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林墨带着丁秋红、丁秋兰姐妹，带着北京市相关部门开具的正式文件，来到了535农场。
当丁明远颤抖着双手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平反文件时，这个男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与妻子相拥而泣。
“谢谢你，小林！”收拾了情绪，丁明远紧紧握住林墨的手，“要是没有你，我们这个家指不定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林墨谦虚地说：“叔叔言重了。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既然是被冤枉的，就应该得到平反。”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在黑河火车站，丁秋兰要跟着丁父丁母回京，小丫头依依不舍地拉着姐姐的手：“姐姐，小林哥哥，你们什么时候也回北京啊？”
丁秋红强忍着泪水：“放心吧，等你们安顿好了，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就回了。”
然而，丁明远夫妇却是得陇望蜀：大女儿要是也能和自己回去，自己这一家就算是全乎了！
李淑芬忍不住问道：“小林，秋红她……你们什么时候也能回北京？”
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啊？
林墨含糊回答：“叔叔阿姨放心，秋红在这里很好。等时机成熟了，她一定能回去和你们团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先回北京，把生活安顿好。”
火车缓缓启动，丁秋兰在车窗内拼命挥手，丁明远夫妇则望着月台上的女儿，眼中满是不舍。
回农场的路上，丁秋红轻声问林墨：“我们还能回北京吗？”
林墨望着远方广袤的黑土地，语气坚定：“一定能。毛主席说过，‘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持信念，总有一天，所有的离别都会迎来团圆。”
吉普车在茫茫原野上奔驰，车后扬起一片尘土。
而屯子的变化，还不止于给林墨的处分：
开春后，根据上级的“最新精神”，黑河地区直属机关的一批干部也下到了靠山屯插队落户，美其名曰“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这些人，大多是从来没摸过锄把子的机关干部，如今却开始指手画脚地“指导”起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老农们如何种地了，弄得队长叔和几个老把式时常皱着眉头抽烟，闷不吭声。
与此同时，一年中最关键的“大春播”战役，也在绵绵春雨和化冻的泥泞中拉开了序幕。
生产队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全体社员都动员了起来，起早贪黑，人畜齐上阵。首要任务是“送粪”——将整个冬天积攒的农家肥，用马车一车车地运到辽阔的黑土地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而独特的肥料气味，但这在庄稼人鼻子里，却是春天和希望的味道。
紧接着是修理农具，准备种子。等到土地化冻达到一犁深（老农们称之为“煞浆”），人们便吆喝着马匹，拉着沉重的木犁和铁铧，开始翻地整地。黑油油的土地被犁铧翻开，散发出沉睡一冬后苏醒的泥土芬芳。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林墨和丁秋红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分配给自己和校长叔老两口的自留地小心翼翼地种下了黄瓜、豆角、茄子的种子，仿佛埋下了一整个夏天的期盼。
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清明忙种麦”，小麦最早播下；“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大豆、土豆等作物必须紧锣密鼓地跟上；而“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玉米、谷子、高粱等作物的播种必须抢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完成。
田野里，景象壮观而忙碌。马拉的播种机算是先进的家伙，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依靠最原始的人力。社员们弓着腰，用点种葫芦或是直接用手，将一粒粒种子按进泥土，同时还要施下底肥。广阔的田垄上，人头攒动，吆喝声、马蹄声、鞭响声交织在一起，谱写着一曲与天时抢跑的劳动交响。
学校也照例放了“农忙假”，孩子们也成劳动力。
然而，今年的大春播，却隐隐透着一股疲沓和无力。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由于林墨和熊哥被“封了枪”，生产队里以往由野味带来的那点珍贵的油水补充，彻底断了。
这个时节，北京是初夏，这里却是刚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秋收分下的粮食已经吃得见了底，肚里没有油水，碗里不见荤腥，巨大的劳动强度消耗着每个人的体力。很多人干活时明显没了往年的冲劲，歇晌的时候，常常能听到肚子的咕噜声和无奈的叹息。
“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地头休息时，常有社员忍不住低声骂骂咧咧，“人家小林、小熊同志牺牲自己的休息日，顶风冒雪钻进老林子，用的是自己的枪、自己的弹药，打回来的东西哪次不给屯里缴一部分？咱们谁家老人孩子没沾过光？现在倒好，成了罪过了！”
“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肚肠的王八羔子去告的黑状！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流脓！”
每每听到这些，苟文才脸上都是不尴不尬、青红不定……
“队长叔，”甚至有人偷偷去撺掇老队长，“就不能……就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让小林和熊崽他们……偶尔进趟山，悄悄地干活，打打牙祭？这身子实在亏得慌啊…”
老队长每次听到这种话，总是把眼一瞪，烟袋锅子磕得梆梆响：“胡闹！出了事谁负责？你替他们顶雷？还是我替他们顶？县里的文件白纸黑字写着！谁再出这馊主意，我就扣谁的工分！”
众人便只好讪讪地散开，但肚子里的饥火和心里的怨气，却越积越旺。
就在这种压抑而忙碌的氛围中，靠山屯又迎来了一批新人。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再次卷着尘土开进了屯子。这次来的，除了黑河地区机关下来的另外一名插队干部，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级别不低的干部，以及一批刚从北京、上海来的知识青年。
屯子的接待能力瞬间被撑到了极限。生产队部腾出了两间最好的房子，给了那两位领导居住。而知青点那两间原本就拥挤的土坯房，又硬塞进了九个男男女女的新知青。加上“原住民”李卫红和张建军，小小的地方竟然塞了足足十一人，晚上睡觉时几乎是人挨着人，转身都困难。
新知青们的到来，暂时冲淡了屯子里关于林墨事件的压抑气氛，带来了新的喧嚣和陌生的城市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