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士兵踩着江油关的血迹冲向成都时，蜀汉的崩塌看起来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雪崩。但扒开历史的积雪，会发现雪下的土壤早已被虫蛀空——所谓“天命已尽”，不过是溃烂到极致的必然。蜀汉的灭亡，从不是因为“后主昏庸”或“姜维好战”的偶然，而是一套自诞生起就存在的“结构性悖论”不断发酵的结果：它用“兴复汉室”的理想凝聚人心，却始终没能解决“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的深层割裂；它靠“荆州集团”的铁腕维持稳定，却始终没能完成对益州本土的真正整合。这种“悬浮的正统性”与“固化的权力结构”，构成了绞死蜀汉的绳索。
一、“正统性”的悬浮：借来的旗帜撑不起本土认同
刘备称帝时，《即位告天文》里写“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把自己塑造成“刘秀第二”。这套“继汉正统”的叙事，在初期确实有效——对追随刘备从荆州而来的“元从集团”（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而言，这是他们背井离乡的精神支柱；对反感曹魏“篡汉”的中原士族而言，这是寄托期待的灯塔。但对益州本土社会来说，这套叙事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
益州自刘焉、刘璋父子割据以来，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认同。《华阳国志》载，刘璋时期“蜀人乐其宽政”，而刘备入蜀时“放兵劫掠”（《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随后诸葛亮“刑法峻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这种“外来者”的强硬姿态，让益州人对“兴复汉室”毫无共鸣。他们更关心的是“蜀地能否安宁”“赋税能否减轻”，而非“长安是否光复”。
诸葛亮或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隆中对》里提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试图拉拢益州本土势力。但他的“和抚”本质是“威服”——南征孟获时“七擒七纵”，看似怀柔，实则是用军事优势迫使其臣服。益州士族始终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蜀汉朝廷中，益州籍官员占比不足15%，且多任虚职（如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从未有人进入“尚书台”（决策核心）。这种“权力封闭性”，让“兴复汉室”的旗帜在益州人眼中，成了“外来者霸占蜀地的借口”。
到了后期，连“外来者”内部都撑不起这套叙事了。姜维是曹魏降将，夏侯霸是“曹爽余党”，他们推动北伐，更多是为了证明自身价值，而非“兴复汉室”。当这套借来的正统性既不能凝聚本土力量，又失去了外来集团的真心信奉，蜀汉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
二、权力结构的“玻璃天花板”：荆州集团的封闭与固化
蜀汉的权力结构，像一只精密却僵硬的钟表，核心齿轮永远是“荆州系”，益州人最多只能做边缘的“螺丝钉”。刘备称帝时，任命的三公九卿中，荆州籍占62%，益州籍仅占8%；诸葛亮执政时，“录尚书事”（最高决策权）始终由荆州人把持，益州士族哪怕如张裔、杨洪这般有才，也只能做到“郡守”或“谏官”，无法触及核心。
这种结构的致命性，在资源分配上体现得最明显。蜀汉的赋税政策长期“重益州、轻荆州”——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科》，益州本地百姓的“户调”（人头税）比荆州移民高30%，而“军屯”（强制劳动）更是几乎全由益州人承担。益州士族曾多次上书请求“均赋税”，均被诸葛亮以“北伐大业为重”驳回。久而久之，益州人形成了“蜀汉非我族类”的认知。
更要命的是，荆州集团的“人才梯队”在第三代彻底断档。诸葛亮去世后，荆州派再也没出过“能镇住场子”的人物：蒋琬、费祎虽算合格，但缺乏战略远见；姜维虽是将才，却不懂政治平衡；到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一代，已沦为“空谈误国”之辈——他在邓艾入蜀时，拒绝了尚书郎黄崇“速占险要”的建议，坐失良机，最终战死绵竹。当核心集团既无能力，又不愿开放权力给本土精英，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三、资源透支的“死亡螺旋”：用军事冒险掩盖治理无能
蜀汉的人口仅94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不足曹魏的1\/4，却要维持10万以上的军队（军民比例1:9），这意味着“十个百姓养一个兵”。为了支撑这种超负荷的军事存在，蜀汉采取了三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最终把自己逼入绝境：
1. 竭泽而渔的赋税：除了常规的“田租”“户调”，蜀汉还首创“口算钱”（人头税的附加税）和“盐铁专营”的极端形式——不仅盐铁由官府垄断，连煮盐的器具都要“官借官还，逾期罚钱”。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地百姓“岁输布三匹，米五斛”，是东汉时期的两倍。到后期，甚至出现“收编流民为兵，强征其家产”的情况，导致“民有菜色，道有饿殍”。
2. 以战养战的幻觉：诸葛亮、姜维们试图通过北伐“掠夺曹魏资源”来弥补内部不足，但现实是“每次北伐消耗的粮草军械，远超掠夺所得”。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蜀军“粮尽而退”，损失“戎马千匹，甲仗万领”；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北伐，“拔狄道，收其民数千”，但为了守住这些人口，“留兵屯守，粮道险远，运转不继”，最终“兵民多死”，反而赔了更多。这种“得不偿失”的军事冒险，就像一个人靠“借高利贷”维持体面，利息越滚越高，最终被债务压垮。
3. 治理能力的退化：当所有资源都向军事倾斜，民生与基建被严重忽视。蜀汉末期，蜀地“水利失修，沟洫壅塞”（《水经注·江水》），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而“执法峻急”又让官吏失去灵活性——据《三国志·简雍传》，天旱时百姓因“私饮池塘水”被抓，简雍只能用“男女同浴”的比喻讽谏，才让刘备赦免。这种“军事优先”的治理模式，把蜀汉变成了一台“只知抽血、不会造血”的战争机器，一旦机器的某个零件（比如某次大败）出现故障，整个体系就会瞬间停摆。
四、最后的稻草：本土精英的“用脚投票”
益州士族对蜀汉的态度，经历了从“隐忍”到“抛弃”的转变。早期，他们虽不满，但因“曹魏篡汉”的名头，仍对蜀汉保持表面服从；到了后期，当姜维“每欲兴军，蜀人苦之”（《三国志·姜维传》），他们开始主动“用脚投票”：
- 犍为太守张翼“每谏姜维北伐，言不宜黩武”，被排挤后“托病归郡”，实际上与曹魏暗通消息；
- 蜀郡大儒谯周撰写《仇国论》，公开宣称“因余之国（蜀汉）若不知止，必遭肇建之国（曹魏）吞并”，为投降制造舆论；
- 邓艾入蜀时，“所过郡县皆降”，连诸葛亮曾镇守的南中地区，都“无一人起兵响应”——益州人用沉默和顺从，完成了对蜀汉的“集体抛弃”。
这种抛弃，本质是“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数十年矛盾的总爆发。当一个政权始终把“外来者利益”置于“本土利益”之上，当它的存在只会带来“赋税加重”“子弟战死”，那么即便没有邓艾的奇袭，它也会在本土社会的“消极抵抗”中慢慢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