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一月，重庆的雾气似乎比往年要淡了一些。也许是心境的变化，那个曾经压在每个人心头、令人窒息的死亡阴影，随着独山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退却，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嘉陵江的水依旧浑浊，但在这浑浊之中，似乎正在酝酿着一股新的、向东奔涌的力量。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站在新的一年的门槛上，感受到的不再是那种随时可能亡国的战栗，而是一种即将发起复仇的躁动。我的办公桌上，那张被无数红色和蓝色箭头划得支离破碎的作战地图，终于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一月的第一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整军备战的肃杀与忙碌。
一月一日，元旦。我没有休息，而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对着魏德迈将军提交的一份庞大的整军计划。这份计划代号为阿尔法，旨在使用美援装备，在昆明和贵阳等地，彻底重新武装和训练三十六个师的中央军精锐。
我看着手中的清单，上面列着榴弹炮、汤姆式冲锋枪、卡车、吉普车以及成吨的弹药。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我们反攻的本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血肉之躯去填日军的火海，那种惨痛的经历让我每每想起都心如刀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让我们的士兵穿上皮靴，戴上钢盔，用钢铁去回敬钢铁。
我叫来了军政部的负责人，指着计划书上的时间表，冷冷地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兵员的补充必须在两周内到位。哪怕是去抓，也要给我把那些逃兵抓回来。我们要把这些装备发到每一个士兵手里，让他们学会怎么扣动扳机，怎么驾驶卡车。谁敢在后勤上克扣一粒子弹，我就枪毙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滇西边境，战火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停歇。
一月三日，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从前线发来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军虽然攻克了黑山门，但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残部依然盘踞在畹町及其周边的回龙山高地上，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畹町是中缅边境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结合部。拿不下畹町，中印公路就无法通车，那些堆积在印度雷多的大批物资就运不进来。
我看着地图上畹町那个小小的黑点，它卡在两山之间，地形狭窄，易守难攻。日军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困兽之斗往往最为凶险。
我给宋希濂回电，命令他暂停正面强攻，改用重炮轰击。我说，不要急于求成，我们有的是炮弹。我要你把回龙山乃至畹町的每一寸土地都犁一遍。我们要用美国人的炮弹，去换我们士兵的命。
一月五日，我收到了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捷报。他的部队在缅北势如破竹，已经攻占了南坎，切断了畹町日军的退路。这样一来，盘踞在滇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我们远征军和驻印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我在参谋本部的沙盘前推演着战局。两支中国军队，一支从国内打出去，一支从国外打回来，即将在国境线上会师。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了这一刻，我们忍受了三年的封锁，付出了数十万人的伤亡。
一月的第二周，战斗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一月八日，远征军对畹町发动了总攻。
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日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利用畹町周围的复杂地形，构筑了大量的隐蔽火力点。我们的攻击部队在通过开阔地时，遭到了日军侧射火力的猛烈阻击。
刘斐面色凝重地向我汇报。他说，次长，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佑是个老顽固，他似乎打算在畹町战至最后一人。我们的第九师伤亡很大，攻击受阻。
我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盘旋，让我焦躁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说，告诉宋希濂，不要硬冲。让空军上。
我直接联系了陈纳德将军。我请求第十四航空队出动所有的b-25轰炸机和p-51野马战斗机，对畹町实施地毯式轰炸。
一月十日，畹町上空黑云压城。数百吨炸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日军阵地。大地在颤抖，山峰在崩塌。日军的工事在剧烈的爆炸中化为齑粉。
与此同时，我也在关注着国内战场的动态。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他们的兵力也被拉得极薄。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主力虽然撤回了广西，但他们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守备部队。这些部队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的国土上。
我命令汤恩伯的部队在贵州边境进行试探性反击，目的是牵制日军，不让他们抽调兵力去增援滇西。我还命令第九战区薛岳部在湘南、赣西一带发动游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我要让日本人感觉到，他们占领的不是一条交通线，而是一条绞索。
一月十二日，畹町外围的回龙山阵地被我军攻克。
这是一场血腥的肉搏战。我们的士兵在炮火延伸后，冲上了被烧焦的山头。残存的日军从土里钻出来，挥舞着战刀扑向我们。我们的战士用刺刀、用枪托、甚至用牙齿，把这群野兽送进了地狱。
一月十四日，畹町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日军残部开始向缅甸境内溃逃。
一月的第三周，胜利的曙光已经穿透了云层。
一月十五日，远征军攻占畹町。
那一刻，我想象着士兵们站在界河边，看着对岸的缅甸土地，心中会是怎样的感慨。三年前，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从这里撤退，把国门丢给了敌人。三年后，我们又杀了回来，把国旗重新插在了桥头。
我给前线发去了嘉奖令。我说，畹町的光复，洗雪了当年的耻辱。但这还不是终点。我们的目标是芒友，是与新一军的会师。
与此同时，在后方，一场关于难民安置的战役也在悄然进行。
豫湘桂大溃败造成了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聚集在贵州、四川的边境线上，缺衣少食，瘟疫横行。如果不能妥善安置，后方将会大乱。
我利用参谋次长的职权，强行征用了军用卡车和部分即将运抵的美援物资，用于救济难民。我还在行政院的会议上拍了桌子，指着那些推诿扯皮的官员骂道，前方将士在流血，如果你们让后方的百姓饿死，那就是在帮日本人的忙。
我甚至下令，各地的驻军必须腾出部分营房，收容难民。我要让老百姓看到，军队不仅会打仗，也会救人。
一月十八日，就在我们准备庆祝滇西胜利的时候，日军在华南沿海又有异动。
情报显示，日军为了防备美军在华南登陆，开始加强在广东和福建沿海的防御。他们强抓壮丁，修筑工事，并对占领区实行更加残酷的清乡政策。
我看着地图上那漫长的海岸线，心中明白，这是日本人最后的疯狂。他们在太平洋上已经被美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只能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把所有的刺都竖起来。
我命令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的部队，在沿海地区积极开展破袭战，配合美军的潜艇封锁日军的海上运输。我要把日本困死在岛上。
一月二十日，远征军与驻印军的先头部队在畹町以南的芒友附近发生了接触。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虽然正式的会师典礼还没有举行，但这标志着中印公路在事实上已经打通。
一月的第四周，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这周是属于荣耀与泪水的。
一月二十七日，芒友。
在这个缅北的小镇上，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典礼。
我虽然身在重庆，但通过电台的实况转播，我仿佛亲临现场。我听到了孙立人和卫立煌的讲话，听到了中美两国士兵的欢呼，听到了第一支满载物资的车队鸣响的汽笛声。
那汽笛声，穿过崇山峻岭，穿过无线电波，直抵我的心脏。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一杯酒。我把酒洒在地上，祭奠那些为了这条公路倒下的英魂。十万远征军，埋骨异域。这条路，是每一公里的路基下，都埋着一个中国士兵的尸骨修成的。
中印公路的打通，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彻底破产。从今天起，美国的坦克、大炮、汽油、药品，将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大动脉，输送到我们的体内。这具原本失血过多的身躯，终于开始有了造血的能力。
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支车队抵达畹町，进入国境。
刘斐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畹町桥头，成千上万的军民夹道欢迎。很多老百姓跪在路边，摸着那些沾满泥土的美国卡车，痛哭流涕。他们知道，这些车上装的，是救命的东西，是复仇的东西。
我看着刘斐，他的眼眶也是红的。我说，告诉前线将士，这只是开始。有了这些装备，我们就要准备下一场大仗了。
下一场大仗在哪里。
我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的广西和湖南。
日军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那只是一条脆弱的细线。他们在广东西部、广西大部以及湖南南部，还占据着大片的国土。尤其是湘西的雪峰山地区，那是重庆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日军下一步可能进攻的目标。
我必须未雨绸缪。
一月三十日，这个月的倒数第二天。
我在参谋本部召开了最高级别的战略部署会议。会议室里，将星云集。与几个月前那种垂头丧气的气氛不同，这一次，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渴望战斗的神情。
我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那根象征权力的教鞭。
我说，诸位，中印公路通了，我们的血脉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觉。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的刺刀还在滴着我们同胞的血。
我指着湘西的雪峰山，大声说道，根据情报，日军第20军正在向湘西集结，企图进攻芷江。芷江有我们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如果芷江失守，重庆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轰炸之下。
我看着在座的将领，语气坚定。我说，我要在雪峰山，给日本人准备一个巨大的坟墓。我要把这一年来我们在豫湘桂受的窝囊气，全部撒在雪峰山。
我命令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立即率部向湘西集结。我要用刚刚换装的美械部队，在雪峰山与日军决一死战。
一月三十一日，一九四五年的第一个月结束了。
深夜，重庆下起了小雨。但这雨不再阴冷，反而透着一股春的气息。
我独自一人走在回寓所的路上。路边的腊梅花开了，散发着幽幽的清香。
我想起了三年前，当日本人攻占仰光，切断滇缅公路时，那种举国上下的绝望。我想起了两年前，当我们决定派出远征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的悲壮。
而现在，这一切苦难都得到了回报。
我们熬过了最漫长的黑夜。虽然黎明前的天空依然有些灰暗，但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下蓄势待发。
我抬头看着夜空，仿佛看到了一条巨龙，正沿着那条蜿蜒的中印公路，咆哮着向东飞来。那是由钢铁和热血铸成的巨龙，它将横扫一切侵略者，把他们赶回大海，赶回老家。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脚步变得异常轻快。
我知道，一九四五年，将是属于我们的年份。我们将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把最后面膏药旗从中国的土地上拔掉。
这场仗，我们赢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