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生武术交流会公告中，最让普通民众眼睛发直、茶饭不思的，莫过于“龙虎榜”新秀大赛那串足以砸穿纸页的奖金数字——公告里的铅字字字千钧，像是用银元堆出来的一般：
“……为激励国术后进，助新秀崭露头角，‘龙虎榜’优胜者将获本会重金嘉奖。本次大赛总奖金池高达七万多大洋！其中金奖三名，每人独得五千大洋巨奖；银奖七名，每人三千大洋；铜奖十五名，每人一千五百大洋；即便是未能跻身三甲、仅获前五十名者，亦能各得五百大洋奖励……”
这串数字，在1935年的中国，绝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能砸出生活水花的“硬通货”。要知道，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足以让一个五口之家买上三十斤大米、五斤猪肉、两斤煤油，安安稳稳过一个月；两块大洋能请一桌像样的酒席，十块大洋能租一间带院的小平房，一百块大洋就能供一个孩子读完整整一年私塾。而五千大洋的金奖，是什么概念？在上海的弄堂里，能买下一整栋带天井的两层小楼；在南京的夫子庙旁，能开一家体面的绸缎庄；即便是在物价稍低的北平，也能置下十几亩良田，让一家人从此衣食无忧——这笔钱，对靠苦力谋生的码头工人、对守着小铺子的商贩、对寒窗苦读的书生，甚至对不少怀才不遇的年轻武者来说，都是一笔足以彻底改写命运的“巨款”。
更令人咋舌的是，这般手笔，直接碾压了此前国术界的所有赛事。数年前轰动全国的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作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武术盛会，冠军奖金也不过五千大洋，且仅设一名；而上海此前举办的擂台赛，冠军奖金更是只有三千大洋，获奖人数寥寥无几。徐渊这次不仅把总奖金池拉到了七万多，是杭州大会的数倍之多，更一口气设了金奖三名、银奖七名、铜奖十五名，连前五十名都有奖励——相当于把“中奖门槛”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把“奖励力度”抬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哪里是“激励后进”，分明是用真金白银，向全天下的年轻武者递出“英雄帖”，字里行间都透着徐氏实业“财大气粗”的底气，以及徐渊办好这场武会的“势在必得”。
公告一出，整个中国的市井江湖，瞬间被这串“大洋数字”点燃了。
上海的茶楼里，刚开门就挤满了茶客，每张桌子上都摊着《申报》或《新闻报》，茶客们指着公告上的奖金数字，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乖乖！五千大洋！够买三栋楼了！”“前五十都有五百块？徐老板这是要撒钱啊！”有的老茶客放下茶碗，掰着手指头算：“我活了五十年，都没见过五千大洋堆在一起的样子，这年轻娃子要是能拿个金奖，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茶楼外的报摊前，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摊贩们把两份报纸叠在一起，举得高高的吆喝：“看报看报！厚生武会撒钱啦！五千大洋金奖！”报纸销量比平时翻了三倍，有的摊贩卖到中午就断了货，只能临时去报社补货，回来时胳膊上挎着的帆布包，被报纸撑得鼓鼓囊囊。
北平的清晨，胡同里的早餐摊飘着豆浆油条的香气，食客们手里捏着《北平晨报》，边喝豆浆边议论。“你说咱北平的形意门那几个年轻徒弟，能不能去拼一把？”“难！南方的咏春、北方的查拳，多少好手盯着这五千大洋呢！”有个卖油条的师傅，手里翻着油条，嘴里也不闲着：“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哪怕只会两下把式，也得去南京凑个热闹！”旁边的食客们哄堂大笑，笑声里，满是对这笔“巨款”的向往。
广州的码头，正午的太阳晒得石板发烫，工人们扛完最后一袋货，就围坐在码头边的榕树下，抢着看一份传阅的《大公报》。“厚生武会！金奖五千大洋！”一个黝黑的工人指着报纸，声音都有些发颤。有人立刻盘算起来：“参赛的拳套、护具，找武馆师傅打一套，也就几块大洋，要是能拿个前五十，五百块能盖个小房子了！”另一个工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做梦了！真有这本事，早就去武馆当师傅了！”嘴上这么说，眼睛却死死盯着报纸上的奖金数字，眼神里藏不住的羡慕。
街头巷尾，无论是穿长衫的文人、穿短打的苦力，还是抱着孩子的妇人，嘴里聊的都是“厚生武会”“五千大洋”；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干脆把奖金的故事编进了评书，一开口就是“徐老板掷金励武，天下英雄齐聚金陵”；连孩子们在街上玩闹，都学着拳师的样子扎马步，嘴里喊着“我要拿五千大洋”——那串印在报纸上的数字，像一颗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让“厚生武术交流会”，从一场单纯的武道盛会，变成了举国瞩目的“全民热点”。
一时间，无论是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北平胡同里的百姓、天津码头上的苦力，还是广州骑楼里的商人，手里捧着的报纸上，都印着“厚生武术交流会”的名字。国内的武者们或发电报报名，或收拾行囊准备赴南京；国外的汉学家、武术爱好者则通过《北华日报》，开始关注这场“复兴中国传统技艺”的盛会。一张纸，一段文，将徐渊的武道宏图，从南京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海外——媒体风暴卷起的，不仅是盛会的声名，更是中华武术在新时代里，即将重焕光彩的信号。
在“厚生武会”与“巨额奖金”掀起的舆论狂潮里，徐渊的名字如同被浪潮托起的星辰，频繁出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茶馆的闲谈之中，他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蜕变——人们提起他时，不再只说“徐氏实业的老板”“西南的商业巨头”，而是多了几分敬重，称他为“以财济武的善人”“能把银子花在刀刃上的实业家”，更有人将他视作“用财富点燃社会动力的引路人”。
各大报纸的社论，更是不吝笔墨地为他站台。《申报》的社论标题直白而恳切：《徐公渊：以商养武，以武兴邦》，文中写道：“当此国运维艰之际，徐公不以财富自矜，反掷重金倡办武会，非为虚名，实为传承国术、提振民气。此举远超寻常商贾之格局，堪称‘国之栋梁，武道之助’。”《北平晨报》的社论则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切入：“古之商人，多为‘逐利’；今之徐公，却以‘逐义’为先——以实业之利，养武道之魂，让天下武者有舞台，让中华国术有传承，此等远见，非寻常商人可及。”连一向措辞严谨的《大公报》，也在社论中称赞：“徐渊之慷慨，非炫富，乃担当；其远见，非投机，乃情怀。七万大洋奖金，砸出的不是擂台，而是国术复兴的希望。”
街头巷尾的议论，更是把他捧上了“民心高地”。上海茶馆里，穿长衫的文人放下茶杯，感叹道：“徐老板要是多几个，何愁国术不兴？”旁边的武馆师傅连连点头：“可不是！以前办擂台，要么是官方敷衍了事，要么是商人借机敛财，哪有人像徐公这样，真金白银给年轻人铺路？”北平胡同里，老人给孩子讲报纸上的新闻，说：“这个徐渊，是个好人，把钱花在了让中国人挺直腰杆的事上。”广州码头的工人，虽然知道自己没本事参赛，却也竖着大拇指说：“徐老板大气！比那些克扣工钱的资本家强百倍！”——人们谈论他的财富时，不再带着“仇富”的酸意，反而多了“敬佩”的暖意，因为他把财富用在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给武者机会，给国术希望，给这个动荡的时代，添了几分“实干兴邦”的底气。
当然，舆论的洪流中，也夹杂着几缕微弱的“不同声音”——那是些守着“传统武道”观念的保守派，多为隐于市井的老派武师、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在小圈子里低语，或在报纸的“读者来信”栏里写下短评，语气带着几分忧虑：“武道之本，在于修身养性，以德为先，非为金钱所驱。徐公此举，虽意在激励，然巨额奖金在前，恐让年轻武者迷失本心，只重胜负，不重德行，反倒坏了国术的根基。”有位年过七旬的太极老宗师，在与弟子闲谈时更是直言：“想当年我们练拳，只为强身健体、防身护院，哪有什么奖金？如今动辄五千大洋，年轻人怕是会把‘打拳’当成‘赚钱’的营生，丢了武者的本分。”
只是这几缕声音，在举国沸腾的支持声中，显得太过微弱，如同投入火海的几滴水珠，瞬间就被淹没。大多数人根本无暇顾及这份“忧虑”——武者们盯着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展示才华的舞台；普通民众盼着的，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武道盛会，是“中华武术能行”的证明；就连不少老派武师，嘴上说着“金钱扰心”，暗地里却也嘱咐弟子：“去南京看看也好，开开眼界，别一辈子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整体的舆论，依旧被热烈的期待与支持填满。报纸上的社论一篇接一篇，全是“赞扬徐公远见”“期待武会盛况”的声音；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把徐渊的故事编得愈发传奇，说他“年轻时也是练家子，如今掷金办武会，是为圆天下武者的梦”；各地的武馆，报名参赛的年轻人挤破了门槛，师傅们忙着给弟子打磨拳术，准备行装——没人再纠结“金钱是否会坏了武道初心”，因为徐渊用实实在在的筹备、周全的安排，让人们看到：他给的不只是奖金，更是一个让国术“活起来”的机会。
徐渊的名字，就这样随着这场舆论狂潮，深深印在了国人的心里。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商业巨头”，而是一个“懂武道、重传承、有担当”的实干家——这份名声，比他的商业版图更珍贵，也比那七万大洋的奖金，更能支撑他的“武道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