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这座镶嵌在川西高原腹地的城镇，像一颗被邛海碧波浸润的明珠。泸山的剪影在晨昏中流转，安宁河的水带着河谷特有的温润气息漫过城郊，街边的蓝花楹在十月末仍残留着淡紫色的花瓣，老人们总说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悦城小春城”的雅号便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宁远安居小区就坐落在城西区，紧邻着热闹的宁远桥市场，清晨的菜贩叫卖声、午后孩童的嬉闹声、傍晚归家的自行车铃铛声，构成了这里最寻常的烟火气。自1998年建成入住以来，小区里多是熟门熟路的老街坊，谁家炖了腊肉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也能先去对门做作业，治安好到连家家户户的门都常是虚掩着的。
直到2001年10月17日，这一切被戛然而止的血腥彻底撕碎。
那天是星期三，秋阳透过薄雾洒在小区的水泥路上，投下斑驳的树影。谢远平骑着他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给哥嫂买的两斤橘子和一袋刚出炉的椒盐饼，慢悠悠地停在3号楼2单元楼下。他是西昌本地罐头厂的工人，前几天哥嫂说侄子谢明期中考试考了双百，特意让他今天过来吃饭庆祝。抬手看表时，指针刚过十点十分，这个点哥嫂应该都在家，谢志平在附近的汽修厂当师傅，周三上午通常不忙，嫂子李慧则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这个点大概率是回家整理货物了。
“哥，嫂子，我来了！”谢远平一边喊着，一边伸手去推单元门。往常这扇门总是要稍用力才能推开，今天却像被风吹着似的，轻轻一碰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股异样的凉意顺着门缝钻了出来，不是秋日的清爽，而是那种浸到骨头里的阴冷，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铁锈的腥气。他愣了一下，又提高嗓门喊了两句，楼道里只有他的回声在空荡荡地荡来荡去，连平日里总在一楼花坛边打盹的老黄狗都没叫一声。
“难道出去了？”谢远平嘀咕着，脚下却没停。哥嫂家在三楼，他踩着楼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觉得脚下的水泥地格外冰凉。走到302门口时，他发现房门居然也是虚掩着的，门楣上挂着的中国结歪歪斜斜，像是被人碰过。他伸手推了推，门“哐当”一声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屋里没有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灰尘。
“哥？嫂子？”他试探着走进客厅，脚下的地板擦得异常干净，甚至能映出他的影子，可这种干净却透着一股诡异，哥嫂家虽然整洁，但从不会把地板擦得这么锃亮，连沙发底下的角落都一尘不染。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空了的白酒瓶，两个倒扣的搪瓷碗，旁边还有一碟吃剩的炒鸡蛋，油汪汪的蛋黄已经凝固，显然放了有些时候了。谢远平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似的缠住了他的心脏。
他最先走向哥嫂的卧室，那扇门也是虚掩着的。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连尖叫都发不出来。哥谢志平仰面斜躺在床沿边，身体扭曲成一个怪异的角度，双手被粗麻绳反绑在身后，手腕处的皮肤被勒得青紫渗血，双脚则被透明胶带一圈圈缠得死死的，连脚趾都无法动弹。一块黑色的布条蒙住了他的双眼，布条边缘渗出暗红的血渍，他的头歪向一边，嘴角挂着已经干涸的血迹，显然是窒息身亡。
谢远平的目光往下移，只见哥哥身上那件常穿的半旧黑布裤子被血浸透，大腿处的伤口像一张咧开的嘴，皮肉外翻，暗红色的血液已经凝固成块，粘在裤子上硬邦邦的。他数了数，哥哥的胸口、腹部至少有七八处刀伤，每一处都深可见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腔，谢远平胃里翻江倒海，他捂着嘴后退几步，后背重重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不……不可能……”他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浑身抖得像筛糠。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疯了似的冲向旁边的卧室，那是嫂子李慧的房间。门一推就开，屋里的景象比客厅更令人发指：李慧的衣发散乱地铺在枕头上，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生前穿的那条蓝色碎花裤子被暴力撕成了两半，丢弃在床底下，裤腰处还沾着泥土和血迹。她的眼睛圆睁着，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心脏部位被连刺数刀，血肉模糊的伤口还在缓慢地渗着血，染红了身下的床单。
“嫂子！”谢远平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他不敢再看，转身就往侄子的小房间跑。那间屋子铺着卡通图案的地板革，墙上还贴着奥特曼的海报，是整个家里最热闹的地方。可此刻，这里却安静得可怕。十岁的谢明趴在小书桌底下，双手和双脚同样被绑着，嘴里塞着一团布，小脸憋得青紫，眼睛紧闭着，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扑过来喊他“叔叔”了。谢远平颤抖着伸手探了探侄子的鼻息，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崩溃。
“都死了……都死了啊！”他跌跌撞撞地跑到阳台，抓起窗台上的老式座机电话，手指抖得连号码都按不准。“喂……喂！110吗？杀人了！宁远安居小区3号楼2单元302，一家都被杀了！你们快来啊！”他对着电话嘶吼，眼泪混着鼻涕流下来，滴在满是灰尘的窗台上。哭声像一把尖刀划破了小区的宁静，住在隔壁的张大爷最先跑了过来，推开门看到屋里的景象，吓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嘴里喃喃着“造孽啊，造孽啊”。很快，邻居们都围了过来，男人们强忍着恐惧查看现场，女人们则抱着孩子躲在楼道里哭，原本热闹的单元楼瞬间被悲伤和恐慌笼罩。
十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小区的死寂。西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干警们跳下车，迅速拉起警戒线，将围观的居民挡在外面。大队长赵建国刚走进客厅，就被眼前的景象气得浑身发抖，他从警二十多年，见过不少残忍的案件，却从没见过这样一家老小被赶尽杀绝的场面。技术科的干警们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在现场勘查，相机的“咔嚓”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老刑警李建军蹲在谢志平的尸体旁，仔细检查着绑在他手上的麻绳，“这绳子是工地用的粗麻绳，市面上不容易买到。”他站起身，指着地上的拖痕，“凶手作案后还仔细打扫了现场，从卧室一直拖到门口，拖把就扔在门边，上面没有留下指纹，显然是戴了手套。”
“赵队，你来看这个。”技术科的小王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个存折。赵建国走过去，只见存折上有五千块钱的余额，而旁边的抽屉里，另一个只有两千多块钱的存折却不见了。“凶手拿走了现金和小额存折，却留下了大额的，说明他们可能急着用钱，而且知道小额存折取款更方便，甚至可能认识受害者。”赵建国皱着眉头，“还有，李慧的尸体旁边有一块床单，显然是凶手用来防止血液喷溅的，捅向心脏的几刀又准又狠，说明凶手有作案经验，甚至可能有过前科。”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个西昌，宁远安居小区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以前天不黑就热闹非凡的小区广场，现在下午四点多就空无一人；小区门口的小卖部老板王婶，以前要等到晚上十点才关门，现在太阳一落山就赶紧锁门，还在门后顶了两张桌子；住在2号楼的刘奶奶，每天都要在楼下晒太阳，现在连窗户都不敢开，吃饭的时候都要让儿子先检查一遍门窗。有孩子的家庭更是紧张，父母们每天都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连孩子在楼道里玩一会儿都不放心，反复叮嘱“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为了尽快破案，凉山州公安局和西昌市公安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州公安局局长亲自挂帅，抽调了数百名刑侦干警和基层民警投入案件侦查。赵建国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带领队员们开始对宁远安居小区的148户居民进行逐一排查，同时走访了谢志平工作的汽修厂和李慧开的小卖部，希望能找到线索。“谢师傅为人特别好，平时谁的车坏了，他都免费帮忙修，从没和人红过脸。”汽修厂的老板张师傅红着眼圈说，“李慧在小区门口开小卖部，对人也特别热情，孩子们去买东西，她总是多给一颗糖，怎么会有人这么狠心杀了他们一家？”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在2001年，没有天网系统，没有监控录像，所有的线索都只能靠干警们用脚一步步量出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家，饿了就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就喝一瓶矿泉水。李建军带着队员们走访了小区附近的工厂，几千名职工逐一排查，登记他们的姓名、住址、案发当天的行踪，光是笔录就堆了满满一桌子。有群众举报，小区里有个叫张强的男人，案发前几天和谢志平因为停车的事情吵过架，形迹可疑。干警们立刻将张强列为嫌疑人，经过三天三夜的蹲守，终于在他打工的工地将他抓获。可经过审讯，张强虽然承认和谢志平有矛盾，但案发当天他一直在工地加班，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而且他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工具，显然不是凶手。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却没有任何进展。赵建国每天都泡在专案组的办公室里，墙上贴满了案件的线索和嫌疑人的照片，他常常对着这些线索发呆到深夜。李建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忍不住劝道：“赵队，你也歇会儿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赵建国摇摇头，指着墙上的受害者照片，“三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十岁的孩子，他们还等着我们为他们报仇呢，我怎么睡得着？”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现在小区里的居民都活在恐慌里，我们多耽误一天，就可能多一个受害者。”
不幸的是，赵建国的担心变成了现实。2002年1月16日，距离“10·17”大案过去整整三个月，西昌火车站职工住宿区再次发生血案。那天早上七点多，住在2号楼的唐奶奶像往常一样生火做饭，蜂窝煤的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她正准备切菜，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尖锐得像被刀割一样，带着撕心裂肺的绝望。“是谁啊？”唐奶奶赶紧放下菜刀，跑到窗边往外看，只见邻居陈丽披头散发地从家里跑出来，浑身赤裸，身上沾满了血污，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口，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唐奶奶！快帮我报警！杀人了！我家都被杀了！”
唐奶奶吓得手里的盘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赶紧抓起墙上的电话，手抖得连“110”都按了三次才按对。“喂！警察同志！火车站职工宿舍2号楼，杀人了！快来啊！”挂了电话，她拿着自己的棉袄跑出去，和赶来的邻居们一起用被子把陈丽裹起来。陈丽的身体滚烫，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嘴里反复念叨着“孩子……我的孩子……”，说完就晕了过去。邻居们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她送往西昌市医院。
接到报警后，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干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刚走进陈丽家的门，一股比“10·17”案更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客厅的地板同样被擦得干干净净，门口放着一把拖把，和“10·17”案的场景一模一样。在客厅的墙角，陈丽9岁的儿子唐娃倒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鲜血染红了他身上的校服，尸体还有余温，显然刚遇害不久。李建军走进小卧室，眼前的景象让他气得一拳砸在墙上，8岁的小女孩唐梅赤身躺在床上，颈部有明显的掐痕，颜面青紫，眼球结膜点状出血，外部有血污黏附，显然生前遭受过残忍的性侵。
“赵队，卧室里还有一具尸体。”技术科的小王声音颤抖地喊道。赵建国走进主卧，只见陈丽70多岁的母亲倒在床边，身上布满了刀伤，鲜血浸透了她的棉衣，尸体已经形成了尸斑，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个小时以上。“初步判断，老太太是最先遇害的，身中16刀，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小王红着眼圈说，“孩子们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陈丽是最后被袭击的，身中7刀，幸好没有伤到要害。”
现场勘查的结果让所有干警都倒吸一口凉气：凶手同样是戴手套作案，同样在现场喝酒吃饭，厨房的锅里还有没吃完的炒鸡蛋和香肠，同样在作案后打扫了现场，甚至连捆绑受害者的绳子、蒙眼的布条都和“10·17”案一模一样。“这绝对是同一伙人干的！”赵建国一拳砸在桌子上，“他们在‘10·17’案得手后，花光了抢来的钱，现在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此刻，西昌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陈丽还在昏迷中。她是这起案件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唯一见过凶手的人，她的生死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侦破。专案组特意安排了两名干警24小时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同时让陈丽的丈夫唐建国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唐建国是西昌火车站的信号工，案发当天他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后连夜赶了回来，看到妻子浑身是伤地躺在病床上，他当场就哭了：“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为我的母亲和孩子报仇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陈丽的情况始终没有好转。医生说她头部受到重物击打，身上有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能不能醒过来全看她的意志力。赵建国每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站在重症监护室外，透过玻璃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陈丽，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她一定会醒过来的。”李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她还有仇要报，还有丈夫要陪，她不会就这么倒下的。”
也许是李建军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复仇的信念支撑着她，案发后的第三天早上，陈丽终于睁开了眼睛。当护士告诉守在外面的干警时，赵建国正在专案组开会，听到消息后他立刻站起身，抓起外套就往医院跑。走进重症监护室，陈丽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唐建国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陈女士，我们是警察，想向你了解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况，你现在方便吗？”赵建国放轻声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陈丽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唐建国赶紧拿起旁边的水杯，用棉签沾了水湿润她的嘴唇。过了好一会儿，陈丽才缓缓开口，声音断断续续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口气。
“案发前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叫高原，是我丈夫的朋友，说我丈夫在外地出差时出了点事，让他来家里拿点东西。”陈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当时没多想，就问他什么时候过来，他说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刚做好早饭，就听到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高原，就开了门。没想到门一打开，就冲进来三个男人，都戴着口罩，手里拿着刀。”陈丽的身体开始发抖，唐建国赶紧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他们进来后就把我按在地上，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嘴里塞上布。我妈妈听到动静从卧室出来，刚喊了两声，就被其中一个男人捅了一刀，倒在地上。”
“他们把我拖到客厅，让我说出家里的存折和现金放在哪里。我害怕他们伤害孩子，就告诉他们存折在卧室的抽屉里，现金在衣柜的衣服口袋里。”陈丽的眼泪流了下来，“那个叫高原的男人拿着存折和现金，说要去银行取钱，让另外两个人看着我们。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两个男人就对我施暴，他们……他们太残忍了……”
说到这里，陈丽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赵建国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们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过了好一会儿，陈丽才平静下来，继续说道：“他们施暴后，从冰箱里拿出香肠和鸡蛋，就在厨房里做饭吃，还喝了酒，声音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高原打了个电话过来，我听到其中一个男人对着电话说‘我们这边已经全搞定了’。挂了电话后，他们就过来重新绑了我的手脚，用布套住我的头，一个人按住我的身体，另一个人用东西砸我的头，我很快就昏过去了。”陈丽的声音越来越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疼醒了，感觉到刀子在捅我的腿和后背，我想喊，却喊不出来。后来他们揭开我的头套，看我没气了，就转身去了孩子的房间。我听到孩子的哭声，还有‘咚咚’的响声，像是把孩子往墙上撞，没过多久，孩子的声音就没了……”
“他们走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半左右，我挣扎了很久，才用牙齿咬断了手上的绳子，爬出门喊救命。”陈丽说完这些，再也支撑不住，闭上眼睛昏了过去。医生赶紧过来检查，告诉赵建国等人，陈丽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受刺激了。
虽然陈丽的叙述很简短，但却给专案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凶手的名字“高原”。赵建国立刻安排人手，对“高原”这个名字以及同音不同字的“高元”“高源”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有前科、尤其是有抢劫杀人前科的人员。同时，他们调取了陈丽家附近银行的监控录像，寻找高原取款的身影。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名原籍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高原，37岁，1995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0年10月从新疆劳改农场释放后回到西昌，没有固定职业，居无定所，最近一段时间更是下落不明。“就是他了！”赵建国看着高原的照片，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他有抢劫前科，而且劳改释放后没有正当工作，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
专案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10·17”案和“1·16”案并案侦查，成立州市及铁路公安机关联合专案组，全面展开对高原及其同伙的抓捕工作。当天晚上，西昌市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立了检查站，干警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对每一辆过往的车辆进行仔细检查，哪怕是一辆自行车都不放过。同时，警方对高原在劳改期间的狱友、西昌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排查，在他们可能出现的网吧、旅馆、赌场等场所布下了天罗地网。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发后的第五天早上，有群众举报，在西昌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看到一个和高原体貌特征相似的男人。赵建国立刻带领队员赶过去，在旅馆老板的配合下，他们悄悄来到302房间门口。李建军一脚踹开房门，只见一个男人正躺在床上睡觉，正是高原！没等他反应过来，干警们就冲上去将他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高原挣扎着，嘴里大喊大叫。赵建国冷冷地看着他，“高原，别装了，1月16日火车站职工宿舍的案子，你参与了吧？”听到“1月16日”这几个字，高原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去过什么职工宿舍。”
审讯工作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高原坐在审讯室里，一言不发，不管干警们怎么问，他都只是低着头，用沉默对抗。审讯室里的灯光惨白，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阴森。赵建国知道，高原是劳改释放人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普通的审讯方法对他没用。他决定改变策略，不再直接问案件的情况，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家庭。
“你老家在乐山农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妹妹，对吧？”赵建国递给高原一支烟，“你妹妹去年结婚了，你母亲身体不好，一直盼着你能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听到母亲和妹妹的名字，高原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知道吗？‘10·17’案中，受害者谢志平家里也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你妹妹的孩子差不多大。”赵建国的声音很沉重，“那个孩子本来可以像你妹妹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长大，却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如果你母亲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她会怎么想？”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高原的软肋，他的身体开始发抖，眼泪慢慢流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我招……我全都招……”
根据高原的交代，他的同伙是罗金良和王帮卫，都是他在新疆劳改农场的狱友。2000年他们一起释放后，回到西昌找不到正经工作，就动了抢劫的念头。“10·17”案发生前，他和罗金良假装成收电话费的工作人员，去宁远安居小区踩点，本来想对谢志平一家下手，结果因为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名字，就暂时放弃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听说谢志平一家被灭门的消息，他怀疑是罗金良伙同王帮卫干的，却没有声张——因为他也想分一杯羹。
“后来罗金良找到我，说他们抢了谢志平家，拿到了两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让我一起再找个目标。”高原低着头说，“我们就盯上了陈丽家，因为陈丽的丈夫是铁路职工，我们觉得他家条件不错。我假装成他丈夫的朋友打电话骗开了门，没想到陈丽居然活了下来。”
赵建国让技术科的干警拿出“10·17”案中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放在高原面前。画面中，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正在取款，正是罗金良。“没错，就是他。”高原点了点头，“他说谢志平家的五千块钱存折是定期的，取不出来，就拿了那张两千多块钱的活期存折。”
根据高原提供的线索，罗金良在案发后已经逃往攀枝花，可能藏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赵建国立刻安排李建军带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攀枝花。攀枝花距离西昌有三百多公里，当时的公路还很崎岖，抓捕小组的车在山路上颠簸了整整六个小时，才到达攀枝花市区。他们没有休息，立刻根据高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罗金良远房亲戚家所在的小区，开始蹲守。
小区里人来人往，抓捕小组的干警们伪装成路人，分散在各个角落。李建军坐在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里，紧盯着小区门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罗金良始终没有出现。就在大家有些疲惫的时候，李建军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从小区里走出来，正是罗金良！他赶紧用对讲机通知其他队员，“目标出现，准备行动！”
罗金良显然很警惕，走出小区后四处看了看，然后朝着路边的一个Ic公用电话亭走去。他拿起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李建军就带领队员冲了上去，将他按在地上。“你们是谁？放开我！”罗金良拼命挣扎，李建军冷冷地说：“罗金良，我们是西昌警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吧。”听到“西昌警察”四个字，罗金良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不再挣扎。
1月23日深夜，罗金良被押回西昌。走进审讯室，他看到坐在里面的赵建国，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和高原不同，罗金良没有抵抗，一坐下就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10·17’案是我和王帮卫干的，高原一开始没参与，后来他知道了，就加入了我们。”罗金良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我们觉得谢志平家好下手，就假装收电话费的踩点，后来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晚上翻窗进去，绑了他们一家三口，抢了钱之后就杀了他们。”
“为什么要杀了孩子？他才十岁，什么都不知道！”赵建国气得拍了桌子。罗金良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我们的原则就是赶尽杀绝，不留活口，不然迟早会被警察抓到。”
根据罗金良的交代，王帮卫和李光明、于银财也参与了部分案件，他们都是一伙的，经常一起作案。“王帮卫这个人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他说他以前在成都杀过两个人，都没被抓到。”罗金良说，“我们已经在成都和西昌踩好了几个点，本来打算过几天再干一票，没想到陈丽没死，你们来得这么快。”
专案组立刻展开对王帮卫、李光明、于银财的抓捕工作。由于他们都是流窜作案，居无定所，抓捕工作异常艰难。干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奔赴成都、乐山、攀枝花等地，排查他们可能出现的场所。经过十天的努力，王帮卫终于在成都的一个网吧里被抓获，李光明和于银财也相继落网。
在审讯王帮卫的时候，这个自称“杀人为生”的男人表现得异常嚣张。“我就是喜欢杀人，看着他们倒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痛快。”王帮卫的脸上带着冷笑，“在成都杀的那两个人，你们都没抓到我，要不是这次被陈丽坏了好事，你们照样抓不到我。”
“你就不怕被枪毙吗？”赵建国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厌恶。王帮卫无所谓地笑了笑，“我从第一次杀人就知道自己迟早有这一天，反正活够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这伙凶手的作案动机简单得令人发指——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却贪图享乐，不愿意靠劳动赚钱，把抢劫杀人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们看来，没钱花了就找个目标抢劫，为了不被举报，就赶尽杀绝，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受害者也是有家庭、有亲人的。他们抢走的钱，很快就被用来喝酒、赌博、嫖娼，花光了就再找下一个目标，像一群没有人性的豺狼。
案件告破的消息传遍了西昌，宁远安居小区的居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小区里的灯亮到了很晚，居民们走出家门，互相诉说着心中的喜悦，孩子们又重新在广场上嬉闹起来，老人们也回到了花坛边打盹、聊天。谢远平来到哥嫂家的楼下，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眼泪又流了下来，他知道，哥嫂和侄子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陈丽在医院里慢慢康复，虽然身体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但心理上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唐建国每天都陪在她身边，给她讲外面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被抓到了，让她安心养病。当听到王帮卫等人被抓获的消息时，陈丽的眼睛里流下了眼泪，这一次，是释然的眼泪。
专案组的干警们却没有放松，他们知道，这伙凶手在成都还有未查清的案件，必须彻底调查清楚，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赵建国带领队员们赶赴成都，调取了当地的积案资料，经过比对，确认王帮卫所说的在成都杀害的两个人，正是1998年发生在成都武侯区的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至此，这伙凶手的罪行全部查清，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在成都、西昌等地抢劫杀人，造成了多个家庭的破碎。
2002年5月，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连环灭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王帮卫、罗金良、高原等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控诉，他们有的低头沉默，有的则毫无表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王帮卫、罗金良、高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刑的那天，西昌下起了小雨，仿佛在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哀悼。赵建国和李建军站在警戒线外，看着押送凶手的车辆驶进刑场，心里百感交集。他们知道，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告慰了受害者的在天之灵，也给了西昌人民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