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保和殿的飞檐，青砖上的露水还凉得刺骨，王培铸跪着的膝盖已经麻了——可他顾不上疼，眼睛死死盯着贡院西墙的金榜，那纸红字像烧在他眼里，烫得慌。31岁的绍兴书生，指尖蹭过砖缝里的湿意，又低头摸了摸前襟的白鹇补子，新衣裳的浆糊味还没散，是十天前刚换下举人鹌鹑服时缝的。他心里正打鼓：按规矩，二甲进士该进翰林院当编修，或是放外任做知县，怎么吏部的人还没来传旨？
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砸在石板路上，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湿黏气。“王老爷！王老爷！”驿站伙计跑得满头大汗，粗布褂子都湿透了，张口就是地道的绍兴话，“家里来的急信！老夫人……老夫人走了！”
王培铸脑子里“嗡”的一声，手里攥的汗巾“啪”地掉在地上。他顺着红台阶往下磕，额头撞在浮雕《皇清职贡图》的少数民族衣褶上，渗出血来，那点红在汉白玉上慢慢晕开，像极了他刚冒头就蔫了的官运。谁也没料到，这一磕，竟把他磕进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守孝轮回”里——后来同科进士有的当到了巡抚，有的入了军机处，只有他，被人背地里叫“大清最霉的官”，守着萧山王氏宗祠里的八口棺材，耗干了半辈子光阴。
一、绍兴城里的“读书种子”：从秀才到进士的十年苦熬
嘉庆元年的秋雨，把绍兴城浇得黏糊糊的。娑婆桥边的桂花开得正盛，21岁的王培铸攥着一枝沾露的桂花，疯了似的往咸亨客栈跑，青布长衫下摆溅满了泥水。他刚从府衙领了《院试捷报》，纸角都被手心的汗浸软了，一撞开南厢房的门就喊：“娘！我中秀才了！”
屋里的油灯晃了晃，一个穿着粗布裙的妇人赶紧迎上来，是王培铸的母亲。而门槛上还站着个黑铁塔似的汉子，手里火钳夹着块通红的铁块，火星子落在青石板上，“滋啦”一声就灭了——这是王培铸的爹王世安，绍兴城里有名的铁匠，连私塾都没念完，一辈子靠打铁谋生。他盯着儿子手里的捷报，黝黑的脸膛上没什么表情，只闷声说了句：“知道了，先把衣裳换了，别着凉。”
王培铸知道爹嘴笨，心里是高兴的。从那天起，他成了绍兴城里小有名气的“读书种子”。每天天不亮就坐在客栈窗边背书，《论语》《孟子》翻得页脚起了毛，晚上就着油灯写八股文，墨汁用了一罐又一罐。母亲心疼他，每天清晨都煮个鸡蛋塞给他，自己却常啃咸菜窝头；爹也悄悄把打铁的工钱攒着，每次去当铺当旧铁，都要多问一句“有没有便宜的旧书”。
考举人的那三年，是最苦的。道光元年，王培铸要进京赶考，家里的米缸都快见底了。查家的族谱里记着，那年绍兴的米价涨了三成，母子俩顿顿喝稀粥。为了凑路费，王培铸咬咬牙，把祖宅大门上的木雕门框卸了下来——那是太爷爷传下来的，上面刻着博古纹，漆皮都快掉光了。他抱着门框去当铺，掌柜的嫌旧，只给了二两银子。可等他拿着当票往回走时，却发现门框的夹层里掉出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五两银子，还裹着张纸条，是母亲写的：“儿若缺钱，莫苦自己，娘还有积蓄。”
王培铸攥着银子，在当铺门口哭了。那五两银子，是母亲攒了十年的私房钱，原本是准备给他娶媳妇的。后来他常跟人说，那趟进京，他是揣着娘的心意去的，不敢不考中。
果然，道光二年的春闱，他一路过关斩将，殿试列二甲三十五名。放榜那天，他在贡院外买了壶酒，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心里盘算着：等朝考完，说不定能回浙江当知县，就能好好孝敬爹娘了。可他没算到，命运早给他备好了一场措手不及的打击。
二、八次守孝：二十四年里，他总在“刚要起身就被按下”
接到母亲死讯的那天，王培铸连夜赶回绍兴。灵堂设在王氏宗祠里，白幡飘得人眼睛发酸。按照《大清会典》的规矩，官员父母去世，得“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期间停薪留职，期满才能复官。他把进士的官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换上粗麻布的孝服，每天给母亲守灵，一守就是两年多。
34岁那年，孝期刚满，王培铸正准备收拾行李进京复官，家里又出事了——他爹王世安续弦的寿氏，也就是他的继母，突然得了急病去世。按规矩，继母也是“母”，得接着守孝二十七个月。王培铸坐在宗祠里，看着新立的灵牌，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他摸着墙上母亲的牌位，低声说：“娘，儿子又走不了了。”
这一次守孝，他开始留意同科进士的消息。有人给他捎来书信，说张三去了江苏当知县，李四进了翰林院编修，王五都升了同知。信里还问他：“培铸兄何时赴任？兄弟们等着与你把酒言欢。”他拿着信，半天没说出话，最后只能回信：“家有丧事，暂缓赴任，勿念。”
36岁，寿氏的孝期刚满，还没等他喘口气，第二任继母孙氏又没了。王培铸站在灵堂里，看着爹日渐苍老的脸，突然觉得浑身无力。他想起小时候，爹总把他架在脖子上，去娑婆桥看桂花；现在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却还要经历丧妻之痛。他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换上孝服，又开始了二十七个月的守孝。
39岁那年，孙氏的孝期快满时，王世安也走了。这一次，王培铸没哭，只是静静地给爹守灵。他算了算，从31岁到39岁，八年里，他守了三次孝，加起来快七年了。同科进士里，有人都当了知府，而他，连一天官都没做过。
后来，在祖母的安排下，他过继给了叔叔王士明。本以为换个家庭，能避开“丧事”，可命运偏要跟他作对——44岁，婶婶去世，他作为嗣子，得守孝；45岁，叔叔续弦娶了木氏；47岁，木氏又去世，接着守孝；50岁，叔叔王士明去世，守孝；52岁，孝期刚满，抚养他长大的祖母又走了。
前前后后，他一共守了八次孝。萧山王氏第七次修订的家谱里，用红笔圈出的八个黑块，像八个烙印，刻在他的人生里。刑部的《通政司条陈》里记着，道光中期，全国官员中，每一百个人里，只有三个人会连续遭遇亲人去世而守孝；而像他这样，八次守孝、累计二十四年的，太医院用疫病死亡率和宗法制度算过，十万人里都未必能有一个。
有一年，他去杭州办事，碰到了同科的进士李大人。李大人已经是浙江按察使了，见了他，拉着他的手叹气：“培铸兄，当年你殿试的文章，主考官都赞不绝口，说你是‘栋梁之才’，怎么就……”王培铸只是笑了笑，说：“命里注定，没什么好说的。”其实他心里清楚，不是命，是那该死的规矩——规矩说“继母如母”，他就得守；规矩说“嗣子如亲子”，他就得守；规矩说“丁忧不可违”，他就只能等。可这一等，就等白了头。
三、制度困局：他的“官运”，输在了“规矩大于人”
道光七年，王培铸为寿氏守孝时，礼部曾专门讨论过他的情况。当时的礼部尚书是个老学究，捧着《仪礼》翻了半天，说：“《仪礼·丧服》篇明说，‘继母之丧，与亲母同’，王培铸身为子，当守孝二十七个月，无可辩驳。”
有个年轻的主事不服，说：“可他刚守完亲母，又守继母，再这么下去，一辈子都别想当官了！朝廷设科举，是为了选人才，不是为了困死人才啊！”
老尚书捋着白胡子，叹了口气：“规矩就是规矩，若开了先例，以后人人都找理由不守孝，那‘孝道’何在？朝廷的体统何在？”最后，礼部的批复只有四个字：“按律办理。”
王培铸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没生气，只是觉得无奈。他不是不懂孝道，只是觉得，这规矩太“冷”了——它只讲“该怎么做”，却不管“人能不能承受”。浙江巡抚衙门保存的道光二十七年官员请假报告里写着，当时全省等待上任的知县中，六成都是丁忧复官的；可像他这样，二十四年里始终在“丁忧—待任—再丁忧”里打转的，独此一人。
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按清朝官员的晋升速度，二甲进士起步是七品，三年一升，31岁中进士，55岁时本该升到知府，正四品，管辖一府之地；可他呢？从31岁到55岁，二十四年里，只在中进士那天，穿了一天五品官服，算下来，他的“官龄”只有一天。
有一次，他去宗祠祭拜，看着那八口棺材，突然觉得好笑。他这辈子，好像就跟“守”字杠上了：守灵、守孝、守规矩，可最后，什么都没守住——没守住娘的养育之恩（没能在娘生前尽孝），没守住爹的期望（没能当官光宗耀祖），更没守住自己的理想（年轻时想“致君尧舜上”，最后连君都没见过）。
那天晚上，他在宗祠里坐了一夜，看着油灯从亮到灭，最后对着灵牌说：“娘，儿子不想当官了。”
四、转身成首富：从“霉进士”到“王大善人”的逆袭
放弃当官的念头后，王培铸开始琢磨别的出路。绍兴城隍庙旁边有个回生堂药店，掌柜的是他的老熟人。有一次，掌柜的跟他抱怨：“现在棉纱紧俏，松江的织户缺棉，北方的商人又缺纱，可没人愿意牵头做这生意，怕担风险。”
王培铸听了，心里一动。他想起绍兴的运河，想起上海刚开的港口，想起余姚的棉田——余姚产棉，松江善织，上海通海运，北方缺纱，这不就是一条现成的贸易路线吗？
他先去余姚，跟棉农订了长期合同，按市价收购棉花，还预付定金，让棉农放心种；再去松江，找织户合作，提供棉花，收纱线，给织户付工钱；最后通过上海的港口，把纱线运到北方，卖给那里的布商。道光二十九年春天，“王氏棉纱店”的红章，第一次出现在松江织户的赊账本上。
刚开始，生意并不好做。北方的布商不信任他，怕他的纱线质量不好；松江的织户也怕他拖欠工钱。王培铸就亲自去北方，带着纱线样品，一家家布商去谈，承诺“质量不好，分文不取”；在松江，他每个月准时给织户发工钱，哪怕自己周转不开，也绝不拖欠。
咸丰元年，北方闹棉荒，棉花减产，纱线价格暴涨。王培铸的“三地生意”派上了用场——余姚的棉田丰收，松江的织户加班织布，上海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把纱线运到北方。这一年，他的钱庄存款超过了十万两银子，成了绍兴城里有名的“王老板”。
后来，他又开了布庄、粮行、钱庄，生意越做越大，连杭州、上海都有他的分号。运河码头上，常能看到挂着“王氏商帮”蓝色旗帜的沙船，一艘接一艘，装着棉花、纱线、布匹，运往各地。
同治元年，同治皇帝听说了他的事——一个二甲进士，守孝二十四年没当官，最后成了江南首富，还常捐钱建学堂、修桥梁。皇帝特意下了道诏书，召他进京任职，说“念尔孝行可嘉，经商有道，特授知府衔，着赴任浙江”。
当时王培铸正在彩虹桥章家对账，手里拿着象牙算盘，“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接到诏书时，他只是笑了笑，让管家回了封信：“臣年逾七旬，精力已衰，不堪任事。愿在家乡兴办义塾，教化子弟，以报圣恩。”
那天晚上，运河码头上的二百艘沙船，都挂上了红色的灯笼，远远看去，像一条火龙。有人问王培铸：“您这辈子，最遗憾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没给娘尽够孝，没给爹争口气——可后来想想，能让绍兴的孩子有书读，能让织户有饭吃，也不算白活。”
王培铸去世那年，82岁。他让管家给绍兴府衙送了两样东西：一是捐给马山义塾的一百亩地契，二是一个檀木盒子，里面叠着八条粗麻布孝带，每条孝带上都用墨笔写着守孝的年份——最老的那条是嘉庆二十五年的，因为当年的梅雨，已经变成了淡褐色，边缘都磨破了。
后来，马山义塾的残碑上，刻着一句铭文，据说是王培铸生前写的：“孝可缚身，不可缚心；命可困人，不可困志。”这句话，像极了他的一生——二十四年的守孝，困住了他的官路，却没困住他的心；命运的捉弄，难住了他的人，却没难住他的志。
如今，萧山王氏宗祠里，还挂着一块皇帝赐的“累世纯孝”牌匾。每当有人说起这块牌匾，老人们就会讲起王培铸的故事：那个曾跪在保和殿外，额头流血的绍兴书生；那个守着八口棺材，熬白了头的“霉进士”；那个最后成了江南首富，捐建义塾的“王大善人”。而故事的最后，总有人会加一句：“这人啊，就算命运给你关了门，只要心里有光，总能找到窗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