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室里，空气比预想中更紧绷。盛达建筑公司的代表张经理坐在桌子一侧，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眼神躲闪；对面的老郑双手攥着考勤本，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十位农民工代表里，有人悄悄握紧了拳头，显然还没从“讨薪无门”的焦虑中完全平复。陈砚坐在中间，面前摊开的证据册按“欠薪事实”“企业偿付能力”“法律依据”三部分整齐排列，每一页都贴着红色标签，透着不容置疑的专业。
调解开始前，仲裁员先做开场白，强调“自愿、合法、公平”的原则，话音刚落，张经理就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刻意的委屈：“仲裁员同志，不是我们不发工资，实在是项目亏损严重，开发商还欠我们40万工程款没结，公司账户里只剩几万块，连材料款都快付不起了。”他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工程款结算协议》复印件，“您看，这上面写得很清楚，开发商承诺上个月付款，结果至今没到账，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老郑刚想反驳，陈砚轻轻按住他的手，转头看向张经理，声音平静却有力：“张经理，您说的‘项目亏损’，有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支撑吗？至于‘开发商欠款’，我们上周刚向开发商核实过，对方表示已于三个月前支付了80%的工程款，合计120万元，远超合同约定的‘进度款支付比例’，不存在‘欠付40万’的情况。”他将开发商出具的《付款凭证》复印件推到桌上，红色方框清晰圈出“120万元”的金额和付款日期，“而且我们向法院申请的财产保全结果显示，贵公司账户上周还有20万元资金流动，用于支付管理层的季度奖金，并非您所说的‘只剩几万块’。”
张经理的脸色瞬间变了，拿起付款凭证反复翻看，半天说不出话。仲裁员接过凭证，仔细核对后问道：“张经理，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您有异议吗？如果没有，就需要解释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以及为何优先支付奖金，却拖欠农民工工资。”
张经理咽了口唾沫，试图辩解：“那20万是之前预留的备用金，支付奖金是为了稳定团队，不然项目更难推进……”话没说完，就被陈砚打断：“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一条，企业应当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不得将工资款项用于非工资性支出。贵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若继续拒不支付，不仅要面临5-10万元的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还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企业后续招投标资格。”
陈砚说着，又拿出一份《行政处罚案例汇编》，里面收录了三起“企业欠薪被处罚”的案例，其中就有本地某建筑公司因优先支付奖金、拖欠工资，被吊销资质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近一年发生的，贵公司要是不想重蹈覆辙，就该拿出诚意，尽快解决工资问题。”
调解室里陷入沉默，张经理低头看着案例汇编，手指在纸面上反复滑动，显然在权衡利弊。老郑趁机开口，声音带着压抑已久的激动：“张经理，我们十个人在工地干了半年，每天起早贪黑，有的人家孩子等着交学费，有的老人住院等着用钱，你说你们亏损，可你们管理层能拿奖金，我们连基本的工资都拿不到，这公平吗？”他身后的一位农民工也补充道：“我老婆上个月生孩子，因为没拿到工资，连住院费都是借的，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别再找借口了！”
农民工们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仲裁员连忙安抚：“大家冷静一下，调解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有话慢慢说。”陈砚也适时调整语气，对张经理说：“我们理解企业经营有困难，但农民工的血汗钱不能欠。如果贵公司现在全额支付32万工资，我们可以放弃主张‘拖欠工资的25%赔偿金’，也不追究之前的违法责任，这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结果。”
张经理抬头看向陈砚，眼神里满是犹豫：“可公司现在确实拿不出32万，能不能先付20万，剩下的12万分三个月付清？”陈砚立刻回应：“我们可以接受分期支付，但需要贵公司提供担保，比如用工地的两台塔吊作为抵押，同时签订《还款协议》，明确每期付款时间和违约金，确保农民工能按时拿到工资。”
此时，小张从外面走进来，悄悄递给陈砚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开发商同意从剩余工程款中优先划扣12万，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陈砚看完，心里有了底，对张经理说：“另外，我们已经和开发商沟通好，他们同意从剩余的20万工程款中，优先划扣12万支付工资，贵公司只需要支付20万即可，剩下的12万由开发商代付，这样你们的压力也能减轻不少。”
张经理听到这话，眼睛一亮，立刻问道：“开发商真的同意？有书面承诺吗？”陈砚拿出开发商出具的《代付承诺书》，上面明确写着“同意从剩余工程款中划扣12万元，用于支付盛达建筑公司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张经理接过承诺书，反复确认后，终于松了口气：“既然这样，我们同意全额支付工资，现在就可以签订调解协议。”
仲裁员见状，立刻拿出《调解协议书》模板，双方当场核对工资金额、支付方式，担保条款，确认无误后，各自签字按手印。
走出调解室时，老郑紧紧握着陈砚的手，声音哽咽：“陈律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工资。”其他农民工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表达感谢，有人甚至红了眼眶。陈砚笑着说：“这是你们应得的血汗钱，以后再遇到欠薪问题，记得及时收集证据，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别再像这次一样，拖了半年才维权。”
当天下午，盛达建筑公司就将20万工资转入农民工指定的银行账户，老郑收到到账短信后，第一时间给陈砚打电话报喜：“陈律师，钱到账了！我这就给工友们分下去，晚上我们请你吃饭！”陈砚婉拒了邀请，嘱咐他：“先把钱给大家分好，确保每个人都拿到，一周后记得查开发商代付的12万到没到账，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回到律所，团队成员们围过来，兴奋地讨论调解结果。小张说：“没想到开发商会同意代付，这大大降低了调解的难度，也让农民工能尽快拿到工资。”小刘则补充道：“这次调解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处理欠薪案，不仅要盯着企业，还要联动开发商、人社局等多方资源，形成维权合力。”
陈砚点点头，翻开调解协议，在旁边写下“调解要点”：1. 提前核实企业资金情况，用财产保全结果打破“没钱支付”的借口；2. 联动第三方，分担支付压力，降低调解门槛；3. 结合法律规定与行政处罚案例，增强谈判威慑力。“这些要点要整理到《农民工欠薪案办案流程手册》里，以后遇到类似案件，就能更高效地推进调解。”
傍晚时分，老郑又发来消息，说20万工资已经全部分给工友，大家都在准备回家过年，还拍了一张工友们拿着工资条的合影，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格外开心。陈砚看着照片，心里满是感慨——调解桌上的博弈虽然紧张，但最终能帮农民工拿到血汗钱，一切都值得。他知道，这只是农民工维权路上的一个小胜仗，未来还会有更多挑战，但只要坚持用专业和真诚为弱势群体发声，就一定能让更多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