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涵靠在出租屋门板上缓了足足一个小时，胸腔里的狂跳才渐渐平复，可掌心被发卡扎出的细小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渗着的血丝已经凝固成暗红的小点。窗外的灯塔依旧在闪烁，一明一暗地映在地板上，像极了他此刻忽明忽暗的情绪——刚才狂奔时的恐惧还未散尽，一种更沉的空虚却涌了上来，像潮水般漫过紧绷的神经，露出底下藏了三年的、对家的渴望。
他不敢再待在封闭的出租屋，怕自己被幻觉吞噬。抓起挂在门后的黑色外套，他轻手轻脚地拉开门，确认巷口空无一人后，才贴着墙根往外走。青石板路上的海雾还未散尽，沾在鞋底发凉，远处传来渔船归港的汽笛声，混合着渔民的吆喝声，本该是鲜活的人间烟火，落在他耳里却只剩孤独。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脚步最终停在了镇口那座老旧的公共电话亭前。
电话亭的玻璃蒙着一层灰，里面的灯坏了，只有顶部的缝隙漏进一点路灯的光。他站在外面犹豫了五分钟，手指反复摩挲着口袋里仅剩的几枚硬币——那是他早上买卫生巾剩下的。三年来，他把父母的电话号码刻在心里，无数个深夜里，指尖在老人机的按键上悬着，却从未敢按下。可今天，在手术前的最后一夜，在被恐惧和孤独逼到绝境的时刻，他太想听到母亲的声音了，哪怕只是一声喂。
他钻进电话亭，玻璃门关上的瞬间，仿佛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霉味混杂在一起，却让他莫名安心了些。他颤抖着投进硬币，指尖在按键上停顿了三次，才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电话拨通的提示音“嘟嘟”响起，每一声都像敲在心脏上，他攥着听筒的手青筋凸起，屏住了呼吸，连眼睛都不敢眨。
“喂？”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尾音还带着他记忆里的温柔。就是这一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压抑三年的情绪闸门，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模糊了视线。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妈”，喉咙却像被堵住一样发不出声音，只有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里挤出来。
就在母亲要再次开口询问的瞬间，墨涵猛地按下了挂断键。听筒里传来“忙音”的瞬间，他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靠在电话亭冰冷的玻璃上，剧烈地喘息。恐惧像冰冷的海水，瞬间浇灭了刚才的冲动——他差点忘了，李佑铭的技术团队能追踪到任何通话记录，哪怕是公共电话；他更怕自己再听一秒母亲的声音，就会崩溃地说出所有秘密，把父母也拖进这无边的深渊。
他蹲在电话亭里，双手抱着头，眼泪砸在冰冷的地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三年前被带走的那天，母亲追在车后哭喊的样子、父亲试图阻拦时被打倒的背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他之所以能忍受三年的囚禁，之所以能拼尽全力逃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脆弱，把他们推向危险的边缘？
不知过了多久，他擦干眼泪，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和一支快没墨的圆珠笔——这是他在奶茶店捡的，本来想用来记订单，却一直没派上用场。借着从玻璃缝隙漏进来的路灯微光，他把纸巾铺在膝盖上，开始写信。笔尖划过纸面，字迹因手的颤抖而歪歪扭扭，墨痕时深时浅，却藏着他所有的思念和痛苦。
“妈，爸，我想你们。”开头的七个字，他写了三次才写完整，眼泪滴在纸面上，晕开了“想”字的笔画。他写高考结束那天，母亲煮的鸡蛋面，面条上卧着的溏心蛋；写父亲带他去买画具，蹲在柜台前和老板砍价的样子；写他偷偷刻在钱包上的“涵”字，是模仿父亲的笔迹。他写自己现在很安全，在一个靠海的小镇，能看到很美的夕阳，却不敢写自己的伪装，不敢写被囚禁的三年，更不敢写肚子里的孩子和明天的手术。
“妈，对不起，我不能回家，不能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他的笔尖顿了顿，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知道你们肯定很担心我，可我不能连累你们。等风声过了，我一定会去找你们，到时候再给你们做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他还想写很多，想写陈姐的热包子，想写孩子们喊他“眼镜哥哥”，想写海边的礁石滩，可笔里的墨快用完了，字迹越来越淡，最后只能草草收尾。
他把写好的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外套内兜，像揣着一件稀世珍宝。走出电话亭时，海雾散了些，月亮露出了半张脸，照亮了前方的路。镇口的邮筒就立在不远处，绿色的油漆掉了大半，上面还贴着几张旧海报，风吹过的时候，海报发出“哗啦”的声响。他朝着邮筒走去，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灌了铅。
他站在邮筒前，手里攥着那封信，指尖能感受到纸巾的粗糙。邮筒的投信口黑漆漆的，像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他想起母亲收到信后可能会有的反应：会拿着信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会因为担心而失眠，甚至可能会报警，而这一切，都可能被李佑铭的人察觉。这封信不是慰藉，而是一颗定时炸弹，会把他最想保护的人炸得粉身碎骨。
一个路过的老人看到他站在邮筒前不动，笑着问：“小伙子，寄信啊？这邮筒每周三才开，要寄的话得趁早。”墨涵勉强笑了笑，点点头，却没有抬手投信。老人走远后，他盯着邮筒看了足足十分钟，脑海里反复挣扎着——一边是倾诉思念的渴望，一边是保护家人的责任。最终，他深吸一口气，把信从内兜拿出来，揉成一团，扔进了邮筒旁边的垃圾桶。
纸团落在垃圾桶里，发出轻微的声响，却像砸在他心上一样沉重。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垃圾桶前，看着那个纸团，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他知道，这一扔，扔掉的不仅是一封信，更是他唯一的倾诉出口，是他和过去温暖的最后一点联结。从今往后，他只能继续戴着“林安”的面具，在孤独的逃亡路上，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和恐惧。
他转身往出租屋走，脚步比来时更沉重。路过便利店时，老板还在收拾货架，看到他笑着打招呼：“小伙子，又来买东西啊？”他摇摇头，没有说话，低着头快步走过。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几盏，留下长长的阴影，他走在阴影里，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是刚才的情绪波动引发的恶心，他摸了摸口袋，青梅干已经吃完了，只能强忍着往前走。
回到出租屋，他没有像昨晚那样检查门窗，而是直接躺在了床上。疲惫像潮水般席卷而来，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摸出枕头边的卫生巾，塑料包装的棱角硌得掌心发疼，却让他保持着清醒。他想起信里写的糖醋排骨，想起母亲煮的鸡蛋面，想起父亲的笑容，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他知道，明天的手术，不仅是斩断和李佑铭的联系，更是斩断自己对“家”的所有奢望。
后半夜，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回到了家里，母亲在厨房煮面，父亲在客厅看报纸，他坐在餐桌前，吃着溏心蛋，和他们说着望渔镇的故事。就在他要说出自己怀孕的事时，李佑铭突然出现在门口，笑着说：“墨涵，找到你了。”他猛地惊醒，发现自己蜷缩在床角，手里紧紧攥着那枚塑料发卡，掌心的伤口又裂开了，渗着血丝。
天快亮的时候，他起身走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底布满血丝，黑框眼镜后的眼睛里，没有了昨晚的脆弱，只剩下一种麻木的平静。他看着镜中的自己，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墨涵，从今天起，没有家人，没有过去，只有林安。”说完，他用冷水理顺额前的碎发，重新戴好眼镜，仿佛戴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面具。
他把那封被揉成团又展开的信放在桌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亮了纸上晕开的墨痕和泪痕。他没有再看一眼，而是拿起布包，里面装着卫生巾、假证和预付费手机。走出出租屋时，他没有再绕小巷，而是径直走向镇口的公交站，脚步快而稳，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今天过后，他会变成一个彻底没有“过去”的人，孤独地活在这个靠海的小镇上。
就在他坐上公交车的瞬间，一阵风吹过镇口的垃圾桶，把那封被揉成团的信吹了出来。信纸在地上缓缓展开，上面的字迹被未干的泪水晕染得模糊不清，却还能看清开头的“妈，爸”。风再次吹过，信纸被卷起来，飘向海边的方向，像一只失去方向的蝴蝶，最终落在了礁石滩上，被海浪打湿，变成了一张无人接收的、来自远方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