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也要着手准备了，徐渊站在书房的地图前，目光如炬，手指划过长江流域，最终重重地落在西南与西北的广袤区域。他的规划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基于对未来历史走向精准预判的宏大战略转移。每一步都必须谨慎，既要符合1929年的国情，又要为那场即将到来的民族存亡之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计划新成立的农业公司被命名为“广济农产”，取“广种薄收，济世安民”之意。徐渊深知，这个时代的中国，土地是根本。
他将会亲自修书数封，派遣最信任的管家周培劳返回苏州祖地，并非招募流民，而是精心挑选那些本分、可靠、熟悉农事且拖家带口的族人。许以优厚的安家费、分成合约和未来子弟进入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使他们愿意举家西迁。
收购土地的策略要极其讲究。
严格避开地方军阀和豪门世家的核心利益区，主要选择那些产权相对清晰、易于连片、但当下产出不高的丘陵、盆地边缘地带。在四川，重点关注岷江、沱江流域的丘陵区；在陕西，集中于汉水谷地（如汉中盆地）及秦岭巴山麓；在云贵桂，则寻找山间坝子（小盆地）和河谷平原地带。
土地类型不拘一格。上等水田种植高产水稻、小麦；中等旱地种植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大量的山地则用来开辟梯田，或直接种植耐旱耐磨的药材（如黄连、三七、当归）、桐油树、桑树（亦可养蚕）等经济林木。此举不仅能多元化产出，更能保持水土。
管理方式上计划采用“公司+农户代表（族人）”的模式。公司提供土地、种子、农具和初步的农业技术指导（徐渊根据后世知识简化和提出，如轮作、土肥改良等），产出由公司统一收购。这既降低了直接管理的难度，又将族人的利益与公司深度绑定。
另外一个“华丰食品”的工厂选址也是重中之重，需要完全遵循1929年的物流条件。
选址原则是要紧邻原料产地。面粉厂、碾米厂必须设在大型农业基地附近，如成都平原边缘、汉中盆地，以减少粮食运输的损耗和成本。
所有工厂必须建在通航河流（如长江及其支流岷江、嘉陵江、汉水，西江流域等）沿岸，或未来重要公路（已规划或修建中的）沿线。例如，重庆、宜昌、泸州、梧州成为首选或备选地点，利用水运将产品和原料高效集散。
不能将所有工厂集中于一个大城市，而是分散在几个关键区域的交通节点上，既降低风险，也更能辐射广阔市场。
面粉厂、碾米厂采用当时已成熟的蒸汽动力机械，效率远胜传统磨坊。
创新产品比如各类罐头，压缩饼干，方便面等才是徐渊计划中的的核心竞争力。
肉类（午餐肉是终极目标，初期先从传统的肉类、水果罐头做起）、蔬菜罐头。技术关键在于密封和杀菌（采用高温高压杀菌釜，这个技术19世纪初已发明），实现起来不难。
压缩饼干并非现代膨化型，而是采用烘烤-碾压-压缩的工艺，使用面粉、糖、盐、油脂（猪油或植物油）为基础，极力提高热量密度和耐久性。工艺相对简单，但配方和压缩技术是秘诀。
方便面是最大胆的尝试。1929年已有油炸面条的技术（日本在近30年后年才发明现代方便面），但徐渊设想的是烘干型的面饼，配以粉状的调味料包（利用其制药厂的粉碎技术）。虽然口感和便利性不如油炸面，但更易于保存和大规模生产，作为“应急速食”概念已足够超前。蒸熟、切块、烘干的工艺在现有技术下可以实现。
养殖厂也不可或缺，为公司提供肉类加工原料，同时生产蛋、奶，副产品（如骨、血）也可加工为饲料或肥料，形成内部循环。
还有一个是徐渊在传统中医药上的一种尝试，“同济药业”旨在将传统中药标准化、工业化，这在当前是一项开创性事业。
计划派出专员，带着真金白银，诚意向各地知名药堂、中医世家求购经过长期验证、疗效确切的普适性药方（如治疗感冒风寒、腹泻痢疾、清热解毒、跌打损伤等常见病的药方）。强调合作，可以承诺未来销售分成，避免强买强卖结下仇怨。
生产工艺上在清洗、切割、烘干环节大量采用水力或蒸汽驱动的清洗机、切药机、烘干房，替代手工，提高效率和卫生标准。
粉碎是制成粉剂、片剂的关键。可以采用改进的球磨机、雷蒙磨（类似技术此时已存在）进行超细粉碎。
粉剂混合后，如需制成片剂，则需要压片机（手动或小动力机械在19世纪末已出现）。徐渊需要组织工匠仿制并改进这些机械。
蜜丸、水丸的传统工艺仍会保留，但生产环境会更洁净。
引入简单的蒸汽灭菌或紫外线照射（紫外线灯1920年代已发明）概念，虽无法完全无菌，但能极大降低微生物含量。
除了自家农产公司种植的药材，必须建立庞大的采购网络。派精明的采购员常驻青海西宁、宁夏、内蒙古归绥（呼和浩特）等传统药材集散地，与当地大药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甚至设立办事处，确保优质药材的稳定供应。运输主要依靠骆驼队、骡马队和北方的铁路线（如平绥铁路）。
还有在重工业上的探索，“兴业钢铁”的艰难第一步可想而知。这是最长线、最烧钱、也最困难的一步，徐渊异常谨慎。
他计划高薪聘请从汉阳铁厂、北洋大学矿冶系、或是国外学习地质矿冶归来的专业人才组成勘探队。依据后世模糊的地理知识（如攀西地区、重庆綦江），将重点放在四川南部及与云南、贵州接壤的山区。给出的指示是：寻找煤炭（燃料和炼焦）和铁矿（磁铁矿、赤铁矿），且两者运输距离不能太远，否则成本无法承受。
即便找到矿藏，建厂也绝非易事。
工厂必须靠近煤矿或水力资源丰富的大河边（可考虑建设小型水电站提供动力，但技术复杂，初期更可能依赖蒸汽机）。
首选靠近长江及其可通航支流（如金沙江、嘉陵江） 的地点，方便机械设备运入和产品运出。若在内陆，则需考虑修建简易公路或轻便铁路，这又是一笔巨大投入。
初期绝不追求大规模。计划先建设小型炼铁高炉和简易平炉\/转炉，生产生铁和普通碳钢。机器厂初期则以修理、仿制农业机械、食品加工机械和矿山机械为主，积累技术经验和人才，逐步向制造过渡。
在四川等地办重工业，必须与当地军阀刘湘、刘文辉等势力打好交道，寻求“合作”或缴纳“保护费”以获得许可和安全保障，这是时代的无奈。
徐渊的产业规划环环相扣：农业提供原料，食品和制药进行深加工并创造高额利润，重工业则为长远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所有布局都紧密围绕“未来抗战大后方”这一核心战略，充分考虑了1929年的技术可行性（采用现有或略加改造的技术）、地理限制（依赖水运）、物流成本和政治环境（避开冲突焦点，与地方势力合作）。
这是一个穿越者利用超前眼光，在时代局限内所能做出的最理性、最具前瞻性的庞大布局，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脉搏上。
徐渊目光落在西南那片被群山勾勒的轮廓上时，喉结不自觉地滚了滚。他仿佛看到黄河决堤的浊浪还没退去，东北的寒风已藏着兵戈声，再过十年，整个民族都要在炮火里啃着树皮挣扎。
“不是来当看客的。”他对着空无一人的书房低声说，指腹反复摩挲着“广济农产”“同济药业”的名字，像是要把这几个字按进这片苦难的土地里。前世在历史课上扼腕的那些“如果”，此刻都成了眼前可触的计划：若能让西南多一片高产的梯田，战时就少一个饿死的百姓；若能把罐头送往前线，就少一个战士嚼着生米冲锋；若能炼出哪怕一斤合格的钢材，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
他怕吗？怕的。怕军阀的刁难，怕天灾的无常，怕自己这点“后世知识”扛不住时代的洪流。可一想到记忆里那些骨瘦如柴的流民，想到博物馆里展柜中带着弹孔的破旧军帽，这点怕又被压了下去。他要的从不是什么惊天伟业，只是想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埋下几颗“希望”的种子——让前线能有一口热食，让中药能救更多普通人，让钢铁能撑起民族的脊梁。
“就算只能留下一点点，也好。”徐渊拿起笔，在“华丰食品”的选址旁又添了个小小的“急”字，眼神比刚才更亮了些。他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但只要每一步都踏在实处，总能给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多撑住一寸安稳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