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四川，夏日常被绵密的雨丝缠裹，但七月的开江县永兴镇，却难得敞亮起来。太阳刚爬过东边的竹林，把金晃晃的光洒在青石板路上，石板缝里的青苔还沾着晨露，踩上去咯吱作响——这一天是7月12号，永兴镇的逢场天。
“逢场天”是川东农村的老说法，换成更通俗的词，就是“赶集”。在九十年代初的四川乡村，商业还没像后来那样钻进每个角落，逢场天便是整个镇子的“狂欢日”。头天晚上，镇口的老槐树下就会支起零星的摊位：卖腊肉的张屠户会把刚熏好的五花肉挂在竹竿上，油亮亮的肉皮泛着琥珀色；炸油糕的李婶会提前和好面团，就等第二天清晨把油锅烧得“滋滋”响；还有缝补衣物的刘婆婆，会把装着顶针、线轴的木匣子擦得干干净净，坐在小马扎上候着生意。
赵永永家在永兴镇旁边的涧口垭村，那会儿他刚满7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小褂，手里攥着弟弟赵永宽的衣角——5岁的永宽还没上学，总爱跟在哥哥身后，像条小尾巴。永永记得，那天早上母亲肖学勤起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就钻进厨房，把昨天剩下的玉米糊糊热了热，又切了半块红薯给兄弟俩。肖学勤那年31岁，头发总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红绳扎在脑后，她爱笑，眼角有两道浅浅的纹路，每次看永永写作业，都会温柔地说：“永永写字要坐直，不然以后眼睛会近视。”
吃完早饭，肖学勤拎起竹编的菜篮子，准备去镇上买些盐和针线。刚走到院门口，她突然“哎呀”一声——右脚的塑料凉鞋断了鞋带，鞋底也裂了道小缝。“这可咋整？”她皱着眉，转头往隔壁高婶家走。高婶是个热心肠，见肖学勤来借鞋，赶紧从鞋架上拿了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学勤，这鞋我去年买的，没咋穿，你穿正好，赶集人多，小心别被挤着。”
肖学勤刚要出门，永永和永宽就跟了上来。“妈，我们也去！”永永仰着脖子，眼睛亮晶晶的——他想去看镇上的耍猴戏，还想让妈买块水果糖。肖学勤蹲下来，摸了摸永永的头：“听话，回家去。妈买完东西就回来，给你们带炸油糕，好不好？”可兄弟俩哪儿肯依，一个拽着她的衣角，一个抱着她的腿，嘴里不停地念叨“要去要去”。
肖学勤没辙了。她从院角捡起一根晒干的小麦秸，轻轻拍了拍永永的手背：“再闹妈要生气了啊！”可小麦秸软乎乎的，根本没力道，永永不仅没怕，反而拉着弟弟往镇上的方向跑。肖学勤叹了口气，只能跟在后面追：“慢点跑，别摔着！”
后来赵永永无数次想，如果那天他和弟弟听了妈的话，乖乖回家，是不是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可人生没有“如果”，1994年7月12号的阳光那么暖，暖得让人忘了危险，也忘了命运早已埋下的伏笔。
永兴镇的集市比平时热闹十倍。青石板路上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农民、推着自行车的小贩、追着打闹的孩子，脚步声、吆喝声、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肖学勤牵着永永的手，另一只手护着永宽，生怕孩子被挤散。永永东张西望，一会儿指着卖气球的摊位喊“妈你看”，一会儿又被耍猴戏的锣鼓声吸引，差点挣开妈的手。
走到镇中心的平房区时，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肖学勤。永永记得那男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个子不高，说话带着点外地口音，他跟肖学勤说了几句话，像是在问路，又像是在托付什么事。肖学勤听完，犹豫了一下，然后跟着男人走进了一间临街的平房——那房子的门是木制的，漆皮已经脱落，门口摆着两个破旧的竹筐。
“妈，你去哪儿？”永永喊了一声。肖学勤回头笑了笑：“妈跟这位叔叔说两句话，你们在门口等着，别乱跑。”
兄弟俩就在门口的台阶上玩。永宽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在台阶上画圈圈；永永则盯着房子的窗户，窗户上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突然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像是妈的声音，又像是别人在吵架。
“妈！”永永心里一慌，拉起永宽就往屋里冲。
推开门的瞬间，永永感觉全身的血都冻住了。屋里烟雾缭绕，几个男人围着桌子打牌，见他们进来，都停下了动作。里屋的地上，妈躺在那里，头发散在脸上，一个男人正拿着打针的针管，往妈的头上扎——那针管比永永在卫生院见的粗很多，扎下去的时候，妈哼了一声，身体抖了一下。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刀，刀刃上沾着红色的东西，他朝着妈的后背，一下、两下、三下……永永记不清是三刀还是四刀，只记得血顺着妈的衣服流下来，渗进水泥地的缝隙里，像一条条红色的小蛇。
“妈！”永永和永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妈的胳膊哭。那几个男人转过身，眼神冷冰冰的。其中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过来，一把扛起永永，另一个人抱起永宽，把他们往楼上拖。永永挣扎着喊“放我下来”，可男人的胳膊像铁钳一样，勒得他喘不过气。
楼上的房间很小，只有两个窗户，同样没有玻璃。永永被扔在地上，他看着永宽吓得直哭，心里又怕又急。过了一会儿，楼下没了声音，他们趁着没人，偷偷溜到院子里，想翻过院墙逃跑。可院墙太高了，永永爬了一半，就被追上来的男人抓住了。男人照着他的后背打了几拳，疼得他眼泪直流，然后又把他们关回了楼上的房间。
接下来的六七天，成了永永这辈子最黑暗的记忆。那些人每天都会喂他们吃药，药片是白色的，很苦，吃完之后就特别困，睁不开眼睛。他想记清妈的样子，想记清家的方向，可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只能靠着仅存的意识，把屋里的场景、男人的长相，一点点刻在心里——他怕自己忘了，怕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等永永再次清醒的时候，已经不在永兴镇了。他和永宽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莆田，辗转到了北高镇高阳村。一个叫“阿和”的男人把他们领回了家，永宽因为年纪小，很快就被另一户人家抱走了——后来永永才知道，买孩子的人家都喜欢年纪小的，觉得“养不熟”的风险小。
而他，因为已经7岁，记事了，没人愿意要。那些天，阿和每天都把他带到不同的人家，让他站在门口，像件商品一样被人打量。有人嫌他“眼神太倔”，有人说“年纪太大，不好教”，永永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只能低着头，攥着衣角，心里一遍遍地喊“爸、妈、弟弟”。
直到第七天，一个叫徐金池的农民把他买走了。徐金池家有两个女儿，都比永永小，他买永永的目的很明确——等永永长大了，让他当自己的女婿，给家里干活。从那天起，“赵永永”这个名字被抹去了，他成了“徐阳”。
在徐家的第一年，永永没出过家门。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起床喂上百只鸭子，鸭子的粪便沾在手上，又腥又臭，他只能用冷水一遍遍洗；中午要给徐金池一家做饭，要是饭做晚了，就会被徐金池骂；晚上还要帮两个妹妹洗衣服，直到月亮升到头顶才能睡觉。徐金池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动辄打骂，有一次因为鸭子丢了一只，徐金池抄起木棍就往他背上打，打得他趴在地上，好几天都起不来。
第二年，徐金池让他去上学，登记的名字还是“徐阳”。永永很珍惜上学的机会，每天早上都第一个到教室，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美术，每次上美术课，老师让画什么，他都能画得比别人好。他会在课本的空白处画家乡的样子：画房后的两个鱼塘，画上学路上的石板桥，画母亲笑着看他写字的样子——可他记不清母亲的脸了，只能画一个模糊的轮廓，每次画完，眼泪都会滴在纸上，把墨迹晕开。
上到五年级的时候，徐金池不让他上学了。“上学有啥用？不如早点挣钱养家。”徐金池把他从学校拉回来，让他跟着村里的人去广东学玉雕。永永心里不愿意，可他知道，这是他离开徐家的机会——他想挣钱，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家，找弟弟。
13岁的永永，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跟着徐金池的大女儿，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广东肇庆的一家玉雕厂。学徒工没有工资，还要交学费，徐金池帮他交了学费，却跟他说：“这钱你以后得还我。”
玉雕厂的生活很苦。每天早上7点，永永就要开始工作，先在玉石上画画，再用刻刀一点点雕刻。玉石很硬，刻刀经常会划伤手指，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中午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通常就啃一个馒头，喝几口自来水；晚上要工作到11点，回到宿舍的时候，其他学徒都睡着了，他只能借着走廊的灯光，在废纸上画家乡的风景——他怕自己忘了，忘了小时候父亲扛着他从山顶跑回家的感觉，忘了母亲做的腊肉的香味，忘了弟弟跟在他身后喊“哥哥”的声音。
最困难的时候，永永连馒头都买不起，只能靠喝自来水充饥。有一次，他饿了两天，实在撑不住了，晕倒在工作台上，被师傅送到了医院。师傅知道他的遭遇后，偷偷给了他几个包子，还教他一些雕刻的技巧。永永很争气，一年之后，他雕刻的翡翠小件，每天能帮铺子挣100块钱，他的加工费也从3块5块，涨到了10块20块——比其他学徒都高。
2008年，永永搬到了广东四会，开始尝试加工翡翠大件。他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工作台。每天除了工作，他就翻看自己的日记——从五年级开始，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把心里的委屈、难过、迷茫，都写在本子上。
日记本的第一页，写着“真名：赵永永？超永永？”——他记不清自己的姓了，只记得小时候母亲让他写字，先写一个走之旁，至于走之上面是什么字，他想不起来，只能猜测自己姓赵或者姓超。中间的几页，贴着他从小到大的照片：有一张是小时候的，穿着蓝布褂子，站在一棵槐树下，旁边写着“妈妈，你还在世上吗？我好想你啊”；有一张是五年级的，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旁边写着“弟弟，你在哪里？哥哥好想你，我一定要找到你”；还有一张是打工时的，穿着工装，手里拿着雕刻好的玉石，旁边写着“我现在很痛苦，还要等几年才能找到父亲母亲，才能团圆”。最后一页，是2006年在四会拍的，只有六个字：“我想回家，爸妈。”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永永都会拿出日记本，一遍遍地看。他会想起1994年7月12号的那个下午，想起母亲躺在地上的样子，想起那些人手里的刀和针管——那些画面像噩梦一样，每天都缠着他。他只能靠喝酒才能睡着，有时候喝多了，会对着墙壁喊“妈”，喊到嗓子沙哑。
2010年春节，永永的两个四川朋友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朋友的母亲做了一大桌菜，有腊肉、香肠，还有一盘折耳根。当永永夹起一筷子折耳根，放进嘴里的时候，突然愣住了——折耳根的腥甜在嘴里散开，和记忆里母亲带着他在田埂上挖折耳根的味道一模一样。
“这折耳根，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永永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肯定啊，我们四川人都爱吃这个。”朋友的母亲笑着说。
就是这一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永永混沌的记忆——他确定，自己的家乡在四川。
可四川那么大，怎么找？永永不知道。他只能在节假日的时候，买张火车票，随便找一个四川的城市，在街头巷尾转悠，希望能找到和记忆吻合的蛛丝马迹。他去过成都、重庆、达州，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问当地人“有没有听过永兴镇”“有没有见过逢场天赶集”，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直到2012年3月底，永永在网上看到了“宝贝回家”公益寻亲网站。他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注册了账号，把自己的经历、记忆里的细节，都写了下来，还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日记本照片，以及那些画着家乡和案发现场的铅笔画。
负责对接他的志愿者叫“老中医坐堂”，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当老中医看到永永写的“母亲被人用针管扎头、用刀捅后背”时，心里一紧——这不是普通的拐卖案，而是涉及命案。他立刻联系永永，让他把画的细节再补充一下。
永永画了两幅最重要的画。第一幅画的是案发现场：母亲披散着头发，被摁在桌子底下，旁边放着一个录音机，邓丽君的《甜蜜蜜》从录音机里传出来，盖过了母亲的呼救声；一个男人举着针管，扎在母亲的头上，另一个男人举着刀，朝着母亲的后背；永永和永宽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胳膊哭，屋里还站着两三个男人，眼神凶狠。第二幅画的是家乡：房子后面有两个鱼塘，鱼塘边种着竹林，上学路上有一座石板桥，逢场天的时候，人们会在家门口玩龙灯，龙灯的颜色是红色的，上面缀着金色的流苏。
老中医把永永的资料整理好，发到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群里。群里的志愿者们连夜讨论，有人根据“挖坑取火”的习俗（永永记得小时候大人们会在堂屋中间挖坑架柴火，一边烧水一边取暖），推测他的家乡可能在达州一带；有人根据“百高街”的发音（永永记得母亲常说“去百高街买东西”），搜索到达州有个“碑高乡”，当地口音里“碑高”和“百高”很像。
2012年5月17号，永永登上了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接下来的10天，志愿者们给他安排了密集的行程：去达州的派出所验dNA，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跟着志愿者去碑高乡寻访。在碑高乡，他们找到了一户多年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离家”的人家，可那户人家的亲戚说，那两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显然不是永永和永宽。
从碑高乡回来的路上，永永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嚎啕大哭。他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亲人的方向。
转机发生在2012年9月。一个叫“达州背二哥”的志愿者，从永兴镇的村民肖石英那里得到了消息——肖石英说，永兴镇涧口垭村有一户姓赵的人家，1994年的时候，妻子肖学勤带着两个儿子赵永永、赵永宽失踪了，至今没有消息。
“背二哥”立刻联系永兴派出所，派出所证实了这个消息：赵代富（永永的父亲）当年确实报过案，说妻子和两个儿子失踪，还说妻子赶集前借了邻居的白色塑料凉鞋，两个孩子光着脚跟着去了集市。
志愿者们把赵代富的信息和永永的记忆比对：永永记得父亲穿着西装，骑单车去上班，像个“老板”——赵代富当年确实带着几个工人干工程，经常穿西装；永永记得爷爷喜欢编竹篮——赵代富的父亲就是个竹编匠人；永永记得家后面有两个鱼塘——赵代富家的老房子后面，确实有两个鱼塘。
所有细节都对上了。可当时的永永并不知道，他正在福建福州，跟着志愿者寻找弟弟永宽的线索。志愿者们联系了福建电视台，希望能从当年的人贩子“阿和”入手，可徐金池（永永的养父）却躲躲闪闪：“我记不清阿和是谁了，是阿狐还是阿和，我都忘了。”村民们也说，阿和搬到别的村子去了，时间太久，找不到了。
就在永永以为又要失望的时候，“背二哥”给他打了个电话：“徐阳，你回家吧，家找到了。”
永永握着电话，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他坐在福州的火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要回家了。
2012年9月的一天，永兴镇涧口垭村的入口处，挤满了人。村民们手里拿着鞭炮和鲜花，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宝贝赵永永回家”。赵代富穿着一件新的蓝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站在横幅底下，手不停地发抖——自从1994年7月12号之后，他找了儿子18年，每天都在盼着这一天。
赵代富还记得，1994年7月12号那天，他带着工人在工地干活，忙到天黑才回家。推开家门的时候，屋里冷冷清清的，没有肖学勤的身影，也没有永永和永宽的笑声。他以为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了，第二天去娘家问，岳父母却说没见过他们。邻居们告诉他，昨天看到肖学勤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了，还借了高婶的白色塑料凉鞋。
赵代富骑着自行车，把永兴镇的亲戚家都找遍了，可没人见过肖学勤和孩子。街上的街坊提醒他：“有几户人家以前拐卖过孩子，会不会是被他们掳走了？”赵代富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去那几户人家调查，可因为没有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赵代富在自家的家谱上写下：“长子赵永永，次子赵永宽，母带起跑了。”他不是真的相信妻子会带着孩子跑，只是不愿意接受“妻子和孩子可能出事”的事实。这些年，他一直在外地打工，省吃俭用，把钱都存起来，想着万一哪天找到孩子，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生活。
现在，孩子终于要回来了。
永永坐着志愿者的车，来到了涧口垭村。下车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横幅底下的赵代富——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肩膀还是那么宽阔，和记忆里扛着他从山顶跑回家的样子，慢慢重合。
“爸。”永永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
赵代富上前一步，一把把永永搂进怀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永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周围的鞭炮响了起来，村民们围上来，给永永塞鲜花和糖果。永永埋在父亲的怀里，闻着父亲身上的泥土味，像小时候一样，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到家之后，永永看着眼前的新房子，有些陌生。赵代富解释说：“老房子好几年前拆了，这是新盖的。”他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上的肖学勤笑着，永永坐在母亲怀里，永宽站在旁边，赵代富穿着西装，搂着他们。永永指着照片，一点点核实记忆里的细节：“爸，你以前是不是经常穿西装去上班？”“是，那时候干工程，得穿得正式点。”“爷爷是不是喜欢编竹篮？”“对，你爷爷编的竹篮，镇上的人都爱买。”“家后面是不是有两个鱼塘？”“有，你小时候还在鱼塘边摸过鱼呢。”
当所有细节都对上的时候，永永终于确信——他真的回家了。
当天下午，永永和赵代富一起去开江县公安局报案，要求追查当年杀害肖学勤、拐卖他们兄弟的凶手。警方很快采集了永永的dNA，和赵代富的dNA比对，确认他们是父子关系。
2013年2月，开江县公安局的民警陪着永永，再次来到福建莆田。这一次，有警方在场，徐金池不敢再隐瞒，很快找到了“阿和”。阿和交代，1994年7月，郑志宪（人贩子）带着永永和永宽来找他，让他帮忙找买主，还说“这两个孩子的妈已经处理了”。阿和的妻子易某也是四川开江人，她证实，当年她坐月子的时候，郑志宪带了两个四川口音的小男孩来，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还跑到她的卧室里，问她“有没有见过我妈”。
顺着阿和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当年的凶手——蒲继建和廖定杰。蒲继建是永兴镇人，当地人都叫他“蒲三娃”，一只眼睛因为小时候生病，几乎看不见；廖定杰是蒲继建的弟弟，因为小时候被廖家抱养，所以姓廖。
面对警方的审讯，蒲继建和廖定杰很快承认了罪行。他们交代，1994年7月初，两人在蒲继建家商量“弄小孩去卖”，因为找不到单独的小孩，蒲继建就说：“看见带小孩的大人，把大人杀了，再把小孩带走。”7月12号逢场天，他们在蒲继建家门口盯上了肖学勤，蒲继建以“请帮忙带信”为由，把肖学勤骗进家里，然后用录音机放音乐掩盖声音，和廖定杰一起杀害了肖学勤。
蒲继建说，杀害肖学勤之后，他们把永永和永宽关在地下室，第二天把肖学勤的尸体肢解，用塑料纸和尼龙袋包起来，埋在蒲家后院的菜地里。2008年，蒲继建刑满释放（之前因为拐卖儿童被判过刑），怕尸体被发现，又把尸块挖出来，浇上汽油烧掉，没烧完的骨头扔在了厕所旁边。
警方在蒲家后院的厕所附近，挖掘出了22块焚烧过的木炭块和16块骨块，还在阳台附近挖出了一个编织袋，里面是人体双下肢的骨骼——经过鉴定，这些骨骼就是肖学勤的。
当蒲继建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的时候，赵代富揣着一把刀，想冲上去报仇，幸好被民警拦住了。赵代富看着那些骨块，哭得像个孩子：“学勤……我对不起你……我没照顾好你和孩子……”
在警方的帮助下，永永很快找到了弟弟赵永宽。永宽当年被卖到了莆田的一户姓吴的人家，吴家没有儿子，对永宽很好，还供他上了大学。永宽因为当年年纪小，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自己有个哥哥，记得母亲遇害的场景。
2013年，永永和永宽在开江县公安局见面。兄弟俩看着彼此，眼泪都流了下来。永永握着永宽的手：“弟弟，哥找到你了，我们回家了。”永宽点点头：“哥，我一直都记得你。”
2014年8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蒲继建因为故意杀人罪、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廖定杰因为故意杀人罪、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判决蒲继建和廖定杰赔偿赵永永、赵永宽以及肖学勤的父亲肖启祥共计5万多元，其中蒲继建承担60%，廖定杰承担40%。
判决下来的那天，永永和永宽来到蒲家后院，把母亲的遗骨收好，埋在了家乡的山坡上。永永跪在坟前，放了一束母亲最喜欢的野菊花：“妈，凶手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我们找到家了，以后每年都会来看你。”
2015年，有媒体对永永和永宽进行了回访。这时候，距离他们认亲已经过去两年了。永永把户口迁回了开江，身份证上的名字终于从“徐阳”变回了“赵永永”。他还在广东做玉雕生意，每年都会回家几次，只是不太出门，也不太喜欢和人交流——1994年的那场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太深的伤疤，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
永宽在北京工作，虽然不常回家，但每隔十天半个月，都会给赵代富打个电话，问问父亲的身体情况。赵代富后来又娶了妻子，妻子带着一个孩子，一家人相处得还算和睦，只是在肖学勤的遗骨安葬问题上，永永和继母有过矛盾——永永想按照福建的风俗，把母亲的遗骨供奉在家里，可继母觉得，按照四川的风俗，遗骨应该埋在祖坟里，不该放在家里。最后，在赵代富的调解下，永永同意把母亲的遗骨埋在祖坟旁边。
这起案件，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到“拐卖儿童”这个话题，也让“买拐同罪”的讨论再次升温。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有虐待、伤害等行为，还要数罪并罚。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在现实中，被追责的养父母却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被拐卖儿童的态度——很多孩子和养父母生活了十几年，有了感情，不愿意看到养父母被判刑。就像永永，虽然徐金池是收买他的人，但徐金池毕竟养了他十几年，他最终没有要求追究徐金池的责任。
有人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有让收买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减少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也有人说，要考虑儿童的利益，不能让孩子在找到亲生父母后，又失去养父母，造成二次伤害。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法律和社会共同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