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的逆袭：曾朴与他的文学“孽海”传奇
第一章 “东亚病夫”不病？——曾朴的反讽式“笔名出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上海，一家书坊的伙计正扯着嗓子喊：“新到《江苏》杂志！‘东亚病夫’先生的《孽海花》前六回，错过等半年啊！”
这话一喊，路过的人里，十个有八个会愣一下：“‘东亚病夫’？又是哪个酸秀才自怨自艾？”只有常混文人圈的几个熟客会会心一笑——他们知道，这“东亚病夫”不是真“病”，而是曾朴给自己起的笔名，藏着的不是颓丧，是一肚子“怼天怼地”的火气。
要论出身，曾朴本该是个“标准的官宦子弟”。他老家在江苏常熟，祖父曾熙文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父亲曾之撰官至刑部主事，家里藏书堆得能当墙用。按常理，他该走“科举当官”的老路：四岁开蒙，七岁背《论语》，十几岁考秀才，二十几岁中举人，一步步往朝堂上爬。可曾朴偏不——他打小就不是“安分的读书人”。
五岁那年，家里请了个老秀才教他认字，老秀才念“子曰：学而时习之”，他却插嘴：“先生，‘习’是温习，那要是学了没用的东西，温习还有啥用？”老秀才气得吹胡子瞪眼，说他“朽木不可雕”；十几岁时，他偷偷把父亲藏的《海国图志》《天演论》翻出来看，看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拍着桌子跟同学说：“咱们不能再读死书了！洋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考八股文，这不是等着挨打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朴二十岁，揣着家里给的盘缠去北京考举人。可到了考场，他一看考题——还是“四书五经”里的老一套，再看周围的考生，要么埋头抄范文，要么偷偷翻小抄，顿时没了兴致。他索性挥笔写了篇“离经叛道”的文章，把科举制度骂了一顿，说“此等取士之法，如缚人之手足，断人之耳目，何谈强国？”考官看了，气得把卷子扔在地上，批了个“狂悖无状”，他自然落榜了。
回家后，父亲气得要打他，他却梗着脖子说：“爹，中了举人又怎样？您看那些当官的，要么贪赃枉法，要么只会磕头，能救中国吗？我不考了，我要学新学，写文章，叫醒更多人！”
也就是这时候，西方报刊开始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说中国“积贫积弱，民性懦弱，如病入膏肓”。曾朴看到这话，气得夜里睡不着觉——他知道国家是有“病”，但这“病”不是“民性懦弱”，是制度腐朽、官场腐败。为了反驳洋人，也为了警醒国人，他干脆抢过“东亚病夫”这个称呼，当成自己的笔名：“你们说我是‘病夫’，我就做个‘看病的病夫’——用我的笔，把国家的‘病症’写出来，让大家看看，这‘病’到底在哪！”
第一次用“东亚病夫”投稿，是给金天翮办的《江苏》杂志写《孽海花》。稿子寄出去后，金天翮看了又惊又喜，立马回信：“‘病夫’兄，你这稿子写得太妙了！比我写的那些干巴巴的政论有意思多了！赶紧接着写，我给你开专栏！”
结果稿子一登出来，读者炸了锅。有人写信给杂志：“‘东亚病夫’先生到底是谁？怎么把洪文卿（洪钧）和赛金花的事儿写得这么细？是不是跟他们认识？”还有人猜：“这‘病夫’肯定是个老官僚，不然怎么知道那么多官场秘闻？”曾朴看了这些来信，躲在书房里笑：“我哪是什么老官僚？我就是个没中举的‘狂生’，不过是爱听故事、爱记事儿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次他去茶馆喝茶，听见两个茶客争论“东亚病夫”是男是女。一个说：“肯定是女的！你看写傅彩云（赛金花原型）写得那么细腻，男的哪能懂这么多？”另一个反驳：“不对！写官场那股子辛辣劲儿，女的写不出来，肯定是男的！”曾朴在旁边听着，端着茶杯差点笑喷，赶紧低头假装喝茶，生怕被认出来。
后来有人问他：“你这笔名太扎眼了，不怕被人骂吗？”曾朴放下茶杯，正经起来：“骂我的人，要么是没看懂我的意思，要么是怕我写的事儿戳到他们的痛处。我不怕骂——只要我的笔能让一个人醒过来，这‘东亚病夫’的名儿，我就担得值！”
第二章 从“科举弃子”到“小说达人”——曾朴的“文坛转型记”
落榜后的曾朴，没再碰过科举的卷子，反而一头扎进了“新学”的世界。他先是跟着父亲的朋友、外交家许景澄学英语，后来又迷上了法语——那时候法语是欧洲的“外交语言”，曾朴觉得“要跟洋人打交道，得先懂他们的话，不然只能被蒙在鼓里”。
学法语的过程，说起来全是“笑话”。他请了个法国传教士当老师，第一次上课，传教士教他说“bonjour”（你好），他一开口就带了常熟口音，说成了“崩茹”，传教士笑得直捂肚子：“曾先生，你这不是法语，是‘常熟法语’！”曾朴也不脸红，反而跟着笑：“没关系，多练练就好了。你看中国人学洋话，不都是从‘洋泾浜’开始的吗？”
为了练发音，他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嘴型，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念叨法语单词。有次家里请客人吃饭，他夹着菜突然冒出一句“ment ?a va？”（你好吗？），客人愣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赶紧解释：“对不起，最近练法语练魔怔了！”
学会法语后，曾朴开始疯狂读法国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羊脂球》，他一本接一本地读，越读越着迷。他说：“法国小说里的人，不管是贵族还是乞丐，都活得有血有肉，不像咱们的旧小说，要么是忠臣孝子，要么是奸臣贼子，太刻板了。我要写小说，就写这样的人！”
这时候，他遇到了金天翮——一个跟他一样“不安分”的文人。金天翮比他大几岁，办了份《江苏》杂志，专写抨击时政的文章，可销量一直不好。两人一见如故，喝着茶聊起文坛现状，金天翮叹气道：“现在的人都不爱看干巴巴的政论，光说大道理没人听。要是能把咱们想说的话，藏在故事里，说不定效果更好。”
曾朴眼睛一亮：“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还记得洪文卿和赛金花的事儿吗？洪文卿是状元，后来当公使去了欧洲，赛金花跟着他去了，见了不少洋人，回来后又在上海、北京混，这俩人的故事，不就是一面镜子吗？能照出官场的腐败，也能照出中外交流的乱象！”
金天翮一拍大腿：“好主意！你赶紧写，我给你在杂志上连载！”
可真动笔写，曾朴才发现“没那么容易”。他一开始想照着《三国演义》的路子写，可写了两回就觉得不对——《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三分虚”，可洪钧和赛金花的事儿，很多细节都是道听途说，没正经史料记载。他索性改了主意：“不如把真事当线索，再把我听到的官场故事、社会乱象都串进去，写成‘历史小说’，既好看，又能说事儿！”
为了收集素材，他成了“茶馆常客”。每天下午，他都去上海的“一品香”茶馆，点一壶茶，听旁边桌的人聊天——有退下来的官员说“某总督怎么贪钱”，有商人说“洋行怎么坑中国人”，有戏子说“某王爷怎么捧角儿”，他都偷偷记在小本子上。有时候听到精彩的，他还会主动搭话：“先生，您这事儿说得真有意思，能不能再给我讲讲？”
有次他听一个老幕僚说，洪钧当年在欧洲当公使，因为不懂外语，被翻译骗了，把一份重要的条约译错了，导致中国丢了不少利益。曾朴听了，气得拍桌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说？我得把它写进小说里，让大家都知道！”
写《孽海花》的时候，曾朴还有个“怪习惯”——喜欢边写边改，改得比写得还多。有时候写了一段，觉得“不够辛辣”，就推翻重写；有时候觉得人物“不够鲜活”，就加几个细节，比如给某个官员加个“爱抠鼻子”的小动作，让读者一看就记得住。金天翮催他稿子：“你别改了，再改读者都等急了！”他却说：“写小说跟做衣服一样，得合身、好看，不然读者穿着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踏实。”
就这样，《孽海花》前六回在《江苏》杂志连载后，一下子火了。书坊老板找上门来，想把它印成单行本；读者写信来催更，问“傅彩云后来怎么样了”；连一些官员都偷偷买来看，想知道“里面有没有写自己”。曾朴这下彻底“转型”成功——从一个“科举弃子”，变成了民初文坛的“小说达人”。
有人问他：“你现在成了名作家，后悔当初没考科举吗？”曾朴笑着摇头：“要是中了举，我现在可能还在衙门里抄公文，哪能写出《孽海花》？我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当成官，却成了个‘写故事的人’，挺好！”
第三章 《孽海花》：晚清版“八卦联播”，藏着大格局
1905年，《孽海花》单行本出版，署名“东亚病夫”。这本书一上架，就跟现在的“顶流剧”一样——书坊老板早上开门，中午就卖断货，只能连夜加印；读者熬夜追读，有人甚至把书里的人物跟现实中的官员一一对应，还编了“《孽海花》人物对照表”在私下流传；连鲁迅、茅盾这些后来的文学大家，都成了它的“粉丝”。
《孽海花》到底好看在哪？说穿了，它是“晚清版的八卦联播”，但又不止于八卦——曾朴用洪钧和赛金花的爱情故事当线，把晚清几十年的官场腐败、社会乱象、中外交流的趣事全串了起来，既有“吃瓜”的乐趣，又有“看社会”的深度。
比如书里写洪钧当公使去欧洲，第一次参加外国宴会，闹了不少笑话。洋人请他吃西餐，他不知道怎么用刀叉，只能偷偷看旁边的人；洋人跟他聊“进化论”，他听不懂，只能点头说“是是是”；更荒唐的是，他带的翻译是个半吊子，把“条约”译成“合同”，把“主权”译成“好处”，结果签了个“吃亏的条约”，回来还被朝廷当成“功臣”。曾朴写这段的时候，没直接骂洪钧“无能”，而是通过几个小细节，让读者自己笑出声，笑完了又觉得心酸——一个状元公使，连外语都不懂，怎么跟洋人打交道？这不是“盲人摸象”吗？
再比如写赛金花（傅彩云），曾朴没把她写成“风尘女子”的刻板形象。他写她聪明伶俐，跟着洪钧在欧洲学外语、学礼仪，居然能跟法国皇后聊天；写她敢作敢为，洪钧死后，她没靠别人，自己在上海开了家“书寓”，活得风生水起；还写她有民族气节，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她用自己跟德国军官的交情，救了不少老百姓。有读者说：“看了《孽海花》，才知道赛金花不是传说中的‘祸水’，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
书里的“官场八卦”，更是让人看得“又气又笑”。比如写一个叫“李宝嘉”（其实是影射某官员）的人，为了升官，居然给上司的姨太太送“洗脚盆”，还亲自给姨太太洗脚，说“大人为国家操劳，我替大人照顾夫人，是应该的”；再比如写一个官员，天天喊着“反腐倡廉”，背地里却收了几十万两银子，把贪来的钱藏在床底下，结果床塌了，银子全露了出来，被人抓了个正着。这些事儿，听起来像笑话，可都是曾朴从茶馆、从朋友那听来的真事儿——只不过他用幽默的笔调写出来，更让人觉得讽刺。
《孽海花》跟其他谴责小说比，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它不只是“吐槽”，还写了不少“新事物”。比如写上海的“电灯”，老百姓第一次见，以为是“鬼火”，吓得不敢出门；写“火车”，有人说“这玩意儿会吃煤，还会冒烟，肯定不吉利”；写“报纸”，官员们怕报纸说真话，居然派人去报馆“盯梢”，不让登批评他们的文章。这些细节，让现在的人读起来，能清楚地看到晚清社会“新旧碰撞”的样子——既可笑，又真实。
曾朴写《孽海花》，还有个“小私心”——想让国人了解外国。书里写了不少欧洲的历史、文化、科技，比如写法国大革命、写蒸汽机的发明、写进化论的提出，还借人物之口说：“咱们不能光骂洋人，也得学他们的好东西。他们的轮船、火车比咱们的马车快，他们的学校比咱们的私塾教得多，这些都得学，不然永远赶不上人家。”
可这本书也给曾朴带来了麻烦。有个被影射的官员，看了《孽海花》后气得拍桌子，派人去找曾朴“算账”，说他“造谣诽谤，败坏官声”。曾朴听到消息，赶紧躲到朋友家，可他没停笔，反而在后续的章节里，加了一段“官员打压文人”的情节，暗讽那个官员“做贼心虚”。朋友劝他：“你别写了，小心惹祸上身！”他却说：“我要是停笔，就对不起那些等着看我稿子的读者，也对不起‘东亚病夫’这个笔名。我写的是真事儿，怕什么？”
后来，《孽海花》一共写了三十回，虽然没写完（曾朴晚年想续写，可惜身体不好，没完成），但已经成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里最特别的一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在谴责小说中独树一帜”；茅盾也说：“《孽海花》不只是小说，是晚清社会的‘百科全书’，读它，就像读了一部生动的晚清史。”
第四章 “文艺推手”曾朴：办杂志、译洋书，玩转民初文坛
《孽海花》火了之后，曾朴没停下脚步——他想做更多“推广新文学”的事儿。1907年，他跟徐念慈、黄摩西一起，在上海办了份《小说林》杂志。这份杂志跟当时的其他杂志不一样，不只是登小说，还登翻译作品、文学评论、新书推荐，堪称“民初文坛的‘文艺综合体’”。
办杂志的过程，充满了“穷并快乐着”的日子。一开始，他们没多少钱，租了个小阁楼当编辑部，桌子是二手的，椅子是拼凑的，连油墨都是买最便宜的。曾朴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还得跑印刷厂、拉赞助，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有次印刷厂老板催稿费，说“再不给钱，就不印了”，曾朴只能厚着脸皮去找朋友借钱，回来后笑着跟徐念慈说：“没事，咱们的杂志好看，读者会支持咱们的！”
还真让他说中了。《小说林》一创刊，就因为“内容新鲜”火了。他们登的翻译小说，比如莫泊桑的《项链》、左拉的《小酒店》，都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他们登的文学评论，比如《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第一次提出“小说能改变社会”的观点；他们还搞了个“读者来信”栏目，鼓励读者提意见，有读者说“想看更多法国小说”，曾朴立马就组织人翻译。
有次，一个读者写信说：“我是个学生，没钱买外国书，能不能在杂志上多登点外国文学知识？”曾朴看了，立马在杂志上开了个“外国文学小课堂”栏目，每期介绍一位外国作家，从雨果到托尔斯泰，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用通俗的语言讲他们的故事和作品。这个栏目一登，就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说“原来外国有这么多好作家，以后再也不觉得外国文学‘高大上’了”。
除了办杂志，曾朴还一头扎进了“翻译法国文学”的事儿里。他说：“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宝藏’，雨果的爱国、左拉的批判、莫泊桑的细腻，都值得中国人学。我要把这些好作品译过来，让国人看看，外国文人是怎么写社会、写人性的。”
翻译《悲惨世界》的时候，曾朴下了“苦功夫”。这本书篇幅长，内容复杂，里面有很多法国历史和文化的细节，为了译准确，他查了几十本参考书，还专门写信给法国的朋友，请教不懂的地方。有个段落写法国大革命时的街垒战，里面有很多军事术语，曾朴不懂，就去请教当过兵的朋友，直到把每个词都弄明白才肯罢休。
译完《悲惨世界》后，他又译了左拉的《娜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翻译有个特点——不直译，而是“意译”，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和情感，同时让中国读者看得懂。比如译《包法利夫人》里爱玛的心理活动，他不用生硬的书面语，而是用细腻的白话，让读者能感受到爱玛的痛苦和挣扎。
有人说他“翻译得太‘中国化’了，丢了原文的味道”。曾朴却不这么认为：“翻译不是‘照镜子’，是‘搭桥’——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通过这座桥，送到中国读者面前。要是译得太生硬，读者看不懂，这座桥就白搭了。”
那时候，鲁迅也在翻译外国文学，两人虽然没见过面，但互相知道对方的工作。有次，鲁迅在文章里提到曾朴的翻译，说“‘东亚病夫’译的法国小说，很有味道，值得一读”。曾朴看到后，高兴得跟朋友说：“连周树人（鲁迅）都夸我，看来我的翻译没白做！”
除了办杂志、译洋书，曾朴还在上海开了家“真美善书店”。这家书店不只是卖书，还成了文人的“聚集地”——茅盾、郁达夫、徐志摩这些年轻文人，经常来书店跟曾朴聊天，聊文学、聊社会、聊未来。曾朴也乐意跟他们聊，还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们看，说“年轻人有想法，中国的文学才有希望”。
有次，徐志摩拿着自己写的诗来给曾朴看，说“先生，您帮我看看，这诗写得怎么样？”曾朴看了，笑着说：“写得好！有灵气，有新意。不过有些句子太晦涩，普通读者可能看不懂，再改改就更好了。”徐志摩听了，赶紧回去改，后来还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了这首诗。
那时候的曾朴，已经从“东亚病夫”变成了民初文坛的“文艺推手”——他办的杂志、译的洋书、开的书店，就像一道道“窗口”，让中国读者看到了更广阔的文学世界，也让更多年轻文人找到了“发光的机会”。有人说他“是中国新文学的‘铺路石’”，曾朴听了，笑着说：“我就是个‘喜欢文学的人’，能为文学做点事，我就满足了。”
第五章 “病夫”的真内核：一支笔，救一个时代的“精神感冒”
1927年，曾朴回到了老家常熟，住在城南的“虚廓园”里。这时候的他，已经五十岁了，身体不如以前，眼睛也花了，但他还是没放下笔——他在修改《孽海花》，想把没写完的部分补上，还想把这些年收集的新素材加进去。
有人劝他：“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该好好养老了，还改它干嘛？”曾朴指着书桌上的稿子，笑着说：“这《孽海花》就像我的孩子，小时候没把它教好，现在得好好教教它，让它能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我自己。”
晚年的曾朴，经常坐在园子里的桂花树下，一边喝茶，一边回忆过去。他想起年轻时在北京落榜的日子，想起在上海办杂志的日子，想起跟文人朋友聊天的日子，也想起“东亚病夫”这个笔名的由来。有次，他的孙子问他：“爷爷，别人都叫您‘东亚病夫’，您不生气吗？”曾朴摸了摸孙子的头，说：“爷爷不生气。爷爷当年用这个名字，是想告诉大家，咱们国家虽然有‘病’，但只要咱们肯努力，就能把‘病’治好。现在你看，咱们国家比以前强多了，这就是好事啊！”
其实，“东亚病夫”这个笔名，从来不是曾朴的“标签”，而是他的“武器”——他用这支笔，揭露社会的“病症”，就像医生用手术刀给病人看病；他用这支笔，传播新思想、新文学，就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他用这支笔，鼓励国人振作起来，就像朋友在旁边加油打气。
他这一生，没当过大官，没赚过大钱，甚至没把《孽海花》写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学、为中国的社会，做了很多事：
- 他写《孽海花》，让更多人看到了晚清的真实面貌，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国家该怎么变”；
- 他办《小说林》《真美善》杂志，为新文学提供了“舞台”，也让更多年轻文人有了“发声的机会”；
- 他翻译法国文学，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也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 他用“东亚病夫”这个笔名，传递了“永不放弃”的精神——国家再难，也不能绝望；社会再乱，也不能沉默。
1935年，曾朴在常熟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去世后，朋友们给他办了个简单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多——有文人，有读者，还有他帮助过的年轻作家。茅盾在悼念文章里说：“曾朴先生是个‘真诚的文人’，他的笔，他的人，都值得我们记住。”
现在，再读《孽海花》，我们可能会觉得里面的有些情节很可笑，有些观点很陈旧，但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有一个叫曾朴的文人，用“东亚病夫”这个反讽的笔名，用一支笔，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感冒”开出了“药方”——那药方的名字，叫“清醒”，叫“勇敢”，叫“希望”。
就像曾朴在《孽海花》的序言里写的：“吾书虽小，吾心甚大——愿以吾之笔，唤醒国人之魂，愿以吾之文，助吾国之兴。”
这，就是“东亚病夫”曾朴的真内核——他不是“病夫”，是“战士”，是“文人”，是“用文字照亮时代的人”。而他的故事，他的精神，也像《孽海花》一样，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的长河里，留在了每个记得他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