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御还说道：“我兄长天性朴实真诚，幼时跟随祖父生活，自幼就恪守孝道。祖父去世时，他虽年幼，却哀痛如成人。侍奉父母时，虽已年长，仍敬爱如孩童。父母有所需求，从不因家贫而推诿；弟弟们有所请求，从不因事小而不尽心。待人接物不分贤愚，皆以和善相待。乡邻有争执，他总以理相劝。起初看似难以化解，渐渐都能冰释前嫌，各自心平气和地退让。因此无论是家中子弟，还是乡里百姓，无不被他的真诚感动，信服他的正直。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愿追随；有事相召，众人皆愿效力。我嫂嫂陈恭人恭敬勤勉，堪称众女子的楷模。”这些都是侍御亲口对我讲述的。
近来士大夫之间盛行一种圆滑的说话方式。所谓圆滑，就是当别人谈论东方之事时，便泛泛而谈西方之事来应对；若话题转向北方，又转而谈论南方。眼看要触及正题时，便用虚言搪塞，言语悬空不着边际，始终避免针锋相对。朋友相聚时，表面嘘寒问暖，随声附和，实则冷漠疏离。臣子向君主进言时，则专拣那些既不违逆上意，又不会引火烧身的话来说。
一旦心中有所不安，终究不敢直言。这种孤立圆滑的风气一时盛行。背弃道义而趋利避害，其根源已深。回想辛丑、壬寅年间，外敌侵扰，国事动荡，黎樾乔侍御日夜忧心，殚精竭虑，想要进言以尽绵薄之力。我深感其赤诚，又赞赏其耿直。如今从侍御所描述的梅村先生来看，即便是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与己无关之事，尚且如此竭诚秉持正道，更何况身负言责而目睹国家危难之时呢？昔日司马相如责备巴蜀百姓不能急公好义，归咎于父兄教导不力。由此看来，侍御这般慷慨朴实的风骨，也可知其家学渊源了。
梅村先生施仁于乡里如此深厚，教导子弟报效国家又如此殷切。他为世间带来的福泽，实在难以估量。这岂是区区个人健康长寿所能比拟的！我赞赏侍御为兄长祝寿的方式深明大义，既阐明了其中缘由，又借此针砭了当下浅薄的风气，使读者能有所警醒。
钱塘丁烈妇墓表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钱塘人丁士元绘制其五世祖母烈妇周安人的墓道图，并编纂家族世系，记述其节烈事迹，登门拜访我并说道：“士元的五世祖母李氏，曾被《南疆绎史》收录于《列女传》中，于顺治初年殉难，至今已二百年。虽墓前有下葬石碑，却未能镌刻事迹昭示于道，恐其事迹终将湮没，且无以激励后世子孙。先生乃天下文章大家，若不嫌弃，恳请为墓志撰文。这将是我族的莫大荣耀，亦使先祖得以不朽。”我虽再三推辞未果，便谨按丁氏世系，将烈妇的卓绝品行与朝廷褒扬节义之德，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以激励后世懦弱之人。
文中记载：丁氏分居山阴的一支名叫际龙，世代务农。其玄孙瑞南开始在杭州经商，这就是烈妇的丈夫。烈妇生性至孝。其母突发心痛危症，有人说海外偏方需用指血和药可立愈。烈妇便刺破十指，取血配药，母亲病痛果然痊愈。瑞南在杭州经商期间，家中生计全赖烈妇操持。她裁减用度弥补亏空，勤劳持家节衣缩食，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顺治三年，清军攻占绍兴，当地匪徒趁机四处烧杀抢掠。烈妇带着两个儿子逃难，多次遭遇贼人窥伺。
烈妇料想终究难以逃脱，便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族中长者说：“烦请将他们送到孩子父亲身边，我绝不能受贼人侮辱！”说完便投水自尽。贼人追来相救，未能成功，她三次沉入水中才气绝身亡，年仅二十三岁。瑞南在杭州闻讯赶回，已是三日后，却发现妻子尸身未腐，蚊蝇不近。当时正值六月初四，天气酷热。瑞南既哀悼妻子守节而死，又痛恨匪徒禽兽之心，叹道：“何处不能安身？何必再留故乡？”于是定居杭州。当初烈妇带着逃难的两个儿子，长子名聘贤，幼子名茂卿。至此茂卿便成为钱塘人了。
此后又过百余年，到乾隆十四年，烈妇的孙子可学将其事迹上奏朝廷，获得恩准予以旌表。再过数年，因可学担任某官职，朝廷追赠烈妇为安人。又过九十年，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妇的后裔士元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丁氏家族渐渐兴盛壮大。明末动乱之际，普通百姓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而那些食朝廷俸禄者却往往犹豫不决，有的苟且偷生不久，最终也仓皇就死。血肉之躯本非永恒不坏之物，那些人只是片刻间未能明辨罢了。人生确有关键时刻不可不慎重抉择，像烈妇这样光耀门楣的事迹，岂是一时冲动？而是流芳百世啊！
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
他的曾祖父名永昌，被朝廷追赠为武功将军。祖父名开泰，是康熙甲午科举人，也被追赠为武功将军。父亲名文灿，是雍正甲辰科武进士，曾任山东兖沂镇总兵。传主名廷楠，字让木，河间府献县人，是县学廪生。乾隆四十五年考中举人，五十二年丁未科考中进士。
当时大学士和珅执掌朝政，有位与传主同乡同姓的宦官前来告知：“相国很赏识您，想设宴一见。若能前往，我可引荐，翰林院职位唾手可得。”传主婉言谢绝，最终以知县身份候补待选。嘉庆二年赴吏部候选，被授予广东信宜知县。次年赴任。五年暂代惠州河源知县。当时河源蓝阿和、博罗陈烂屐四、永安曾鬼六等人聚众作乱。传主到任仅三月就擒获蓝阿和，并向惠州知府伊秉绶及总督吉庆进言：“陈、曾二贼为患已久。今阿和就擒，已断其左膀。贼寇所恃者，不过以罗浮山为巢穴。若备足粮草入山围剿，定能擒获陈、曾二贼。”建议未被采纳，两年后果然爆发陈烂屐四、曾鬼六之乱。总督吉庆服毒自尽，知府伊秉绶被判流放，而传主因先前建言得以免罪。
嘉庆六年调任潮州揭阳县知县。揭阳也是盗匪猖獗之地，刁民何阿常、李阿七创立天地会，联合八十多个乡村，分为两股势力，各有两万余人。传主独自骑马深入贼巢，以编查保甲为名，暗中勘察地形地势和出入要道。夜间留宿贼窝，以示信任。八年正月初二，率兵讨伐何阿常。贼众七千人驻扎在赤岩头，官兵仅五百人，在距贼营五里处扎营。夜间忽闻四面响起号角声，士兵惊慌喊道：“贼寇杀来了！”
传主厉声下令：“擅自行动者斩！”在营中暗设子母炮，辅以火枪，待贼逼近才开火射击。将士们隐蔽身形，熄灭灯火，营地寂静无声。贼寇摸不清虚实，最终退走。次日清晨率部登山，恰逢援军赶到，乘胜追击，连烧三处贼巢，何阿常被迫投降。李阿七闻讯后，纠集残部企图再起。传主亲率精兵六十余人，四昼夜急行九百里，在长乐追上贼众，将其擒获。同年八月，又捕获海盗姚阿麻。朝廷因此下令将其送部引见。
岭南地区物产丰饶，风俗与中原大不相同。各国商船往来贸易，奇珍异宝每日涌入，奸诈之徒追逐暴利，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者比比皆是。奇技淫巧、妖异之物层出不穷。乾隆嘉庆年间，奢靡之风已毫无节制。更有不法之徒，索性沦为盗贼肆意妄为。小则抢劫掠夺，大则聚众叛乱，走投无路便逃入海上亡命。
地方官员对此束手无策，只顾隐瞒实情以求自保，盗匪因此愈发猖獗，日益横行。传主在广东任职期间，每到一地必以缉捕盗贼为首务，上级官员也视其为得力助手。朝廷召见的命令下达后，因剿匪事务紧急，上级官员将其留下未能成行。又过两年，剿灭朝阳郑阿明、陆丰李崇玉等匪患后，方才启程赴京。郑阿明纠集会匪号称四万之众，李崇玉统领海盗亦有二万余人。入京觐见后，因功升任知州，仍回揭阳任职。
嘉庆十四年，调任南海知县。当时两广总督百龄崇尚严刑峻法，专事惩治奸恶。某夜半时分，召传主入密室问道：“我有个人要抓，你能办到吗？”传主问：“何人？”百龄答：“洋商吴阿三。”此人是大奸商，家财万贯，屡犯国法。传主回衙后，连夜部署差役，不告知目的地，只说：“跟我走。我说抓人就抓，说杀就杀。”率众破门擒获吴阿三。刚回衙门，就有数批说情者前来，贿赂金额从三万两涨到五更时的五万两，天亮时已达十万两。传主不为所动，最终将吴阿三依法惩办。
海盗张保为祸海上，始于嘉庆初年。后来他与同伙郭学显内讧。郭学显前来投降，张保也萌生归顺之意，但始终犹豫不决。两广总督百龄想派人招降，传主主动请命。百龄说：“多派些护卫给你。”传主推辞道：“若他真心归降，使者自然安全；若是诈降，再多护卫也无用。”于是只带两名仆人，乘小船直抵海口。
贼寇数百艘战船列阵相迎，刀枪如林。张保现身时，众盗齐声呵斥：“跪见我们大王！”传主正色道：“我乃朝廷命官，岂能向尔等下跪？况且你们连编户齐民都算不上，算什么大王？”随即直视张保道：“我原以为你是海上豪杰，没想到竟学市井之徒怒目相向。刘某若是贪生怕死之辈，就不会来此了。”张保闻言立即起身作揖。传主屏退左右，对张保说道：“十年来，广东巨寇如蓝阿和、何阿常、郑阿明之流，海盗如姚阿麻、李崇玉等人，如今可还有活着的吗？”
张保沉默片刻道：“确实都已伏诛。但如今我当如何？李崇玉只因杀害平民，尚且难逃一死；何况我纵横海上十余年，斩杀两任总兵、一名参将、三名游击，罪无可赦。若现在解散部众投降，只怕要任人宰割。”传主道：“你思虑何其短浅！朝廷怀柔四海，纵有顽劣之徒，亦惩逆抚顺，以劝来者，犹恐不及。若能改过自新，实乃莫大之幸，郭学显获赦免死，便是明证。况且智慧莫过于审时度势，德行最忌背信弃义，祸患莫甚于杀害降者。你看我刘某像是诱人投降以邀功请赏之人吗？吉凶祸福，就在你一念之间。”张保再拜致谢：“谨受教诲。”含泪送传主返航。七日后，张保率众归降。
嘉庆十九年，补授嘉应州知州，体恤贫弱，施惠百姓。二十四年，代理廉州知府，简政宽刑，一如在嘉应时。由此可知其为政之道，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嘉庆二十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育有六子：长子凤翮；次子一士；三子凤翼；四子书年，现任翰林院编修；五子逢年；六子其年，现任翰林院庶吉士。谨将其生平政绩整理成文，呈送史馆，以供编修《循吏传》者采录。
武会试录序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武会试外场考试结束后，兵部大臣奏请皇上任命内场考官，皇上命臣曾国藩与臣王庆云共同担任。臣本是湖南乡野之士，才疏学浅，蒙皇上恩典，破格由翰林院逐步提拔至卿贰之位。常恐德不配位，日夜惶恐。今又受此重任，更觉战战兢兢，唯恐难以胜任。臣与王庆云认真审阅考卷，按名额录取考生，恭谨缮写录取名册，呈请皇上御览。依例臣可在此略陈数语。
臣曾听闻宋代名臣张舜民说过：“自古以来镇守边疆、选拔将领，未必专以攻伐征战为能事，关键在于以威德化解敌患。”臣常深思此言。当年廉颇、蔺相如在赵国时，强秦不敢进犯；魏尚镇守云中郡，匈奴不敢南下。至于卫青、霍去病、皇甫规（字三明）等名将，也都威震四方，屡建战功。这些名将的威名气度，足以震慑万里之外的敌人。而君主选用将领，也需以诚心感召。这正是古人所说“在朝堂之上就能决胜千里”的道理。
自唐宋以后，难以直接招揽到真正的将才，只能按照既定标准选拔。于是设立了武举科目，开设武学名额，制定了赐予及第出身的制度。宋仁宗庆历年间，规定武举以策论决定去留，以弓马技艺评定高下。功名利禄之路一开，勇武之士渐渐崭露头角。元明两代沿袭此制未废。然而朝廷以虚名求才，下面的人就因袭这个虚名而投机取巧。那些凭弓马技艺入选的，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人；而以策论考中的，也都只会死记硬背些琐碎无用的章句。有识之士认为，真正的人才涌现，不完全依靠科举取士。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我大清开国以来，威震四方。从宫廷侍卫到八旗劲旅，多有忠勇无双的将士，人才济济。而各地山野间的勇猛之士，又通过科举制度网罗其中，以此储备卫国良将，可谓周全妥当。然而相沿日久，先前所说的那些只会拉弓举重的市井之徒、死记章句的无用之辈，也渐渐混入其中。
而臣所负责的，只是考核默写孙吴兵法的几行文字，无从考察应试者的内在志向与外在体魄，以及他们进退周旋的仪态。要让真正精通兵法的人才必定入选，不让一人遗漏，臣实在不敢自信能做到。只是想到圣天子英明神武，臣等蒙受恩宠，也足以增长刚毅之气，以精神与众多士人相互感召，或许廉颇、蔺相如、魏尚这样的将才就会从中产生。臣这点微薄的心意，实在难以表达最大的愿望。《易经》说：“同样的光明互相映照，同样的气质互相吸引。”虽然不能保证一定如此，但心向往之罢了。
送刘君椒云南归序
圣人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哪里？不过是耳朵、眼睛、嘴巴、鼻子、心智、身体各司其职罢了。上天造人时，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口和身体负责言语行动，心负责思考。不该听的却胡乱去听，不该看的却放纵去看，这对器官来说就是违背法则。能够看透的事物却不能完全看清，能够听明白的道理却不能完全听懂，这对器官来说就是失职。对于口、身体和心智来说也是如此。失职是因为才能不足，违背法则是明知故犯，罪过就更严重了。
圣人行事不逾越耳朵的职分，不超越眼睛的度量。从一屋子的柴米油盐，推及到天下大事、鬼神幽微，无论涉及人伦关系还是纷繁世事。凡是应当看清的必能明察秋毫，凡是应当慎言的必能审慎出言，凡是需要思考的必能条理分明。使自身各器官各尽其职，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以完成我们身心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践形”（实现天赋形体的本分）。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不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吗？
如今那些自诩为君子的学者，实在令我困惑。他们的耳朵没有真正接受什么，众人听什么他们就跟着听什么；他们的眼睛没有真正欣赏什么，众人看什么他们就跟着看什么。用奸邪的目光窥视，用扭曲的耳朵倾听，言语不合正道，行为不端。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若是众人喜好的东西而不去追随，反而会被视为异类。那些推崇考据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做就对，那样做就错。”那些崇尚词章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写就好，那样写就不好。”只要有一个强势之人振臂一呼，立刻就有成百上千人如蚂蚁般趋附追随。
他们早晨背诵晚上诵读，只求形迹相似、音调相仿，耗尽自己的耳目心思，只为迎合他人的意气。不过数十年光景，风气一变，这些学说便如泡沫般消散无踪。待到新的学说兴起，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他们又不惜耗尽精力去追逐。同样都是五官四肢俱全的人，不去践行圣人的正道，却追逐众人的喜好，终其一生疲于奔命地追求庸人的毁誉，至死都不醒悟，可说是愚昧至极、冥顽不灵了。
汉阳的刘椒云君学问精深、为人敦厚，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内在志向与外在行为都严格遵循法度。而他还要进一步发挥身体官能的作用，广泛探究各类学问，融会贯通诸子百家，以求达到自身才学的极致。我仍担心他会因追逐众人喜好而劳损身心，在他离别之际写下这些话以劝勉他。不过我自己其实也常陷入前文所说的两种学说之流，同样奔忙于众人喜好的潮流中，因此写下这些也是对自己的警示。
曹颍生侍御之继母七十寿序
从前我读《后汉书·列女传》时，私下觉得范晔自称体例宏大、思虑精详，却未能真正领会修史的要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认为天地之所以不衰败，全靠有伟人来维系秩序。所以详尽记载圣明君主、贤能宰相和杰出人才。这些人都是能够整顿乾坤、为后世立下典范的。而范晔却把几个女子也列在其中，这与治理天下的主旨有何关联？况且他所记载的如桓孟这类女子，不过是寻常的妇道人家，并无特别惊人的事迹，更不值得记述。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积存已久。
后来仔细思量，天下是由亿万个家庭组成的。在一个家庭中，男子主外，女子主内，两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而女子所处的环境，往往更为艰难局促。她们在日用饮食等寻常事务中处理得当，即便是圣贤处在其位，也不能超越这样的本分。既然妇女有值得称道的事迹，自然不该任其埋没而不彰显。如此看来，范晔设立《列女传》的用意，确实也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