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论坛”上关于“碳硅文明契约”的讨论,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将**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这个宏大而迫切的议题,正式摆在了“龙渊”基地核心决策层的面前。叶辰的视角提醒了众人,技术的前进轨迹可以规划,但其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波,却需要未雨绸缪的引导和界定。
这种伦理挑战,首先在最前沿的生物科技领域凸显出来。
“鸿蒙”生命科学中心(“重器计划”在生物领域的核心机构)在基因编辑与细胞重编程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不仅能够高效、精准地修复致病基因,更在理论上具备了进行“增强性”基因编辑的可能性——比如提升特定组织的再生能力、优化神经元的代谢效率,甚至可能影响某些与认知、体能相关的潜在遗传因素。
一份关于“技术应用边界”的紧急报告被送到了叶辰的案头。报告指出,尽管目前严格限定于重大遗传疾病的治疗性研究,但技术本身蕴含的“增强”潜力,已经在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人类主动进化、摆脱自然选择束缚的必然一步;反对者则警告,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能导致基因层面的社会不公,甚至重新定义“人类”本身。
叶辰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苏雨晴调阅了“火种”数据库中关于其他文明处理类似伦理困境的历史案例与哲学思辨。他发现,走向极端增强或绝对禁止,都曾导致过严重的文明危机。
几天后,叶辰在“鸿蒙”中心主持了一次闭门研讨会。他没有谈论具体技术,而是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生命科技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创造‘超人’,还是消除痛苦、提升全体人类的生命质量和尊严?”
他引导与会者思考:“治疗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与编辑基因让一个人天生拥有更强的肌肉力量,在伦理上是否是同质的问题?界限在哪里?是基于意图(治疗 vs 增强),基于结果(是否导致新的不平等),还是基于某种抽象的‘自然’或‘人性’概念?”
一位年轻的伦理学家尝试回答:“或许界限在于‘普惠性’和‘非强迫性’。一项技术,如果其好处能被社会广泛共享,且不强制个体使用,那么其伦理风险就相对可控。”
叶辰微微颔首:“这是一个思考方向。但‘普惠’如何实现?技术初期必然昂贵。而‘非强迫’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也可能演变为隐形的压力。”他顿了顿,抛出了更核心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主要建立在固定的生物学特性之上,还是建立在我们的理性、情感、道德选择以及社会联结之上?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适度利用科技改善我们的生物基础,或许并非对‘人性’的背叛,而是其延伸。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伦理护栏,确保这种‘延伸’是导向更大的善,而非分裂与奴役。”
他最终建议,“鸿蒙”中心暂停所有非治疗性的“增强”研究,集中精力攻克重大疾病,同时联合哲学、法学、社会学界,共同起草一份《生命科技伦理指导原则》,明确研究禁区、审批流程和公众监督机制。
这次研讨,为汹涌的生物科技浪潮设置了第一道理性的闸门。苏雨晴记录着叶辰那些充满哲学思辨的发言,感受到他不仅在解决技术问题,更在努力为狂奔的科技套上伦理的缰绳,确保其行驶在造福人类而非毁灭人性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