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春秋“史圈顶流”的硬核人生——从“竹简打工人”到“文宗史圣”
第一章 鲁国“官N代”的童年：别人玩泥巴，他在啃竹简
公元前500年前后的鲁国，曲阜城里最热闹的不是诸侯的宴席，也不是集市的叫卖，而是史官左家大院里传来的“哗啦”声——那是年幼的左丘明在搬竹简。别误会，这不是小孩在玩“搭积木”，而是他的“学前启蒙课”。
左家是鲁国出了名的“史官世家”，往上数三代，爷爷的爷爷就跟着周公的后代记录鲁国大事，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体制内世袭岗”，而且是“核心业务岗”。别的贵族小孩三岁学射箭、五岁学骑马，左丘明三岁被爷爷抱在膝头认甲骨文，五岁就能把《虞夏书》的竹简翻得比街坊邻居家的账本还熟。有次鲁国大夫来串门，看见小丘明蹲在院子里，把竹简摆成“齐鲁会盟”的样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某年某月，桓公与庄公约，不抢汶水之田……”大夫当场笑喷：“左家这娃，怕是生下来就带了‘历史buff’吧？”
那时候的鲁国，虽说不是春秋最能打的“霸主”，却是出了名的“文化卷王”——毕竟是周公旦的封地，礼仪、典籍啥的都藏得比别的国家全。左丘明的老爹是鲁国太史，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竹简、记大事、陪国君参加典礼”，忙得脚不沾地。小丘明最爱的事，就是跟着老爹去“国家档案馆”（其实就是个堆满竹简的大屋子），老爹整理竹简，他就趴在旁边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拽老爹的袖子，老爹烦了就说：“这字念‘篡’，就是有人抢王位，你记住，以后写史的时候，这种事不能瞎改！”小丘明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记下了：原来写历史，比玩“诸侯争霸”的游戏还严肃。
有次曲阜下大雨，档案馆的屋顶漏了，老爹抱着一堆写着《春秋》的竹简往屋里跑，小丘明也跟着抢，结果摔了一跤，竹简没摔坏，他膝盖蹭破了皮，却咧着嘴笑：“爹，竹简没事！”老爹又气又笑：“你这娃，跟竹简亲过跟你娘亲！”后来左丘明长大回忆这事，总说：“我这辈子的‘职业操守’，就是摔那跤摔出来的——竹简比膝盖金贵，史实比面子金贵。”
那时候的小孩，玩的都是“模拟打仗”“抓兔子”，左丘明偏不，他喜欢找老史官听故事——听商汤灭夏、听武王伐纣、听周公制礼。有个老史官眼睛不好，左丘明就给人家捶背，换人家讲“共和行政”（西周时国人暴动，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的事，老史官说：“那时候没有国君，俩大夫说了算，史书记的时候，没偏没向，就写‘共和元年’，这才叫‘秉笔直书’。”左丘明把这四个字刻在心里，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工作信条”。
谁也没想到，这个童年“啃竹简”的小孩，后来会成为改写中国史学的人——不过那时候的左丘明，还只是个每天盼着老爹带他去档案馆的“小书虫”，最大的梦想是“把所有竹简都看完”，根本没料到，自己将来要写的东西，会被后人当成“史圈圣经”。
第二章 春秋“持证史官”的日常：左手记大事，右手防“和谐”
长大成人的左丘明，顺理成章接过老爹的“太史印”，成了鲁国的“官方记录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通讯社主编”，还是“持证上岗”的那种。不过这“证”可不好拿，得通过鲁国国君的考核：不仅要背完《诗》《书》《礼》《乐》，还得会“辨天象、知历法、记言行”，最关键的是，得敢“说真话”。
春秋时期的史官，可不是“混日子”的岗位。那时候周天子早就没了实权，诸侯们你打我我打你，像一群抢糖吃的小孩，今天结盟明天翻脸，个个都想让史官把自己写得“伟光正”。比如鲁庄公打了败仗，想让左丘明写成“战略撤退，以退为进”，左丘明当场拒绝：“君上，败了就是败了，写‘退’就是‘退’，写‘败’就是‘败’，史笔不能改。”鲁庄公脸都绿了，却没敢发作——为啥？因为那时候的诸侯都怕“史笔”：你要是干了坏事被史官记下来，后世子孙都会骂你，比打一场败仗还丢人。左丘明就吃准了这一点，成了鲁国“最敢说真话的打工人”。
他的日常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能累掉半条命。那时候没有纸，记录全靠竹简，一根竹简只能写十几个字，记一件大事得用好几捆竹简。每次鲁国开会，左丘明都得抱着一堆竹简、一把小刀（写错了刮掉）、一罐墨（其实就是炭灰加胶水），坐在国君旁边，国君说一句，他写一句，连咳嗽都不敢大声——怕漏了重要信息。有次开会开了三个时辰，左丘明坐得腿都麻了，散会的时候站不起来，还是旁边的大夫扶了他一把，调侃道：“左太史，你这是把‘敬业’刻在骨头里了？”左丘明揉着腿笑：“我要是漏了一个字，将来后人看史，还以为咱们鲁国大夫都在打瞌睡呢！”
除了记国内的事，他还得管“国际新闻”。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快递，诸侯之间的消息全靠“使者传信”，有时候一个消息从齐国传到鲁国，得走十几天，还可能传错——比如本来是“齐景公要和鲁定公结盟”，传到曲阜就变成了“齐景公要打鲁国”，左丘明每次都得反复核对：找使者问细节，找去过齐国的商人求证，甚至还会派自己的弟子去邻国“蹲点”，就怕写了“假新闻”。有次齐国使者来鲁国，左丘明拉着人家问了一下午“齐晋鞍之战”的细节，使者被问得烦了：“左太史，你比我们齐国的史官还较真！”左丘明认真道：“我写的不是‘八卦’，是‘历史’，差一个字，就是对后人不负责。”
最头疼的是“平衡各方关系”。春秋时期的诸侯，个个都想当“霸主”，都想让史官把自己写得比别人强。比如晋文公打赢了城濮之战，派使者来鲁国，想让左丘明写“晋文公大败楚军，威震天下”，楚国使者也来了，想让他写“楚军虽退，仍保有实力”。左丘明不偏不倚，写了“晋师败楚师于城濮，楚师还”——既说了晋国赢了，也没贬低楚国，两边使者都没话说。后来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得罪大国？”左丘明反问：“我是鲁国的史官，不是晋国的，也不是楚国的，我只对‘史实’负责，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历史。”
那时候的史官，还有个“高危任务”——记录国君的“黑料”。鲁昭公曾经偷偷把鲁国的土地送给季孙氏，这事本来想瞒着，结果被左丘明知道了，非要记下来。鲁昭公急了，派人去威胁他：“你要是敢写，我就撤你的职！”左丘明一点不怂：“我爹告诉我，史官的笔比剑还硬，你能撤我的职，却改不了我写的字。”最后鲁昭公没辙，只能让他写——后来孔子看到这段记录，感叹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左丘明觉得这事丢人，我也觉得丢人”，可见左丘明的“三观”有多正。
就这样，左丘明当了几十年的“鲁国太史”，记了无数大事小情，竹简堆得比他的人还高。别人都觉得他累，他却乐在其中：“每天写点东西，看着竹简上的字，就像看着鲁国的日子一天天过，踏实。”谁也没想到，后来他会把这些“日常记录”，变成一本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爆款书”。
第三章 《左传》诞生记：把“春秋流水账”改成“诸侯大戏台”
如果说《春秋》是春秋时期的“官方流水账”，那左丘明写的《左传》，就是“流水账的升级版——带剧情、带旁白、带人物心理的历史大戏”。
先说说《春秋》是啥。那时候鲁国的史官，每年都会写一本“年度大事记”，就叫《春秋》，内容特别简略，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桓公十年，秋，公会卫侯于桃丘”，跟现在的“日历备注”差不多，别说普通人看不懂，就算是贵族，不了解背景也不知道发生了啥。左丘明当了几十年太史，天天看《春秋》，越看越觉得“憋屈”：“这么多精彩的事，就写十几个字，后人看了还以为春秋时期的人都在摸鱼呢！”
于是他决定：“我要给《春秋》‘加戏’——把那些没写出来的细节、没说清楚的因果，都写明白！”这就是《左传》的由来，全称《春秋左氏传》，简单说就是“给《春秋》写的‘说明书’+‘番外篇’”。
写《左传》可不容易。那时候没有“资料数据库”，左丘明只能把自己几十年记的竹简，还有鲁国档案馆里存的旧竹简，一堆堆搬出来，趴在桌子上慢慢翻。有时候为了弄清楚“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背后的故事（《春秋》里就这么写），他得翻十几捆竹简：找郑国的使者记录，找鲁国大夫去郑国的见闻，甚至还得找老史官打听当时的八卦——最后才弄明白，这是郑庄公和弟弟共叔段争夺王位的故事，里面有母亲偏心、兄弟反目、最后庄公后悔的情节，左丘明把这些都写进《左传》，还加了一句庄公的心理活动：“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干坏事多了肯定会完蛋，你等着瞧），一下子就让这个故事活了。
那时候写东西，可比现在难多了。没有纸，只能写在竹简上，写错了就得用小刀刮掉，有时候刮得太狠，竹简都破了；没有“标点符号”，全靠句子的停顿来区分，左丘明怕后人看不懂，就特意把长句子拆短，还在关键地方加“也”“矣”这样的语气词；更没有“打印机”，写完了还得自己抄几份，一份存鲁国档案馆，一份自己留着，一份给信任的弟子——后来《左传》能传下来，全靠这些手抄的竹简。
左丘明写《左传》，有个“原则”：不瞎编，但也不隐瞒。比如写“齐桓公称霸”，他既写了齐桓公的英明（比如“尊王攘夷”，帮周天子撑场面），也写了他的缺点（比如晚年宠信奸臣，最后死得很惨）；写“晋文公重耳”，既写了他流亡十九年的辛苦，也写了他回国后杀对手的狠辣。有人劝他：“你把霸主写得这么‘不完美’，不怕后人骂你？”左丘明笑了：“历史不是‘英雄赞歌’，是人写的，人有优点就有缺点，我要是只写好的，那不是历史，是童话。”
最绝的是他写战争。《春秋》里写战争，就一句话：“某年某月，某伐某，胜之。”左丘明不一样，他能把一场战争写得像“动作大片”。比如写“城濮之战”（晋楚争霸的关键战役），他不仅写了双方的兵力、将领，还写了晋军怎么用“退避三舍”（后退九十里，兑现承诺）麻痹楚军，楚军怎么轻敌冒进，最后晋军怎么设埋伏打赢——连士兵的动作、将领的对话都有，比如晋军将领狐偃说：“师直为壮，曲为老。”（有理的军队就强大，没理的军队就衰弱），让读者仿佛站在战场上一样。后来有人说，左丘明要是生在现在，肯定是“顶级编剧”，写的战争戏比电影还精彩。
写《左传》的时候，左丘明已经快五十了，眼睛开始有点花，看竹简得凑得很近，有时候看久了，眼睛会疼得直流泪。弟子心疼他，说：“先生，我帮你抄吧，你说我写。”左丘明摇摇头：“这是我的书，每个字都得我自己写，不然心里不踏实。”就这样，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把《左传》写完了——全书三十卷，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二百五十多年历史，比《春秋》详细了几十倍。
《左传》写完后，在鲁国贵族圈里“火了”。大家都抢着抄，有人说：“原来《春秋》里藏着这么多故事！”有人说：“左太史这文笔，比吟诗作赋的大夫还厉害！”连孔子都看了，感叹道：“要是没有左丘明，我都不知道《春秋》里有这么多门道！”——这时候的左丘明，还没意识到，自己写的这本书，会成为后来儒家的“五经”之一，更会让他成为“史圈顶流”。
第四章 失明后的“盲写王者”：《国语》是怎么“盲打”出来的
就在左丘明以为自己能安安稳稳写完《左传》，然后退休带弟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的眼睛瞎了。
不是突然瞎的，是慢慢坏的。几十年看竹简，光线不好（春秋时期只有油灯，还特别暗），又经常熬夜，左丘明的眼睛越来越差，一开始是看竹简模糊，后来得凑到跟前才能看清，最后连甲骨文的笔画都分不清了。大夫来看了，摇摇头说：“是积劳成疾，眼睛里的‘精气’耗光了，治不好了。”
左丘明当时很平静，没有哭，也没有抱怨，只是摸了摸桌上的竹简，对弟子说：“没事，眼睛瞎了，手还在，脑子还在，能写。”弟子们都哭了：“先生，您都看不见了，怎么写啊？”左丘明笑了：“我可以说，你们写啊——我脑子里记的东西，比竹简还多。”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硬核的“盲写”开始了。每天早上，弟子们把竹简铺好，磨好墨，左丘明坐在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回忆：“周穆王西征的时候，去过昆仑山，见过西王母，西王母跟他说……”弟子们就拿着笔，在竹简上写，写错了左丘明会听出来：“不对，‘西王母’的‘母’字，下面是‘女’，不是‘子’，改过来。”有时候弟子记漏了，左丘明会提醒：“刚才我说的‘齐桓公与管仲论相’，还有一句‘任人唯贤，不避亲仇’，没写吧？”弟子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您的脑子就是‘活竹简’啊！”
他要写的这本书，叫《国语》，跟《左传》不一样——《左传》是按时间线写的（编年体），《国语》是按国家分的（国别体），记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个国家的历史，从周穆王到鲁悼公，差不多四百年的事。为啥要写《国语》？左丘明说：“《左传》是跟着《春秋》走的，只写了鲁国和跟鲁国有关的事，很多小国的故事没写，我想把它们都记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写《国语》的时候，左丘明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看不见，是“回忆准确”。比如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他得回忆自己当年听吴国使者说的细节：勾践怎么住柴房，怎么尝苦胆，怎么跟范蠡、文种商量复国——不能记错一个时间、一个人名。有次他跟弟子说“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弟子问：“先生，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左丘明想了想，说：“你去翻我以前记的竹简，找吴国使者的记录，上面应该写着‘勾践返国，至灭吴，凡二十二年’，所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概数，得在后面加一句‘终二十二年而灭吴’，这样才准确。”弟子去翻竹简，果然跟左丘明说的一样。
还有一次，写“晋献公假道伐虢”（晋国借道虞国打虢国，打完虢国又灭了虞国），左丘明想不起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虞君的原话了，就跟弟子说：“你们把《春秋》里关于虞国的记录找出来，再找去过晋国的商人问，宫之奇是个忠臣，他肯定会说‘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记得他还说过‘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你们先写上，等我再想想。”后来他想了三天，终于回忆起完整的话：“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俗话说的“脸颊和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啊），跟后来出土的虞国竹简上的记录一模一样。
左丘明写《国语》，还有个“特点”：喜欢写“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写“晋灵公不君”（晋灵公是个暴君），他不仅写了大臣赵盾怎么劝晋灵公，还写了一个叫“鉏麑”的刺客——晋灵公派鉏麑去杀赵盾，鉏麑看到赵盾早起上朝，坐在那里等天亮，觉得赵盾是忠臣，不忍心杀他，最后撞树自杀了。这个故事在别的史书中都没有，只有《国语》里有，左丘明说：“忠臣不仅有赵盾这样的大夫，还有鉏麑这样的刺客，他们的故事也该被记住。”
就这样，左丘明用了五年时间，在失明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八国语，四百年史，成了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弟子把竹简读给左丘明听，左丘明听完，笑了：“好了，这辈子没白活，该记的都记下来了。”
那时候的人，都觉得左丘明是“神人”——失明了还能写史书，比没瞎的人还厉害。有人说他是“文曲星下凡”，有人说他是“史神附体”，但左丘明自己知道，他只是“不想让历史被忘记”——就这么简单。
第五章 雅号背后的硬核实力：“文宗史圣”不是吹的
左丘明活着的时候，就有人给他起雅号了，比如鲁国大夫称他“左史公”，弟子们叫他“先生”，但真正让他成为“史圈顶流”的，是后世给的两个大称号：“文宗”和“史圣”。这俩雅号，可不是随便给的，每一个都对应着他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先说说“文宗”——“文”是文笔，“宗”是宗师，意思是“写文章的祖师爷”。为啥这么说？因为左丘明之前，史书都是“流水账”，文笔干巴巴的，而左丘明第一次把“文学性”带进了史书：他会用比喻（比如“如鱼得水”“唇亡齿寒”），会写心理活动（比如郑庄公的“悔”，晋文公的“叹”），会用对话推动剧情（比如齐桓公和管仲的对话，勾践和范蠡的对话），甚至还会写景物描写（比如写“黄河之水天上来”，虽然原话不是这样，但意思差不多）。
比如写“楚庄王问鼎中原”，《春秋》里就一句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左丘明在《左传》里，不仅写了楚庄王怎么问，还写了周大夫王孙满怎么回答：“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鼎的轻重在于德行，不在于鼎本身。以前夏朝有德的时候，远方的人把物产画下来，进贡青铜，铸成九鼎，上面刻着各种东西，让百姓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这段话不仅有道理，还特别有文采，后来成了千古名句。
再比如写“晏子使楚”（《国语·齐语》里有记载），左丘明写晏子怎么应对楚王的刁难：楚王让晏子从狗洞进，晏子说“出使狗国才从狗洞进”；楚王说“齐国没人了吗？派你这么矮的人来”，晏子说“齐国的人多到挥汗成雨，我是最没用的，才来楚国”——对话写得又幽默又犀利，把晏子的机智写得活灵活现。后来的文人，比如司马迁、韩愈、柳宗元，都学左丘明的文笔，司马迁写《史记》里的“鸿门宴”，跟左丘明写“城濮之战”的手法差不多，都是“用对话写剧情，用细节写人物”，所以韩愈说：“左丘明之传，太史公之书，世之学者，多能言之。”（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世上的学者都能说出来），这就是“文宗”的影响力。
再说说“史圣”——“史”是历史，“圣”是圣人，意思是“写历史的圣人”。这个称号，主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还有他对史书体裁的贡献。
先说“秉笔直书”。左丘明之前，史官有时候会迫于压力，修改史实（比如把败仗写成胜仗），但左丘明一辈子坚持“不隐恶，不虚美”（不隐瞒坏事，不编造好事）。比如写鲁国的“三桓之乱”（鲁国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大夫专权，架空国君），他不仅写了三家的专横，还写了国君的无能，一点都不护着自己的国家；写“宋襄公泓水之战”（宋襄公打仗讲“仁义”，等楚军渡完河再打，结果输了），他既写了宋襄公的“蠢”，也写了他的“仁”，没有一味贬低。后来的史官，都把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当成准则，比如司马迁写《史记》，敢写汉武帝的缺点，就是学左丘明；班固写《汉书》，敢写外戚专权，也是学左丘明——可以说，左丘明给中国史学立了“规矩”。
再说史书体裁。左丘明一人写了两部“开创性史书”：《左传》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按时间线写），《国语》是第一部国别体通史（按国家写）。这两种体裁，后来成了中国史学的“两大主流”：编年体后来有《资治通鉴》（司马光写的），国别体后来有《战国策》（刘向编的），都是在左丘明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有人说：“没有左丘明，中国史学得晚发展一百年。”这话一点不夸张——他就像个“史学发明家”，一下子创造了两种写历史的方法，让后来的史官有章可循。
除了“文宗”“史圣”，左丘明还有个不太出名但很有意思的雅号：“春秋第一吃瓜人”——因为他记录了春秋时期无数的“八卦”：比如齐襄公和妹妹文姜的私情，比如鲁桓公被齐襄公杀死的内幕，比如晋献公娶自己女儿的荒唐事（其实是误会，但左丘明如实记录了当时的传言）。这些“八卦”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历史更真实——毕竟，历史不仅有战争和政治，还有人的七情六欲。左丘明记录这些，不是为了“吃瓜”，而是为了告诉后人：“古人也是人，也有优点和缺点，也有开心和难过，不能把他们当成‘符号’。”
后世对左丘明的评价有多高？孔子把他当成“同道中人”，说“左丘明与丘同耻”（左丘明和我有一样的羞耻观）；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他，说他“失明，厥有《国语》”（失明了，才写出《国语》）；唐朝的唐太宗，把《左传》列为“皇子必读书”；宋朝的朱熹，把《左传》和《论语》《孟子》并列，当成“儒家经典”。可以说，从春秋到清朝，左丘明一直是“史圈的顶流”，没有之一。
第六章 影响两千年的“历史Up主”：从司马迁到现在都在“蹭”他的热度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影响力不仅没减，反而越来越大——就像一个“历史Up主”，虽然停更了，但他的视频（史书）被后人反复观看、转发、解读，火了两千年。
先说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几乎把《左传》和《国语》当成了“参考书”——写“五帝本纪”，参考了《国语》里的周穆王故事；写“十二诸侯年表”，直接抄了《左传》里的时间线；写“晋世家”“郑世家”，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是从《左传》里来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我只是整理历史故事，不是创作，你把我比作写《春秋》的人，太夸张了）——其实他心里，是把左丘明当成“偶像”的，不然也不会学左丘明“秉笔直书”，甚至比左丘明更敢写（比如写刘邦的流氓习气）。
汉朝还有个“左丘明粉丝”，就是董仲舒——他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左传》列为“儒家经典”，还专门写了《春秋繁露》，解读《左传》里的“微言大义”（比如“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董仲舒说左丘明写《左传》，也是为了“劝善惩恶”）。从此，《左传》从“史书”变成了“教科书”，汉朝的太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都得学《左传》，考试还考——左丘明要是知道，肯定会说：“我写的书，居然成了‘高考必刷题’？”
到了唐朝，左丘明的“热度”更高了。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欢《左传》，不仅自己看，还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大臣看，说“《左传》里的战争故事，能教我们怎么治国”。他还让孔颖达（唐朝大儒）给《左传》做注释，编成《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官方教材——这一下，《左传》成了“全国统一教材”，读书人都得背。李白、杜甫也都读过《左传》，李白的诗里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虽然是写三国，但手法跟左丘明写战争一样），杜甫的诗里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跟左丘明“不隐恶”的精神一样），都能看到左丘明的影子。
宋朝的时候，左丘明又“火”了一把。朱熹（宋朝大儒）把《左传》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五经”之一，还说“读《左传》，可以知古今之变”（读《左传》，能知道从古到今的变化）。苏轼、王安石也都是《左传》的“粉丝”——苏轼写《赤壁赋》，里面的“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跟左丘明写“城濮之战”的场面描写很像；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引用《左传》里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用学古代），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左丘明的影响力依然不减。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史记》的“绝唱”，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左传》的“文学性”；毛泽东也读过《左传》，他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引用《左传》里的典故，比如“退避三舍”“唇亡齿寒”，用来讲道理。现在的历史课本，讲春秋时期的历史，比如“齐桓公称霸”“晋文公复国”“吴越争霸”，很多内容都来自《左传》和《国语》——可以说，我们现在了解春秋，基本上是靠左丘明“打基础”。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蹭”左丘明的热度：比如拍历史剧，《东周列国志》里的很多剧情，都是按《左传》改编的；比如写小说，有人把《左传》里的故事写成“穿越文”，让现代人回到春秋，跟左丘明一起写史书；甚至还有人做“历史科普视频”，用动画的方式讲《左传》里的故事，标题写着“左丘明带你看春秋：原来古人这么会玩”——左丘明要是知道，肯定会笑着说：“没想到我死后，还能当‘网红’。”
左丘明之所以能火两千年，不是因为他写了两部书，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对历史的敬畏，对真相的坚持，对文字的认真。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冰冷的竹简，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无聊的流水账，是精彩的故事；不是用来讨好谁的工具，是用来让后人看清过去、走好未来的镜子。
现在，如果你去山东曲阜（左丘明的老家），还能看到“左丘明祠”，里面有他的雕像，手里拿着竹简，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在说：“我写的故事，你们还喜欢吗？”
答案是：喜欢，而且会一直喜欢下去。因为左丘明写的，不仅是春秋的历史，更是中国人对“真实”的追求，对“文化”的坚守——这种追求和坚守，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