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二年的秋晒日，成都府学的旧书库里，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棂，在积满灰尘的书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前蜀汉太学博士谯周蹲在地上，正翻检着一堆被虫蛀的竹简，竹片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却仍能辨认出“诸葛丞相遗策”几个字。
“先生，邓将军让人来问，这些旧书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就当柴火烧了。”一个年轻的学童进来通报，手里还抱着几卷发霉的帛书。谯周连忙摆手：“别烧！这些都是宝贝——你看这卷《便宜十六策》，是丞相当年给后主的治国方略，可惜啊，没几个人真当回事。”
学童凑过来，指着竹简上的字：“先生，这上面写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是什么意思？”
“这是丞相的第一策：让百姓好好种地，积蓄粮食，别瞎折腾。”谯周拿起一块相对完整的竹简，声音低沉下来，“当年丞相平定南中后，休兵三年，让蜀锦换粮食，让桑田连成片，成都平原的粮仓堆得像小山，连魏人都羡慕。可后来呢？”
他指着另一堆散乱的账册：“你看景耀元年的农桑账，那年春天本该播种，朝廷却征了十万农夫去修宫殿，结果误了农时，秋天减产三成。丞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可仓廪空了，百姓能不反吗？”
正说着，前户部小吏王仲（即之前藏账簿的王吏员）抱着个木箱走进来，箱子里装的是他整理好的“蜀汉衰亡大事记”。“谯先生，您看我找到的这个。”王仲拿出一张泛黄的帛书，上面是诸葛亮北伐前给后主的手谕，“丞相特意嘱咐，‘北伐之事，需量国力而行，每年征调民夫不得过五万，粮赋不得超三成’，可您看姜维这几年的征调记录——”
他翻开一本账册：“延熙十九年，征民夫二十万；延熙二十一年，粮赋加至五成；景耀五年，连七十岁的老翁都被拉去运粮。丞相的‘息民’二字，早被当成了耳旁风。”
学童眨眨眼：“那丞相的第二策是什么？”
“任人唯贤，远离小人。”谯周从书架顶层抽出一卷帛书，上面是诸葛亮亲拟的《出师表》，“丞相在里面写‘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还特意举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说他们‘志虑忠纯’。可后主呢？”
他指着墙角一堆弹劾黄皓的奏折，大多是董允、陈祗等人写的，上面满是“皓奸佞，乱朝纲”“请陛下诛之”的字样，却都被朱笔批了“勿论”二字。“董允在世时，还能压着黄皓，不让他干政；董允一死，黄皓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连姜维都要避他锋芒，自请去沓中屯田。丞相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话简直是为后主量身定做的。”
王仲叹了口气：“何止是黄皓？那些被后主重用的，要么是会拍马屁的，要么是外戚宦官，真正有本事的，像罗宪、霍弋，都被派去守边地，离权力中心远远的。当年丞相用的蒋琬、费祎，都是从底层提拔起来的，可后来的朝堂，成了权贵的游乐场。”
阳光移到书架的另一角，那里堆着几本关于南中治理的书，封面上写着“诸葛武侯南中策”。谯周拿起一本，轻轻吹掉灰尘：“这是第三策：‘攻心为上，恩威并施’。丞相平定南中后，不设重兵，不掠财富，而是教他们种地、织布，让当地人自己管自己，所以南中安稳了三十年。”
他翻开书页，里面夹着一张南中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几个部落的名字：“你看这里，建宁郡的孟氏部落，当年孟获归顺后，丞相让他继续统领族人，还送了蜀锦的织机，让他们能换粮食。可后来呢？霍弋当南中都督，一到任就收编部落兵马，强征金银，把孟获的孙子孟虬逼得反了。”
王仲补充道：“我查过南中的税册，景耀年间，南中的贡金比丞相时翻了五倍，还规定必须用黄金，不许用粮食抵。南中本就缺金，百姓只能用粮食去换，换不到的就卖子女，最后逼得‘全郡皆反’。丞相说‘以抚代剿’，他们却非要‘以剿代抚’，这不是自毁藩篱吗？”
学童听得入了迷，又问：“先生，既然丞相的计策这么好，为什么后人不用呢？”
谯周沉默了很久，才指着窗外：“你看那棵老槐树，当年丞相亲手栽的，枝繁叶茂，能挡风雨。可后来者觉得它碍事，砍了枝，断了根，还在树下埋垃圾，最后树枯了，就怪它‘不顶用’。”他拿起那卷《便宜十六策》，竹简在手里轻轻颤抖，“丞相的策，不是不好，是太‘笨’——要耐着性子种地，要忍着私心用人，要放下架子抚民，哪有搜刮民财、重用亲信来得痛快？”
正说着，邓艾带着几个幕僚走进来。看到满室的旧书，邓艾笑道：“谯先生还在研究这些？”
“邓将军请看。”谯周把《便宜十六策》递过去，“这上面藏着蜀国该怎么走的路，可惜走岔了。”
邓艾接过竹简，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王仲的“大事记”，突然感慨道：“诸葛亮真是奇才！他定下的三条路——让百姓有饭吃，让朝堂有贤臣，让边疆得安稳，做到了这三条，蜀国何至于亡？”
他指着那些弹劾黄皓的奏折：“后主若能听董允的，杀了黄皓，朝堂不至于乱；若能学诸葛亮，轻徭薄赋，百姓不至于反；若能守南中旧策，孟虬不至于叛。可他一条都没做到，反而背道而驰。”
幕僚里有人问：“那姜维的北伐，就没有错吗？”
“北伐本身没错。”谯周摇头，“丞相也北伐，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打完一仗就休养生息，让百姓喘口气。姜维呢？年年打，月月征，像个赌徒，总想一把赢回来，结果把家底全输光了。丞相说‘北伐是为了自保’，他却把北伐当成了目的，忘了为什么出发。”
邓艾拿起那卷《出师表》，读着“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突然看向窗外的成都城：“其实蜀国的灭亡，早写在这些旧书里了。当治国者把‘民为邦本’当成空话，把‘亲贤远佞’当成套话，把‘恩威并施’当成废话，那垮台就是迟早的事。”
夕阳西下，学童们开始收拾旧书，准备搬到新修的府学去。王仲把“大事记”和账册仔细捆好，打算交给魏国的史官。谯周则捧着那卷《便义十六策》，站在诸葛亮手植的老槐树下，看着余晖洒在残破的树干上。
他想起年轻时，曾亲眼见过诸葛亮在太学讲学，老人穿着布袍，声音不高，却字字恳切：“治世不难，难在‘不忘’——不忘百姓的苦，不忘创业的难，不忘守成的慎。”那时他以为这是老生常谈，现在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往往最容易被辜负。
风穿过书库的窗棂，卷起一地的纸屑，像无数个被遗忘的叹息。那些堆在旧书里的答案，其实从未被隐藏，只是听的人，要么装聋，要么作哑，直到大厦倾颓，才在废墟里捡起这些蒙尘的竹简，却早已回天乏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