾不了军政事务，总难周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到了成化年间，大明朝廷便专门派出御使，挂佥都御使衔或副都御使衔，专门一地或数地盐政。
因为这些高衔御使，在盐政上具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可以说权责极大，于是，到了隆庆年间，此类官员又被称为“总理”。
至天启、崇祯年间，因外患内乱频发，朝廷钱粮缺口太大，尤其是崇祯年间，军费开支成了无底洞，朝廷不得已便将某地盐课所得都充作军费。
且为了保证盐课收入，给予派遣官员更大权力。
如崇祯十六年，崇祯就直接超擢黄家瑞（崇祯七年进士）为右佥都御使，督理两淮盐务——这个差遣其实和总督差不多了。
这些朝廷中枢派遣的高官多是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然而越接近王朝末期，其作用越是有限。
不仅是因为朝廷威严及对地方的掌控力下降，更因为地方盐业相关利益团体结构日益牢固，越来越难以攻破。
如此，即便是中枢高官下来，也难以有多少收获。
至于盐政败坏的根本问题，从一开始大明朝廷就没想，或者说没敢去解决。
朱媺娖继位虽然算是建立了半个新朝，但实际黄河以南的盐业体系并未遭到太大破坏，这就意味着积弊深沉，很难解决。
所以，在刘中藻想来，朱媺娖要一下子整顿各地盐司，已经是了不得的大手笔了。
若真如此，他定要劝朱媺娖慎之。
面对刘中藻所问，朱媺娖却是轻笑了声，道：“整顿？我大明盐政已经没有整顿的价值了。”
听了这话，刘中藻、林佳鼎乃至徐智虎都不禁一愣，心想：陛下这话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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