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荒地的寒夜，像一张浸透苦汁的黑网，将牛章家的破草房紧紧裹住。这座曾在祖辈辉煌时诞生的院落，如今在岁月的啃噬下摇摇欲坠，成了村里穷苦的缩影。老人们说，牛章的曾祖父曾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富户，可到了他爷爷那辈，赌桌成了无底深渊，骰子声碾碎了几百亩良田，地契一张张易主，债台越筑越高，等到牛章父亲牛蔼这一代，家里除了四壁萧然，只剩下数不清的叹息。
七岁的小五，像株在石缝里挣扎求生的野草。他趿拉着前露脚趾后漏脚跟的鞋片，身上的开裆裤补丁摞补丁，布料早已被岁月磨得薄如蝉翼。除夕的鞭炮声炸响，那清脆的响声如同蜜糖，勾得小五光着脚丫就往街上跑。街边，韩家少爷们身着簇新的绸缎衣裳，手里攥着油亮喷香的点心，嬉笑打闹间洒落的碎屑，都让小五馋得直咽口水。他站在寒风里，眼巴巴望着，睫毛上渐渐凝出细小的冰碴，直到暮色漫过街巷，才磨磨蹭蹭往家挪。
一进家门，小五就像被点燃的爆竹，扯着母亲的衣角哭闹起来：“娘，我要甜饼饼，我要穿新衣服……” 那声音带着孩童特有的尖锐，像把小锥子，一下下扎在父母心上。母亲枯瘦的手轻轻拍着他，声音里掺着苦涩的哄骗：“五，你是娘的好孩子，不要那个，吃那个饼子烂嘴呢。” 可小五哪肯罢休，小脸涨得通红，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不，人家要，甜饼子可好吃的，不烂嘴，嗯，嗯……”
牛章蹲在灶台边，烟袋锅子在鞋底磕得咚咚响，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了疙瘩。儿子的哭闹像团火，烧得他心里发慌，又像根刺，扎得他眼眶发烫。“哼，你嗡嗡什么，那东西是咱们吃的吗？再嗡嗡看我搧你。”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可话头已经收不回来。小五被父亲的凶样吓到，嚎啕声陡然拔高：“我要 —— 吃甜饼子呢，我要 ——” 这哭喊像把重锤，砸得牛章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猛地扬起手，“啪” 的一声，耳光落在小五稚嫩的脸上。
哭声戛然而止。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 “哇 ——” 的一声，小五娘像护崽的母兽扑过去，将孩子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砸在小五头上：“你少作孽吧！人家有钱人过年，吃香的，喝辣的，穿绸披缎，咱这少吃没喝不够可怜，你这当穷爹的不给孩子弄吃的，弄穿的，也让他欢欢喜喜过个年。打孩子不如打我呢……” 牛章张张嘴，喉咙像被麦芒堵住，半晌才挤出一句：“唉 —— 我也是爹生娘养的，不懂给孩子吃香的，穿光的？可是一文钱也没有，买饼，割肉，人家谁白给呢…… 五，甭哭了，过了年，爹给史明堂家做活去，挣钱给你买好些甜饼吃。”
小五抽抽搭搭地在母亲怀里问：“娘，爹说的是真的吗？嗯，嗯…… 娘，我爹给我买新袄穿，买……，买甜饼吃，我给家里拾…… 柴禾……” 母亲的泪水打湿了孩子的头发，破草房里一片寂静，只有压抑的抽泣声，像寒风穿过枯树林，呜呜咽咽。
大年初一凌晨，三声鸡啼撕开夜幕。别人家的鞭炮声震得空气发烫，牛章家的破草房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家人裹着露棉花的破棉衣，像几截被霜打蔫的枯草，挤在炕上。牛章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脑海里翻涌着这些年的辛酸：民国十三年，为了活下去，他把七岁的闺女卖给戏班，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至今还在耳边回荡；民国十六年，借了城里张家二十块钱，此后的日子里，讨债人的脚步比年关的风雪还急，腊月里，张家带着几波人天天上门，他低三下四哀求，像条摇尾乞怜的狗；如今，又是正月，家里米缸见底，缸底的几粒米，在月光下泛着冷清的光。他转头看向炕旮旯里抱着孩子的老伴，老伴脸上的皱纹里都嵌着愁苦，两鬓的白发在风里轻轻颤动，牛章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进嘴里，咸得发苦。
小五在母亲怀里嘟囔着：“娘，过大年，起五更，穿上好袄吃饼饼，哦 ——。还不给吃饼饼呢。” 母亲哽咽说：“今年咱家不吃了，五，等下年再吃吧……” 小五不依：“年年哄人家，咱家年年都不吃呢，你看人家韩家年年都吃好饼饼……”“人家有钱吗，等咱家有了钱也吃呀，多昝也会有那么一天呢？……” 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像被风吹散的烟雾。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三十年后，这段苦难的岁月成了牛凤青（当年的小五）忆苦思甜的 “资本”，可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伤痛，又岂是几句话能抹平的？
转眼间，喜闹十岁了。那天，他从街上回来，像只扑棱着翅膀的小鸟，拽着父亲马贵的衣襟，眼睛里闪着渴望的光。马贵心里 “咯噔” 一下，皱着眉不敢看儿子，他怕那双眼睛里的期待，会灼伤自己千疮百孔的心。
“爹。” 喜闹又喊一声，声音里带着按捺不住的急切。马贵叹口气，艰难开口：“什么事？”
“我也要去上学。” 喜闹仰着头，眼神坚定得像块石头。马贵愣住了，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恍惚间，女儿彩凤十岁时的模样与眼前的喜闹重叠在一起。那时，彩凤也是这样眼巴巴地求他，可他却因为穷困，生生掐灭女儿的希望。
“孩子，你怎么想起要去上学了？” 马贵蹲下身，声音有些发颤。喜闹眼睛亮晶晶，兴奋地说：“牛世祖大哥家的牛德兴都上学了，他认了好多字，知道好多事情，我们在一起玩，总是他给我们讲故事。我今年已经十岁了，我也要去上学。”
马贵紧紧握住儿子的小手，泪水瞬间决堤。他想起彩凤，心里满是愧疚，当年的遗憾如潮水涌来，几乎将他淹没。
“爹，你怎么了？” 喜闹慌了神，伸手去擦父亲的眼泪。马贵摇摇头，泪水却越擦越多。他何尝不想让孩子上学？喜闹的两个哥哥早年还能读几年书，那时父亲健在，家里虽不富裕，日子还能勉强支撑。可如今，父亲去世，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家里一贫如洗，哪里还有钱供喜闹读书？喜闹见父亲不说话，也不敢再吭声，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怯生生站在一旁。
母亲从炕上下来，一边往灶房走，一边无奈地说：“既然喜闹这么想上学，就让他去吧，家里有困难咱们再想办法。”
马贵咬咬牙，点点头。喜闹一下子跳起来，拉着父亲的手说：“爹，你别担心，即使去上学，我也在放学后帮助家里干活。” 马贵看着懂事的儿子，心里又愁又喜，愁的是学杂费不知从哪儿凑，喜的是儿子这般上进。
这时，马友才扛着锄头，像株被风吹弯的庄稼，慢吞吞走进院子。他把锄头往墙上一放，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屋。马贵这才发现儿子回来，看看窗外高悬的太阳，叹口气说：“你累了，先喝口水，爹跟你商量事。” 马友才确实渴极了，走到水缸前，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 灌进肚里。喝完水，他抹把嘴问：“爹，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
马贵一脸无奈地看着儿子：“虽然咱家买了六亩旗地，可是这几年咱家又添几口人，你哥哥娶了媳妇，生了卫华和卫东两个小孩，全家 8 口人只种 6 亩地，怎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今天你弟弟还想去上学，经济更困难。”
马友才看眼喜闹，心里有些不高兴，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马贵知道儿子的心思，可他不能再让喜闹重蹈彩凤的覆辙，咬咬牙说：“我想你也去给韩大宅当长工，我在家种这六亩地，也可以。” 马友才沉默许久，最终点点头：“好吧，明天我去韩叔家问问。”
从此，喜闹有了学名 —— 马友志。他每天像只勤奋的小蜜蜂，早早跑到东庙学堂学习。夜晚，别的孩子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睡，他却渴望读书。因为没钱买书，他只能厚着脸皮跟牛德兴借旧书；家里买不起灯油，他就借着月光，在窗前苦读，实在看不清了，才恋恋不舍地上床睡觉，第二天鸡叫头遍，又爬起来学习。
另一边，韩渊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小学毕业后，他考入省立德归中学。开学那天，父亲领着他走进校园。学校大门两侧，月牙形栏杆的花墙像两条温柔的臂膀，将校园轻轻环抱。大门内，两行垂柳依依，枝条随风摇曳，仿佛在向新生们招手。东西两侧的篮球场平整开阔，像两块碧绿的翡翠。小路北端，庄严的礼堂矗立着，正门前的拱门与花玻璃窗子相映成趣，透着一股雅致的气息。礼堂后院，一排排自习室整齐排列，是知识的宝库。学生宿舍分初中和高中，初中生住的大通铺，透着股军营的豪爽；高中生的单人床，多了份静谧与独立。优美的环境让韩渊心花怒放，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殿堂。
“丁铃铃 ——” 上课铃响，韩渊匆匆跑进教室。同学们坐定后，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的男教师走进来。他将书轻轻放在讲台上，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姓张，叫张更生……” 张老师的课很有魔力，即使讲到国民党的抗日政策，也能深入浅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对国民党产生反感。韩渊一下子喜欢上这位老师，可没过多久，张老师却突然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国民党要抓他，他被迫逃亡。直到解放后，韩渊才知道，这位张老师竟是雨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张苏。
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堪称一流，多数老师来自北平，对英语、语文和数学抓得极紧，其他课程也毫不放松。音乐课堂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伏尔加船夫曲》等抗日救国歌曲激昂的旋律，像火种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体育课上，田径、球类等项目锻炼着他们的体魄；绘画等手工劳作课，培养他们的创造力；童子军训练中，操练、列队、爬山、渡河、救护等技能的学习，让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
卢沟桥事变前，日寇侵华的野蛮行径愈演愈烈。韩渊听说高年级同学已经组织起来，去察哈尔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抗日。他心里很担忧：自己的学习是否能正常进行。所幸学校还在照常上课，学习气氛仍然比较浓厚。
初中前两年，韩渊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每一门功课都让他着迷。学年结束，看着满意的考试成绩，他满心欢喜地整理行装，准备回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这两年的寄宿生活和一次次的行旅，像磨刀石，将他打磨得独立而坚强，遇事不再轻易依赖他人，而他的人生，也像初升的太阳，渐渐散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