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讲解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中持续了约莫半个时辰。他声音清越，吐字清晰，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显露出深厚的学问功底。只见他时而援引《尧典》阐述选贤任能之道，时而借用《洪范》说明治国纲常，努力将《尚书》中那些古朴恢弘的治国理念，与韩国当下财政拮据等现实积弊巧妙勾连。虽然其中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处，但其言辞恳切，态度虔诚，倒也令部分崇尚儒学的官员听得如痴如醉，不时抚须颔首，面露赞许之色。
殿角那尊巨大的青铜兽首火盆中，上好的银霜炭已被内侍悄无声息地更换过一次。新添的炭块在余烬中渐渐烧透，散发出更为持久稳定的热量，将殿内这片空间烘托得暖意融融。然而这暖意仿佛被无形的界限所束缚，始终无法真正驱散那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的寒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紧闭的雕花窗棂上，原本细微的冰棱花纹此刻已悄然凝结增厚，如同某种不断生长的白色苔藓，正以一种固执而冰冷的姿态，向内窥探着殿内的“温暖”与“争论”。偶尔有寒风从窗隙钻入，带动烛火微微摇曳，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御座之上，韩王牛马任起初尚能维持着端正的坐姿，目光专注地落在孟轲身上，做出认真聆听的姿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孟轲所宣讲的内容，大多仍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却又大而无当的仁政、王道、德治，如同隔着一层缥缈的纱幕观看风景，美则美矣，却触手难及。一旦涉及如何切实解决国库日益见底的困难，如何应对周边列国愈发激烈的军事竞争与外交倾轧，如何化解国内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势力对改革的掣肘等具体而微、却又迫在眉睫的难题时，孟轲的言辞便总是如同遇到礁石的溪流，自然而然地绕开，重新汇入“修身”、“齐家”、“仁心”、“德化”那片看似广阔无边、实则缺乏具体路径的古老河床。
年轻的韩王，眼神渐渐有些涣散。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铺着明黄锦缎的御案上轻轻划动，指尖感受着丝绸的细腻与冰冷。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飘向那被窗棂冰花和窗外持续的风雪所模糊的天空，思绪似乎挣脱了这沉闷的殿堂，飘回了不久之前与墨大夫、于翠等心腹重臣密商币制改革的那个下午。那些围绕着铜铅锡配比优劣的激烈争论，那些对可能受损的铸币世家、地方豪强等利益集团细致入微的剖析与应对策略，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冰冷而坚硬的数字与逻辑……这一切，远比此刻回荡在殿中的、关于“仁义”的古老空谈，更来得真切、紧迫，也更具有一种撼动现实的力量。
当孟轲的讲席进行到《尚书·伊训》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一句时，他正沉浸在对经文的详细阐释之中，着力描绘“上帝”之威严莫测，天道之运行无常，以此谆谆告诫君王须时刻保持警惕与敬畏，励精图治，施行善政，方能得到上天的眷顾与庇佑。
“上帝……”韩王牛马任忽然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声音很轻，却如同冰珠落玉盘，在孟轲抑扬顿挫的宣讲中显得格外突兀。他原本有些涣散的眼神瞬间聚焦，闪过一丝锐利而清醒的光芒，仿佛暗夜中划过的闪电。他抬起手，做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手势，打断了孟轲那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阐释。
“孟先生，”韩王的声音清晰地响起，打破了殿内持续了近半个时辰的单方面讲授所带来的沉闷气氛。这声音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所有官员，无论之前是否走神，此刻皆精神一振，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知道经筵中最为关键、也往往最富机锋的论辩环节，即将开始了。“寡人有一问，欲向先生请教。”他的语气保持着对讲官的基本尊重，但措辞间已带上了君王垂询的意味，“夫子方才所言‘上帝’，指的应是我诸夏自古敬奉的昊天上帝吧？依古礼记载，昊天上帝，高踞苍穹，掌控风雨雷电，四时更迭，乃至人间王朝战争的胜负，邦国的兴衰，乃至君王个人的命运前程，最终也由他老人家裁决。你引用的这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便是阐述这个意思，告诫寡人须顺天应人，对么？” 他的问题看似只是对经义的确认，寻常无奇，但话语深处，却隐隐带着某种预设的陷阱与探究的意图。在他的脑际，一些零碎的记忆碎片闪烁不定，似乎关联着另一个时空维度里，明末那位名为徐·保罗·光启的士大夫，·用来自泰西的基督教“上帝”概念，来替换、覆盖这华夏固有语境中的“上帝”。那是一种文化根基层面的篡改与侵蚀，其心可诛。
孟轲虽觉大王此问来得有些突兀，打断了既定的讲经节奏，但仍在自身所熟悉的儒学框架内从容应对。他面向御座，恭敬地躬身一礼，答道：“殿下明鉴，学识渊博，正是此意。《尚书·泰誓》篇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王乃上天所立，代天牧养万民，故其一言一行，须时刻体察天意，躬行善政，如此方能上邀天眷，国祚绵长。”他的回答中规中矩，引证恰当，将君权神授与君王责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韩王却并未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向前微倾身体，目光如实质般紧紧锁定孟轲，追问道，语气较之前更为急切：“若按先生所言，昊天上帝的旨意，是历史变迁、王朝更迭、家国兴亡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那只无形而全能的推手。那么，这天下一切的兴起、变革、治理、动乱，其终极缘由，岂不全都取决于那冥冥之中、幽深难测的天意主宰？吾等为人君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是否只需每日焚香祷告，静候天意垂示便可？若果真如此，史官之笔如何书写，他人如何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吾等便只能被动地相信什么？这与那些乡野之间，听信巫祝妄言、不辨真伪吉凶的愚夫愚妇，在依赖外在神秘力量这一点上，又有何本质的区别？” 他的语气在追问中逐渐加重，带着越来越明显的质疑和批判色彩。这已不仅仅是在讨论经文本义，更是在挑战儒家天命观可能带来的、在现实政治中消极无为、神秘主义的倾向，以及其可能被利用来愚弄民心、固化权力的弊端。
殿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群臣屏息凝神，目光在神色平静却目光锐利的韩王，和面色依旧努力保持镇定但眼神已透出凝重的孟轲之间，来回移动。殿外呼啸的风雪声，在这一刻似乎也识趣地低伏下去，不敢打扰这殿堂之内思想层面的激烈交锋。
孟轲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御座的压力，那不仅仅是君王身份的威压，更是一种基于现实逻辑的、凌厉的思想冲击。但他毕竟是鸣皋书院出身、享誉士林的知名学者，修养深厚，脸上依旧努力维持着谦和从容的笑容，只是话语依旧固守在经典的藩篱之内，试图用更古老的权威来化解当代君王的质疑，此刻听起来便不免显得有些迂阔：“殿下所虑深远，圣心独照，非臣等所能及。然《尚书·大禹谟》篇中亦曾有言：‘诚者，天之道也。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句精义在于，为人君者，当以清醒、明智的头脑，秉持至诚不贰之志，等待并清晰、准确地领受上帝所降之命，如此，上帝感知其诚其明，便会一再嘉奖，将更伟大的功业、更昌盛的国运，托付于您。” 他试图用这种“诚能感天”、“明能受命”的经典循环论证，来化解韩王对天命不可知、不可控的质疑，将主动权部分拉回到“人君”的“诚”与“明”之上。
韩王听罢，几不可察地摇了摇头，年轻的面庞上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如同投入古井的石子，虽未激起波澜，却沉入了深处。他靠回镶嵌着龙纹的硬木椅背，语气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却更显深沉与逼人的力量：“让君王以清醒明智的头脑，以诚挚专一的意志，去等待并接受上帝的命令……孟先生，你引证的这句话，其本身用意，寡人觉得倒也无错。可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再次变得锐利，“你依然没有正面回答寡人最开始的疑惑——昊天上帝，或者说这至高无上的天意，它何以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至公至正的？它判断一个君王、一个邦国善恶、得失的最终依据，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不见、摸不着、全凭各自解读的‘德行’或‘仁心’吗？若德行与仁心，当真是如此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那寡人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一个邦国，若能通过有效的治理，创造出更丰沛的社会财富，能打造出更精良、足以御辱安邦的兵器甲仗，能培养选拔出更多干练务实、精通律法财税的官吏，最终使得境内百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使得国家军力强盛无匹、外敌不敢觊觎——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功业，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德行’，就是最能体现‘上帝’荣光与意志的事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利’吗？而这关乎国家强盛、民生福祉的‘大利’，与先生先前所鄙夷的、大夫士庶人所追逐的‘私利’，难道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如同连珠炮般，将古老的“义利之辩”推向了一个更贴近现实、更尖锐深刻，也更具实践性的层面。韩王巧妙地将“国之大利”——即国家的富强、军事的强大、官吏的效能、民生的改善——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德行”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最高层次的德行体现，反过来质疑和挑战孟轲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主流观点中，往往将“利”简单等同于“私利”、“贪欲”并进行道德批判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孟轲一时语塞，他那原本流畅如泉涌的辩才，仿佛遇到了坚硬的礁石。他擅长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文本中游刃有余，凭借训诂与义理与人周旋，却似乎难以应对这种基于现实政治运行逻辑、关乎国家生存竞争的犀利诘问。他张了张嘴，面色微微泛红，正待引述《春秋》或其他经典来试图挽回，殿下文官班列之中，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却有一人忽然出声，打破了这短暂的僵持。
出声者是宋毋忌。他年纪与经筵官韩青相仿，面容清癯，肤色带着一种长期远离世俗纷扰的超然与宁静，气质与周围那些冠带堂皇的官员迥然不同。他与身旁站立的同僚正伯侨，皆是朝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他们并非纯粹的儒生，其志趣在于研究、整合上古流传的巫祝之术、方仙道法，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新的、体系化的信仰与修行理论——他们称之为“天道教”。
宋毋忌的声音平和而稳定，不高不亢，却清晰地传入殿内每一个人的耳中：“回禀大王。依上古之零星记载，及我辈多年考据探赜，认为元气广大，充盈宇宙，则称昊天；而人之所尊，其位最崇者，莫过于帝。将此至高无上之存在，托付于苍茫昊天之上，故称上帝。” 他的解释，刻意绕开了儒家充满伦理诠释的阐释路径，试图将“上帝”这一概念，从过于伦理化、政治化的语境中，拉回到一个更原始、更具形而上色彩、近乎宇宙本源或终极法则的“天道”层面。
他的同道正伯侨立刻接口，他的声音则显得比宋毋忌更为激切一些，带着一种布道者特有的热情与笃定，矛头几乎不加掩饰地直指孟轲那套在他看来空疏无用的理论：“大王明鉴！我天道教之要义，一直推崇，‘创物者’，乃是沟通神明、体现天意之阶梯！上帝作为造物之主，化生万物，其意志必然倾向于将更大的事业、更多的眷顾，托付给那些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善于‘创物’的实干之士，而非那些只知空谈道德、不切实际、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的……清谈之士！” 他显然在最后关头，将几乎脱口而出的“伪君子”一词，硬生生改为了稍显温和的“清谈之士”，但其批判的锋芒与指向，已表露无遗，如同出鞘的利刃。“《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此言固然有理。然，若其身虽正，却无创物利民之实绩，于国家之富强何益？于百姓之福祉何益？此非真仁义，乃迂腐之见也！”
此言一出，满殿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哗然与低议。这几乎是毫不客气地直接指责孟轲，乃至整个主流儒学体系，是“空谈误国”、“迂腐无用”！一些崇尚儒学的官员，如几位博士和司经局官员，脸上已明显现出愤慨与怒色，若非在御前，只怕早已出声驳斥。
孟轲涵养再好，面对如此当面的、近乎人身攻击的尖锐攻讦，脸上那维持了许久的温文尔雅的笑容也终于彻底僵硬、消散。他那双原本平和凤眼微微眯起，闪过一丝难以遏制的愠怒，但旋即又被强大的理智与在御前必须保持的礼节强行压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不快尽数压下，然后转向正伯侨和宋毋忌所立的方向，依旧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节，只是声音里已透出几分难以掩饰的冷意与疏离：“轲才疏学浅，适才所言，若有不周不到之处，徒惹方家贻笑。儒学博大精深，轲不过略知皮毛。还请伯侨兄、毋忌兄，不吝赐教一二，以解轲之惑，亦使殿内诸公得闻高论。” 他将“赐教”二字咬得稍重，带着明显的反讽意味，场面上的火药味顿时变得浓烈起来，学派之争的硝烟弥漫在原本庄重的经筵殿堂之中。
眼看着这场旨在探讨治道的经筵，即将彻底演变成一场儒家与天道教之间，关乎义理、信仰与实用价值的激烈学派之争，而韩王最初所关心的、如何解决现实困境的具体策略，却在这看似热闹、实则空洞的言辞交锋中，被悬置了起来，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韩王牛马任高踞御座，冷静地俯瞰着台下神色各异的臣子们——有的面露愤慨，紧握笏板，为孟轲和儒学辩护；有的则眼神游移，若有所思，似乎被不同的观点所触动；还有的则事不关己，低眉顺目，仿佛眼前这场争论与己无关。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与无力感，如同这殿外厚重的积雪，压在心口。这种脱离实际、空对空的学派争论，除了消耗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于解决国库的空虚、于强化军队的武备、于打破旧族的桎梏，这些实实在在的困局，毫无裨益。他想要的，是能打破当前僵局的具体策略，是能增强国力的切实办法，是能付诸行动的清晰蓝图，而不是这些看似高深莫测、引经据典，实则虚无缥缈、互相攻讦的“义利”之争和门户之见。
一股熟悉的胀痛感再次侵袭着他的眉心，他抬起手，用指节用力揉了揉，试图驱散那不适与烦躁。他不再去看台下争论渐起的双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直侍立在御案之侧、密切关注着会场动态的经筵官韩青，微微摇了摇头，沉默地递过一个明确的眼神。
韩青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辩论，同时更时刻留意着韩王的神色变化。见此情景，他立刻会意，知道这场经筵已不宜再继续下去。他上前一步，走到御案与讲席之间的空地上，面向众臣，声音洪亮而清晰地打断了即将升级的争论：
“时辰已至，讲筵将毕！孟先生今日阐发经义，引据详实，深入浅出，令人启发；诸位臣工随后各抒己见，亦显拳拳忧国之心，殊为可嘉。然殿下连日操劳，现已倦矣！今日经筵，到此为止——恭送大王！”
他的话语如同最终的裁定，在殿堂中回荡。声音落下，殿内出现了一瞬间的绝对安静，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随即，如同潮水般涌起的，是文武百官整齐划一、躬身行礼时衣袍摩擦的窸窣声，以及那山呼海啸般的“恭送大王——！”的声浪。
韩王牛马任面无表情地站起身，玄色的常服袍袖随着他的动作带起一阵微风。他没有再看台下任何人，没有对刚才的争论做出任何评判或总结，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流露，径直转身，从后厅那垂下的锦缎帘幕之后悄然离开。他挺拔而略显孤寂的背影，迅速消失在那片象征着内廷深处的阴影之中，仿佛将殿外那肆虐的风雪与殿内尚未平息的思想涟漪，一同隔绝在了身后。
殿内，只留下满殿心思各异、表情复杂的文武百官，炭火盆中银炭燃烧的细微噼啪声，以及窗外那依旧不知疲倦、仿佛要吞噬一切光与热的、隆冬时节酷烈而无情的风雪呜咽。
风雪呜咽，经筵虽散，但这场关乎韩国未来道路、关乎治国理念深层冲突的思想交锋，才刚刚显露出其冰山一角，埋下了未来更多争论与变革的种子。新旧观念的碰撞，传统义理与现实需求的张力，如同这冬日里殿内竭力维持的暖意与殿外砭人肌骨的严寒之间持续不断的抗争，远未结束，甚至，可能才刚刚开始。
一箭刺穿伪史迷雾，历史真相如雷轰鸣，幻术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