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行业除了国内市场，在国外布局层面，徐渊采取“分步推进、精准破局”的策略，逐步打开全球市场的通道。
初期，他依托岳父陈济晟在南洋地区深耕多年的商业网络与人脉资源，率先将“同济药业”的中成药引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
这些地区华人族群集中，对中医药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与接受度，“同济药业”的产品凭借地道的配方、稳定的疗效，迅速获得当地华人社群的信赖，不仅进入了当地的华人药店，还通过中医诊所的推荐，逐步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健康消费场景中，为之后继续扩展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业务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与品牌口碑。
徐渊敏锐地意识到，欧美市场对传统中医药的认知存在壁垒，直接推广复方中成药难度较大。为此，他将重心放在中药有效成分的提炼上，组织研发团队对核心产品进行深入研究，成功从黄连等药材中提炼出纯度达98%以上的黄连素。这种成分具有明确的消炎、抗菌作用，且作用机制可通过现代药理实验验证，更易获得欧美市场的认可。
借助与安德森·梅隆家族的合作关系，“同济药业”以“植物来源消炎成分”为切入点，将黄连素小批量推向欧美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市场，一方面通过市场反馈验证产品的适配性，开展更高层次的医药合作铺路；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学习欧美先进的医药制造体系与技术标准，为后续技术引进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化进程中，徐渊始终注重团结国内药材商——通过共享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市场订单、提供种植技术支持等方式，将上游药材供应商纳入“同济药业”的利益链条中，形成了“企业+供应商”的利益共同体，既增强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为整个中医药产业的进步凝聚了合力。
在重工业布局中，钢铁与机械的自主化，是徐渊实业版图里最具战略纵深的一步，它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重工业的空白，更标志着其彻底摆脱对外国资本与技术的依赖，撕掉了“买办”的标签。
在钢铁产业核心“兴业钢铁”的建设上，徐渊的决策既具前瞻性，又深谙地方博弈的逻辑。团队在启动项目前，便联合地质勘探专家对四川境内的铁矿资源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系统性勘探，最终锁定了攀枝花、綦江等地的优质铁矿床——这些矿床不仅储量丰富，且矿石品位较高，可大幅降低冶炼成本。
基于此，“兴业钢铁”在重庆近郊选址建厂，重点建设的小型高炉虽规模不及北方大型钢铁厂，但其设计完全适配本地铁矿特性，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热风炉技术，将炼铁能耗降低了15%以上。从奠基到出铁，整个建设过程仅用了11个月，进展远超预期。
这一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与四川军阀刘湘的深度合作：刘湘深知钢铁对军备扩充与地方建设的重要性，不仅为“兴业钢铁”提供了“保境安民”的地方武装保护，严禁地方土匪与零散势力滋扰厂区，还出台了“三年内免征矿产税”的优惠政策；作为回报，徐渊承诺优先以低于市场价10%的价格，向刘湘的军队供应建造炮楼、打造枪械所需的生铁与钢材，同时按工厂营收的5%向刘湘政府缴纳“专项建设费”。
这种“各取所需”的合作模式，让“兴业钢铁”在动荡的时局中获得了稳定的生产环境，也为刘湘的地方统治提供了关键的工业支撑。
而作为重工业核心配套的“兴业机器厂”，更是徐渊实现“自主可控”的关键棋子。其核心优势在于对“二手设备”的精准利用与高效转化：在全球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欧美大量工厂倒闭，闲置机床与机械设备价格暴跌，徐渊抓住这一机遇，通过海外代理人以及徐氏实业经理团的努力，批量收购了数百台这个时代包括车床、铣床、钻床在内的“精密”机床，以及小型冲压设备、铸造设备。这些设备虽为二手，但经过工厂技术团队的拆解、维修与改造，性能完全满足中小型机械制造需求，而成本仅为全新设备的三分之一。
依托这些设备，“兴业机器厂”迅速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能力：一方面，为徐氏实业内部的纺织厂、面粉厂、药厂提供定制化设备服务——例如为纺织厂生产梳棉机配件，为药厂改造药材研磨设备，解决了过去依赖进口设备维修周期长、费用高的难题；另一方面，瞄准当时各地军阀“扩军备战”的需求，主动承接军械维修零件订单，小到步枪撞针、机枪弹链，大到迫击炮底座零件，均能精准生产。更关键的是，它还接到了国民政府兵工厂的合作订单，为其代工生产部分轻武器的精密部件，凭借“交货准时、质量达标”的口碑，逐步成为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机械制造据点。
这一系列布局的深层意义，在于让徐渊体系初步具备了“自我复制”与“技术反哺”的能力。“自我复制”体现在：依托“兴业钢铁”的钢材供应与“兴业机器厂”的设备制造能力，徐氏实业旗下任何一家工厂需要扩充产能或更新设备，无需再依赖外部采购，可实现“内部闭环生产”——例如新建一家面粉厂，从厂房建设用的钢材，到生产所需的磨粉机、传动设备，均能由钢铁厂与机器厂协同供应。而“技术支持”能力则不仅限于内部，还能辐射至合作方：刘湘军队的军械所因设备老旧无法生产某类零件时，“兴业机器厂”可提供技术图纸与设备改造方案；地方小型工厂遇到机械故障，也可求助其技术团队进行维修。这种能力意味着，即便未来遭遇欧美资本封锁或战乱导致的外部供应中断，徐渊仍能依靠自身的钢铁与机械制造体系，维持核心产业的正常运转，甚至通过技术迭代实现缓慢升级，为实业版图筑起了一道“护城河”。
到1934年深秋，徐渊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已完成了从“买办”到“实业巨头”的关键蜕变。彼时，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但即便未来欧美经济复苏、廉价商品重新涌入中国市场，他所构建的产业闭环也已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农业领域的原料供应保障了食品厂与纺织厂的生产基础；轻工业的消费产品覆盖了民众日常需求，拥有稳定的国内市场；医药产业凭借独特的中西医结合模式占据了细分赛道；而重工业的钢铁与机械制造，则成为支撑整个体系的“骨架”。
这个覆盖农业、轻工业、医药、重工业的相对完整的产业生态，不仅让他在西南地区稳稳立足，更使其影响力渗透到地方经济、民生与军事领域：重庆周边的农民因向徐氏工厂供应棉花、粮食而增加收入；数千工人在其旗下工厂就业，维持家庭生计；刘湘的军队因获得钢铁与军械零件供应而增强战力。此刻的徐渊，早已不是那个依靠国际资本信息差、在中外贸易中赚取差价的“投机巨贾”，也不再是依附于外国势力的“高级买办”，而是手握庞大实体经济、能直接左右区域发展走向的“实业巨头”。
这份历经数年搭建的基业，如同为他量身打造的“盾牌”与“利剑”——既能在未来的时局动荡中抵御风险，保护产业体系的安全；也能让他在时代变革中掌握主动权，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
到一九三四年底，徐渊倾注心血构建的“人才金字塔”已巍然成型，这不仅是其工业帝国的软组织，更是刺破当时中国工业发展迷雾的一柄利剑。
徐渊并未能留下所有人，但他成功地说服了一个由约三十余名德、美、捷克斯洛伐克工程师组成的核心团队长期留任。
这些精英并非单纯为淘金而来，他们留下有诸多原因。
比如事业的成就感——德国机械工程师说：“在这里，我设计的图纸能在几个月内变成轰隆作响的机器，影响方圆数百里的产业。这比在克虏伯当一颗螺丝钉更有吸引力。”
比如被尊重的环境——徐渊给予他们充分的技术自主权，并建立了由外籍专家和本土精英共同组成的“技术委员会”，他们的专业意见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标准。
再比如优渥且暂时安全的生活保障——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徐渊为他们提供的带有独立发电、净水和安保的专家村，不啻为世外桃源。
通过“徐氏实业技术学校”体系与工厂实践的深度耦合，成果斐然：
超过五千名经过系统培训的熟练技术工人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能精准操作进口机床，理解图纸公差，遵守安全规范，其纪律性和效率远超传统作坊的学徒。
涌现出近百名能够独立负责生产线维护、工艺改良乃至小型项目设计的本土工程师。他们大多二十多岁，既在技校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又在外籍导师的带领下提升了理论水平，是徐渊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由这批本土人才和外籍专家共同编撰的 《徐氏工业标准》 系列手册，涵盖了从螺丝扭矩到纺织纱支的无数细节，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