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秋红的家，与林墨那个冰冷无情的家截然不同，却同样被沉重的愁云惨雾笼罩着。小小的单元房里，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丁父丁母都是典型的文人面相，此刻却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绝望和即将与骨肉分离的痛苦。简单的行李包放在墙角，像等待审判的囚徒。
丁秋红红着眼眶将林墨迎进门，低声快速解释了情况：那位一直排挤、打压她父母的领导，已经最终拍板，将他们发配到遥远荒凉的大西北某个条件极其艰苦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明天就必须去领取手续，然后即刻启程。
这个消息，如同最后的判决书，彻底击垮了这个家庭。丁父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是他佝偻的脊背；丁母则不停地抹着眼泪，看着懵懂无知、尚且不知离别为何物的小女儿，心都要碎了。
面对这种来自更高层面的、系统性的力量，林墨和丁秋红这样的年轻人，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他们无法改变判决，能做的，只是在风暴来临前，尽可能多地陪伴和支撑。
当晚，林墨留在了丁家。丁家父母虽然深陷于自身的悲恸之中，却也为女儿能交到这样一位肯千里奔波、雪中送炭的朋友而感到一丝欣慰和感激。丁母拉着林墨的手，声音哽咽：“孩子，谢谢你……谢谢你这时候还能来看我们，还能陪着秋红……这本不关你的事……” 话语里满是真诚的谢意和过意不去。
林墨只是摇摇头：“阿姨，叔，我和秋红是战友，在那边互相扶持是应该的。你们别太担心，总有办法的。” 他的安慰虽然苍白，却带来了一丝实实在在的温暖。
第二天，林墨陪着丁家四口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那个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办公室里，那位志得意满的领导正拿着公章，准备开具介绍信。他瞥了一眼丁家父母和林墨，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掌控一切的优越感。
手续办得很快，一张决定丁家父母未来数年甚至更久命运的介绍信被开了出来，上面写着大西北某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名。
林墨抢先一步，接过了那张轻飘飘却重如泰山的纸片。他快速地扫了一眼，脸上突然绽放出无比“惊喜”和“庆幸”的笑容，声音夸张地对着丁父丁母说道：
“叔叔！阿姨！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看这地方！跟我们插队的地方离得不远啊！还不到一百里地！这下可放心了！我们在那儿，县里、公社里都认识不少人！到时候我们肯定能常去看你们，有啥重活累活，也能找人帮衬着点！绝对受不了委屈！”
他一边说，一边做出松了口气的样子，甚至还故意扯开话题，试图“宽慰”他们：“你们是不知道，我们有个同学才惨呢，分到了黑河那边！那才叫真正的北大荒呢！听说冬天撒尿都得带根棍儿敲冰溜子，放个屁都能冻住！冻土豆都得算计着吃！跟那儿比，你们这地方强多了！”
他这番“欣喜万分”、“不懂世事”的表演，目的明确——就是要让那位领导觉得，这个惩罚非但不苦，反而成了某种“便利”和“照顾”。
果然，他话音未落，那位领导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精心挑选的、旨在折磨和惩罚人的苦寒之地，怎么能被说成是“好地方”？还能让这些“罪人”得到照顾？这简直是对他权威的挑衅！
“拿回来！”领导一把从林墨手中将那张介绍信抽了回去，语气冰冷，“你看错了！组织上对你们的改造地点另有安排！”
说着，他毫不客气地“刺啦”几声，将那张介绍信撕得粉碎，然后提起笔，在新的信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想中“艰苦”标准的地点——黑河地区353农场。
看着那墨迹未干的新地名，林墨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强忍着几乎要溢于言表的真正高兴（因为靠山屯就是黑河的辖区，距这个农场之定不远，照顾起来方便太多）。丁母立刻心领神会，戏精上身，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用一种难以置信、饱受欺负的颤声质问道：“领导……这……这是为什么呀？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又变了？我们……我们就是去改造，也不能这么……这么朴素地欺负我们啊？”
那位领导得意地一笑，很满意这种掌控他人命运的感觉，拿腔拿调地说：“哼，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何况你们是去接受改造的，更要听从指挥，服从分配！让你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少废话！”
手续终于“如愿”地办成了。一家人低着头，做出垂头丧气、备受打击的样子，默默地退出了办公室。
刚一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大楼，来到外面的阳光下，四个大人互相看了一眼，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再也忍不住，几乎是同时爆发出压抑已久的、畅快淋漓的大笑声！那笑声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阴谋”得逞的喜悦，更有对那个自作聪明的领导的反讽和嘲弄！
只有七岁的小妹妹丁秋兰，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笑搞懵了，仰着小脸，眨巴着大眼睛，困惑地看着又哭又笑的大人们，扯着妈妈的衣角天真地问：“妈妈，妈妈，我们不是来拿受苦的纸吗？你们来时还哭，怎么现在又笑了呀？”
孩子的童言无忌，让大人们的笑声更加响亮，却也带上了一丝酸楚的泪光。是啊，在这荒谬的年代，他们只能用这种荒谬的方式，来争取一点点可怜的“好运”。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林墨急中生智的“反向操作”。经此一事，丁家父母彻底将林墨看成了自家孩子，一份深厚的、共患难的情谊，在逆境中悄然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