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老人们总爱念叨些离奇的旧事——说风沙能埋了尸骨，却埋不住执念；说有些歹人临死前，会想些“借尸还魂”的邪招，盼着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半条命。可这世上哪有真能逆天改命的法子？大多是自作聪明的算计，最后反倒把自己钉得更死。
就像十年前那个叫张德月的死刑犯，他偏不信这个邪，非要借着一具白骨玩一出“移花接木”，想把死罪改成活罪。可他忘了，警察的眼睛，比戈壁滩上的太阳还毒，再精密的谎言，也经不住细扒——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被判了两次死刑的男人，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的故事。
2007年3月6号的新疆博乐市，凌晨四点的天还黑得像泼了墨，零下十几度的寒气顺着窗户缝往屋里钻。市公安局的值班室里，老刑警巴图刚泡了杯砖茶，茶叶在搪瓷缸里舒展着，热气还没氤氲开，桌上的报警电话就“叮铃铃”地炸响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警察同志！救命！我侄子史新静被人绑了！绑匪要五十万！”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发颤，带着哭腔，每一个字都裹着慌。巴图瞬间坐直了身子，手里的茶缸往桌上一放，指尖在记录本上飞快滑动：“别急，说清楚！你侄子多大？最后在哪见的？绑匪怎么联系你的？”
一问一答间，信息渐渐拼凑起来：被绑的史新静才22岁，前一天下午说要去跟“朋友”张德月喝酒，之后就没了音讯。直到凌晨三点，绑匪用史新静的手机打了电话，开口就要五十万赎金，还说“不给钱就撕票”，说完就挂了，再打过去就是关机。
“张德月？”巴图念着这个名字，眉头一下子拧成了疙瘩。这个名字他太熟了——两年前，就是这个甘肃来的年轻人，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骗了当地一个牧民六万多块钱，那可是人家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当时巴图负责审他，张德月硬是凭着“笔录有涂抹”这点小毛病，翻来覆去地改口，一会说“钱是借的”，一会说“对方自愿给的”，跟巴图耗了整整半个月，最后还是因为证据链完整，才勉强定了罪，判了个缓刑。
“这小子，又犯事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抓起对讲机：“全体集合！去城郊那处老院子——就是张德月住的那个！动作快，注意隐蔽！”
半小时后，三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城郊的土路边。这里离市区远，周围除了几亩荒掉的棉田，就只有张德月住的那个小院。院墙是用黄土夯的，墙头上还插着几根断了的铁丝网，院门口堆着半袋没吃完的馕，风一吹，馊味混着土腥味往鼻子里钻。
“分头搜！注意看有没有血迹、绳索，还有受害人的踪迹！”巴图压低声音下令，几个民警立刻贴着墙根绕到院后，剩下的人跟着他推门进去。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几只麻雀在墙头蹦跶，屋里的灯泡昏黄，电线耷拉着，地上散落着几个空酒瓶，还有半盘没吃完的炒土豆丝，已经凉透了。
民警们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柴房里堆着柴火，灶台是冷的，卧室里的床上扔着件沾了灰的外套，连个能藏人的柜子都没有。“巴队，没见人啊？”一个年轻民警凑过来，声音里带着疑惑：“会不会是找错人了？”
巴图没说话，眼睛扫过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他太了解张德月了，这小子最会装蒜，越是平静，越可能藏着事。就在这时，卧室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巴图立刻拔出手枪，示意众人跟上。推开门一看，张德月正蜷缩在床上，脸色煞白，看见警察进来，身子猛地一哆嗦，两条腿软得像没了骨头，直接从床上滑了下来，若不是旁边的民警扶了一把，他能直接瘫在地上。
“张德月，跟我们走一趟。”巴图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满是慌乱，连不敢对视——这就对了，要是没鬼，他不至于吓成这样。
把张德月押上警车时，巴图特意跟负责笔录的民警叮嘱：“记仔细点，一个字都别错！这小子精得很，上次就因为笔录有涂抹跟我们耍花招，这次绝不能让他钻空子！”民警重重点头，心里也提着劲——谁都知道，跟张德月打交道，得比盯贼还上心。
审讯室里的灯亮得晃眼，张德月坐在铁椅子上，头垂得低低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巴图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笔，桌上摊着空白的笔录纸。
“张德月，说说吧，史新静在哪？”巴图的声音很沉，带着压迫感。
张德月没吭声，像是没听见一样。
“你昨天下午跟他喝酒，之后呢？绑匪的电话是你打的吧？五十万赎金，你想怎么花？”巴图接着问，语气里多了几分严厉。
还是沉默。张德月的肩膀微微耸着，下巴抵在胸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像是在倒计时。审讯室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负责记录的民警手都酸了，笔录纸上还是一片空白。三个小时过去，张德月别说开口，就连姿势都没换过——他像是铁了心要跟警察耗到底。
巴图心里渐渐沉了下去。他知道，张德月这是在算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拘传嫌疑人的时限只有十二小时，要是在这十二小时里找不到证据，就只能放他走。张德月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选择沉默——多说多错，不说就不会错，只要熬到时间到，他就能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安局。
“巴队，这小子油盐不进啊！”民警凑到巴图耳边，声音里带着急：“再这么耗下去，时间就来不及了！”
巴图揉了揉眉心，抬头看了眼挂钟——已经早上八点了，离十二小时时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他猛地站起身：“走！再去他家里搜！必须找到证据！”
一行人再次回到张德月的小院，这次搜得更细了——连院墙角的土都要扒开看，柴房里的柴火一根一根地翻，花盆里的土都倒了出来。民警们的额头上渗着汗，手上沾着泥，心里都憋着一股劲——绝不能让张德月就这么跑了。
“巴队！你看这个！”一个民警突然在院角的花盆边喊了一声。巴图赶紧跑过去，只见花盆的边缘，沾着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喷溅上去的，干得发硬。“是血迹吗？”巴图蹲下身，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心里一紧——这痕迹看着像是利器伤人时喷溅的，要是能证明是史新静的，就能定张德月的罪。
可问题来了——2007年的新疆博乐，dNA检测技术还没普及，要做检测得把样本送到乌鲁木齐，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出结果。而他们，只有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扩大搜索范围！把整个院子的地面都扒开看看！”巴图咬了咬牙，下了命令。民警们立刻找来铁锹，开始挖院子里的土，从东挖到西，从南挖到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土里，晕开一小片湿痕。
时间越来越近，挂在院门口的手机显示，离十二小时时限，只剩下最后十分钟。巴图站在院墙边，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要是这次放了张德月，再想抓他就难了，史新静说不定已经……他不敢往下想，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院墙拐角处——那里堆着一堆碎石块，石头的颜色跟周围的土不一样，像是被人刻意堆在那的。巴图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赶紧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扒开上层的石头。
石头底下，是一堆黑褐色的灰烬，还带着点焦味。巴图用手指拨了拨灰烬，突然触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心里一紧，慢慢把那东西挑出来，借着阳光一看，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那是几颗焦黑的牙齿，牙釉质已经被烧得剥落，边缘还沾着灰，显然是人类的牙齿。
“快！给局里打电话！别放张德月！”巴图的声音都在抖，他捏着那几颗牙齿，像是捏着救命的稻草：“找到证据了！史新静可能……已经没了！”
电话那头的民警一听，立刻把正要签字释放的张德月拦了下来。半小时后，那几颗焦黑的牙齿被送到了审讯室，放在了张德月面前。
“认识这个吗？”巴图把牙齿推到他跟前，声音冷得像冰。
张德月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颗牙齿，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这是史新静的牙齿吧？”巴图接着说：“你把他杀了，碎了尸，烧了，还想把痕迹埋起来？你以为我们找不到？”
沉默了整整十个小时的张德月，终于崩溃了。他双手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地开口：“是……是我杀的……我不是故意的……”
张德月的交代很痛快——他早就知道史新静不是什么富二代，所谓的“绑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那天下午，他以“喝酒叙旧”为由，把史新静骗到小院，趁他喝得酩酊大醉，用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可史新静挣扎得太厉害，张德月怕被人听见，就抄起灶台上的尖刀，朝着史新静的胸口捅了下去。
鲜血“噗”地一下喷溅出来，溅到了花盆上，也溅了张德月一身。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史新静，眼睛瞪得大大的，没了呼吸，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慌了神的他，想起电视里说“毁尸灭迹”，就找了把斧头，把史新静的尸体砍成了几块，然后在院子里生了堆火，把尸块扔了进去。烧完之后，他把灰烬埋在院角，用石头盖好，还特意清理了屋里的血迹，想着等风头过了就跑。可他没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快，还找到了那几颗没烧透的牙齿。
案情清楚，证据确凿，张德月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行刑日期定在了2008年7月21号。
行刑那天，巴图特意去了看守所。他看着穿着囚服的张德月，心里有点复杂——两年前见他时，他还带着点年轻人的油滑，如今却瘦得脱了形，眼神里没了往日的精明，只剩下麻木。“张德月，你说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走歪路，现在走到这步田地，值吗？”巴图叹了口气。
可张德月却没接话，他只是抬了抬头，嘴角竟然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那笑容很奇怪，不是绝望，也不是悔恨，反倒像是藏着什么秘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他见过不少死刑犯，临刑前不是哭爹喊娘，就是吓得尿裤子，从没见过像张德月这样，还能笑得出来的。
“不对劲。”巴图心里泛起一阵不安，他悄悄跟在法警后面，看着张德月被押上警车，往戈壁滩上的行刑地去。
行刑地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黄沙漫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法警把张德月押到指定位置，让他跪下。一名法警举起枪，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命令下达。
“别开枪！我要检举！我要立功！”就在这时，张德月突然大喊一声，声音划破了戈壁的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法警的手停在半空，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也皱起了眉。只有巴图，心里那股不安终于落了地——果然，这小子没这么容易认命。
根据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罪犯在行刑前表明要检举揭发，必须立刻停止行刑，重新审查。法警只好放下枪，把张德月押上警车，又送回了看守所。
回到审讯室，张德月像是变了个人——之前的沉默全没了，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警察同志，我要检举！2006年8月，在89团十连的棉田里，有个叫杨艳的女人被人杀了！凶手是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我知道尸体埋在哪！”
他说得很详细：杨艳和阿杰都是2006年去棉田采棉花的短工，两人在采棉的时候好上了，成了情侣。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了架，阿杰一时冲动，强奸了杨艳，还失手把她杀了。阿杰怕被人发现，就找他帮忙埋尸——当时戈壁滩的土太硬，阿杰一个人挖不动，就拿着刀子威胁他，他没办法，只好跟着阿杰把杨艳的尸体埋在了棉田的西北角。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巴图盯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出破绽。
“我之前不敢啊！”张德月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副“后怕”的表情：“阿杰手里有刀，我怕他报复我家人。现在我都要死刑了，也不怕他了，就想立功赎罪，争取个宽大处理。”
听起来天衣无缝，可巴图总觉得不对劲——张德月要是真知道这事，为什么不早说？非要等到行刑前才开口？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可怀疑归怀疑，线索还是要查。巴图立刻安排人手，兵分两路：一路跟着张德月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尸体，另一路去查那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
跟着张德月去棉田的民警，很快就有了发现。在张德月指认的位置，民警们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挖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皮肤和肌肉都化成了黑褐色的黏液，裹在破烂的衣服里，只剩下一具白骨。法医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白骨，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对巴图说：“巴队，死者舌根处的骨头有骨折痕迹，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年前，跟张德月说的时间对得上。不过尸体腐烂太严重，没法直接确认身份，只能确定是女性。”
民警在尸体旁边还挖出了一张身份证，卡片已经被土浸得发皱，照片上的女人扎着马尾，笑容很干净——身份证上的名字，正是杨艳。
可光有身份证还不够，得确认这具白骨就是杨艳。巴图又派了一队民警去杨艳的老家——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乡，找杨艳的家人采集血液样本，然后把样本和白骨一起送到北京做dNA比对。
这一折腾，就是一个月。巴图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比对结果出来。可就在这时，另一队查阿杰的民警带来了一个消息——阿杰死了，2007年4月28号，在一场醉酒斗殴中被人捅死了，尸体已经被他家人领回去埋了。
巴图心里“咯噔”一下——阿杰死了，还是在张德月被捕之后死的。张德月2007年3月就被抓了，一直关在看守所里，他怎么会知道阿杰死了？
难道是张德月早就知道阿杰死了，才故意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毕竟死人不会说话，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想查，也找不到人对质。
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看守所的记录显示，张德月被捕后，除了庭审时见过一次哥哥张德年，就只有张德年给他送过一次衣服，而且衣服都是经过民警严格检查的，不可能夹带纸条。张德月根本没机会接触外界，更不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线索一下子断了。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确认那具白骨就是杨艳，可凶手阿杰已经死了，张德月的供词成了孤证——既没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也没法证明是假的。
巴图盯着桌上的案卷，心里犯了难。难道张德月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只是帮凶，不是主谋？要是这样，那张德月还真能立功赎罪，说不定能免了死刑。
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张德月太镇定了，从他检举到现在，不管警方怎么问，他都能对答如流，一点慌乱都没有，就像是早就把说辞编好了一样。
“不行，得再查！”巴图把案卷往桌上一拍，心里不服气——他不信张德月能把谎话说得这么天衣无缝，一定有破绽。
巴图决定从杨艳的人际关系查起。他让人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当年跟杨艳一起采棉花的工友，问问杨艳和阿杰到底是不是情侣。
没几天，去棉田调查的民警就传回了消息——工友们都说，没见过杨艳和阿杰走得近，反倒是杨艳跟棉田的承包人张德年走得挺近。
“张德年？”巴图念着这个名字，突然想起了什么——张德年，不就是张德月的亲哥哥吗？
这个发现让巴图眼前一亮。他赶紧让人去伊犁霍城县，找到杨艳的母亲，想从她嘴里套点关于张德年的消息。
杨艳的母亲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住在一间土坯房里。听说警察是来查杨艳的事，老太太忍不住哭了起来，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书信，信封上的落款，全是“德年”。
“这些都是张德年写给我家艳艳的。”老太太抹着眼泪，声音哽咽：“2000年的时候，艳艳跟着我去89团采棉花，张德年是承包人，他看上了艳艳，就追她。艳艳那时候才18岁，单纯，就跟他好了。可我不同意——张德年比艳艳大五岁，家里条件也一般，我不想女儿跟着他受苦。采棉结束后，我就把艳艳带回了家，逼着她跟张德年断了联系。”
老太太说，2003年，她给杨艳找了个婆家，男方家里有几亩地，条件不错。可杨艳不愿意，跟男方过了两年就离婚了，回到家后，跟她的关系也闹得很僵。2006年8月，杨艳说要去89团采棉花，就收拾东西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我还以为她是跟张德年私奔了，没想到……没想到她已经不在了……”老太太说到这，哭得更厉害了。
巴图拿起那些信，一封一封地看。信里的内容很暧昧，张德年在信里跟杨艳说“我想你”“等我把棉田打理好，就娶你”，还提到“等你来了，我给你租个房子，不用跟工友挤宿舍”。最关键的是，这些信从2000年一直写到2006年，就算杨艳结婚了，两人也没断了联系。
“难道是张德年杀了杨艳？”巴图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张德年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杨艳来找他，可能是想跟他复合，张德年不同意，两人起了冲突，张德年失手杀了杨艳，然后让弟弟张德月帮忙埋尸。现在张德月要被执行死刑，就想把罪名推到死了的阿杰身上，既帮自己立功，又帮哥哥脱罪，这简直是一箭双雕的“兄弟局”！
这个猜测让巴图兴奋起来，他立刻让人把张德年请到了公安局。
张德年比张德月大五岁，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皮鞋擦得锃亮，看着很稳重。一进审讯室，他就主动跟巴图打招呼，脸上带着笑：“警察同志，找我有事？是我弟弟张德月的事吗？”
“先不说张德月，”巴图盯着他的眼睛，“你认识杨艳吗？”
张德年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认识，她以前在我承包的棉田采过棉花，是我的工人。”
“只是工人？”巴图追问：“我听说，你跟她关系不一般，还特意给她租了房子，让她从工友宿舍搬出去住？”
张德年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赶紧摆了摆手：“误会！都是误会！当时杨艳跟工友吵架，闹得很凶，我作为承包人，总不能看着她没地方住，就帮她找了个临时的房子，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巴图把一沓信放在他面前，“那这些信是怎么回事？你在信里跟杨艳说‘想娶她’‘要跟她过一辈子’，这也是误会？”
张德年看着那些信，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拿起一封信，手指微微发抖，过了好一会，才长叹了一口气：“是，我跟杨艳好过，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棉田认识，我追的她。可她母亲不同意，我们就断了联系。后来她结婚了，我也结婚了，就没想过再跟她有牵扯。”
“那2006年8月，杨艳去棉田找你，是怎么回事？”巴图接着问。
“她跟我说想找份工作，采棉花挣钱，我就答应了。”张德年的声音低了下去，“她在棉田的时候，确实跟我提过复合，可我已经有老婆孩子了，日子过得很安稳，我不想毁了这个家，就拒绝了她。我知道她心里不舒服，就多给了她点工资，还帮她找了房子，没想到会被人误会。”
“那杨艳死了，你知道吗？”巴图突然提高了声音。
张德年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震惊：“她……她死了？怎么死的？我以为她采棉结束后就回家了……”
看着张德年的表情，巴图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的震惊不像是装的，难道真的不是他杀的？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跟杨艳的关系？”巴图追问。
“我怕我老婆知道，也怕别人说闲话。”张德年叹了口气，“我现在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日子过得挺好，我没必要为了一段过去的感情，把自己的生活毁了。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杀杨艳，你们相信我。”
巴图盯着张德年看了很久，没从他脸上找出破绽。他又让人去查了张德年和张德月的接触记录——庭审时两人虽然见了面，但隔着老远，没机会说话；张德年给张德月送衣服时，民警检查得很仔细，没发现任何夹带。也就是说，张德年根本没机会跟张德月串供。
线索又断了。巴图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案卷，心里满是挫败——张德月在撒谎，这是肯定的，可凶手不是阿杰，也不是张德年，那到底是谁？
就在巴图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师傅——张毅。张毅是市局的老刑警，干了三十年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杂案，经验丰富得很。前段时间因为抓小偷时被捅伤了腿，一直在医院疗养。
巴图买了点水果，去医院看张毅。病房里，张毅正坐在床上看报纸，腿上打着石膏，头发虽然白了大半，但眼神依旧锐利。
“师傅，我遇到难题了。”巴图把张德月的案子一五一十地跟张毅说了，从绑架碎尸到行刑前检举，再到杨艳的白骨和阿杰的死，一点细节都没漏。
张毅听着，手指轻轻敲着床沿，没说话。等巴图说完，他才抬起头，笑了笑：“你小子，还是太急了。张德月这个案子，问题不在别人身上，就在他自己身上。”
“师傅，您的意思是……”巴图愣了一下。
“你想想，张德月的犯罪记录——2005年诈骗，2007年直接就绑架碎尸，这个跨度太大了。”张毅慢悠悠地说，“人犯罪，就像走楼梯，得一步一步来，从小偷小摸，到抢劫，再到杀人，很少有人能一下子从诈骗跳到碎尸。中间肯定少了一环，而杨艳的案子，就是这缺失的一环。”
张毅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巴图的思路——对啊！从诈骗到碎尸，中间差了“杀人”这一步，杨艳的奸杀案，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也就是说，杀害杨艳的，很可能就是张德月自己！
“可他怎么知道阿杰死了？”巴图还是有点疑惑。
“看守所不是密封的，犯人放风的时候，能跟其他犯人接触。”张毅笑了笑，“你去查查，跟张德月同期关押的犯人里，有没有认识阿杰的。”
巴图一下子来了精神，立刻赶回局里，让人去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名单。没几天，就有了结果——有个叫克尔吉特的蒙古族青年，跟张德月关在同一个看守所，他既是阿杰的发小，又跟张德月认识。克尔吉特是2008年4月被捕的，罪名是盗窃，而阿杰是2007年4月死的，克尔吉特肯定知道阿杰的死讯。
“肯定是克尔吉特跟张德月说的！”巴图兴奋地拍了下桌子，“张德月知道阿杰死了，就想把罪名推到他身上，等行刑前才开口，就是因为他刚从克尔吉特那得知消息，还没来得及编好说辞！”
巴图想立刻去提审克尔吉特，可张毅却拦住了他：“别急，先别打草惊蛇。你先去跟克尔吉特聊聊天，就当是常规问询，看看他怎么说。”
巴图按照张毅的意思，以“了解在押人员思想动态”为由，找了克尔吉特。一开始，克尔吉特还嘴硬，说跟张德月不熟。可巴图没提阿杰，只是跟他聊起了89团的棉田，聊起了采棉花的日子。聊着聊着，克尔吉特就松了口，说自己跟张德月在放风的时候聊过天，还跟他说过阿杰在斗殴中死了的事。
“张德月当时怎么说？”巴图追问。
“他没说啥，就问了句‘真死了？’，然后就走了。”克尔吉特挠了挠头，“我还以为他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
证据有了，接下来就是攻破张德月的心理防线。可张德月还是老样子，不管民警怎么问，他都一言不发。
“师傅，还是得您出马。”巴图只好又去请张毅。张毅虽然腿还没好利索，但还是办了出院手续，跟巴图一起去了看守所。
2008年9月3号，张毅走进了审讯室。张德月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了下去——他不认识这个老警察，心里多少有点警惕。
张毅没像巴图那样直接发问，而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张德月对面，笑了笑：“小伙子，别紧张，我不是来审你的，就是来跟你聊聊天。我听说你知道杨艳的案子，能不能再跟我说说？就当是帮我回忆回忆细节。”
张德月抬起头，眼神里满是疑惑——这个老警察跟之前的不一样，语气很温和，没有一点压迫感。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张德月把之前的说法又复述了一遍，从杨艳和阿杰谈恋爱，到吵架，再到阿杰找他埋尸，说得跟之前一模一样。张毅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偶尔问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当时阿杰找你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埋尸的时候，土挖了多深？”
张德月一开始还很警惕，回答得很谨慎，可问的问题多了，他也就放松了警惕，回答得越来越流畅，甚至还主动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当时风很大，把棉絮吹得到处都是”“阿杰的手上有个疤”。
就在张德月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张毅突然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阿杰杀了杨艳？”
张德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因为阿杰死了啊！”
话音刚落，张德月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他猛地捂住嘴，眼神里满是慌乱——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
张毅放下笔，抬起头，看着张德月，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阿杰死了，所以你就把罪名推到他身上？因为死人不会反驳，对吗？”
张德月没说话，头垂得更低了，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都泛了白。
“是克尔吉特跟你说阿杰死了的吧？”张毅接着说，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跟你说，阿杰在2007年4月的斗殴中被人捅死了，你就觉得机会来了，想借着检举阿杰，给自己争取条活路。可你忘了，纸是包不住火的。”
张毅把克尔吉特的供述录像放在张德月面前，屏幕里，克尔吉特清清楚楚地说：“我跟张德月说过阿杰死了的事，他还问我是不是真的……”
张德月看着屏幕，身体开始发抖。他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戳穿了。
“杨艳到底是谁杀的？”张毅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查不出来吗？你从诈骗到绑架碎尸，中间少了一环，杨艳的案子，就是你干的！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可你忘了，犯罪的轨迹，是藏不住的！”
张德月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盯着张毅看了很久，突然瘫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发出了绝望的哭声。
“是我……是我杀了杨艳……”
张德月的坦白，揭开了2006年那个秋天，发生在棉田里的罪恶。
2006年11月，采棉季结束了。杨艳从张德年那里领了工资，站在棉田边，心里满是失落——她跟张德年提了复合，却被拒绝了。她看着远处的戈壁滩，风把棉絮吹得漫天飞，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往哪去。
就在这时，一辆摩托车停在了她身边。“姐，去哪啊？”骑车的人是张德月，他是来给哥哥送东西的，刚好看见杨艳一个人站在那。
“我……我去车站，回家。”杨艳勉强笑了笑。
“正好，我顺路，送你吧。”张德月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他早就知道杨艳跟哥哥的关系，也知道杨艳被拒绝了——他觉得，这个女人刚失恋，正是他趁虚而入的好机会。
杨艳没多想，她认识张德月，觉得他是“自己人”，就坐上了摩托车。可她没想到，这一坐，就再也没能下来。
摩托车没往车站走，而是拐进了一片没人的棉田。张德月停下摩托车，一把抓住杨艳的胳膊，把她拽了下来。“姐，你跟我哥没戏了，不如跟我好吧？”张德月的眼神变得猥琐，伸手就去扒杨艳的衣服。
杨艳吓坏了，拼命挣扎：“你放开我！我不跟你好！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喊人？这里荒无人烟，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见！”张德月恼羞成怒，他没想到这个“离过婚的女人”竟然还敢反抗。他一把掐住杨艳的脖子，把她按在地上，强行侵犯了她。
完事后，张德月才发现，杨艳已经没了呼吸——他刚才掐得太用力，把杨艳活活勒死了。
张德月慌了，他看着地上的尸体，心里满是恐惧。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这里没人，只要把尸体埋了，就没人会知道。他在棉田的角落里挖了个坑，把杨艳的尸体埋了进去，还把她身上的工资搜了出来，骑着摩托车，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接下来的几个月，张德月每天都活在恐惧里，生怕警察找上门。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发现杨艳的尸体，也没人找他问话。他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觉得自己很“聪明”，能把杀人的事瞒得严严实实。
这种“侥幸”，让他胆子越来越大。2007年3月，他听说史新静“有钱”，就动了绑架的念头。他以为自己能像上次一样，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可他没想到，警察会这么快找到他，还发现了那几颗没烧透的牙齿。
被判处死刑后，张德月一直没放弃求生的念头。直到2008年4月，他在放风时遇到了克尔吉特，从他嘴里得知阿杰死了的消息，才想出了“检举阿杰”的主意——他觉得，阿杰死了，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他就能借着这个机会立功赎罪，保住一条命。
可他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张毅会从“犯罪轨迹”里看出破绽，没算到克尔吉特会说出真相，更没算到，自己会在不经意间，说出“阿杰死了”这个致命的破绽。
“我以为我很聪明，能骗过所有人……”张德月坐在审讯室里，声音嘶哑，“可我没想到，还是栽了……”
2008年10月，张德月因绑架罪、故意杀人罪，被再次判处死刑。这一次，没有检举，没有立功，更没有“借尸还魂”的诡谋——他亲手犯下的罪恶，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行刑那天，巴图没有去。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远处的戈壁滩，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了张德月第一次被捕时的油滑，想起了他行刑前的笑容，想起了杨艳和史新静的白骨——这世上哪有什么能逃脱法网的“聪明”？所有的算计，到最后，不过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