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崇祯无法容忍的是，其中竟然牵扯到了边军重镇大同总兵王朴！
文书内有隐晦记载和银钱往来表示，王朴对此等资敌行径心知肚明，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可能在其中默许、分润，充当了这些晋商的保护伞！
“怪不得！怪不得杨少保要奋力击虏，他王朴就冒出来推三阻四，死活不愿出兵！原来是怕断了自己的财路！怕以后捞不到银子了！！”
崇祯的声音极度愤怒，他来回疾走，指着地上的文书，连带着将畏战不前的高起潜，以及一直反对杨凡主动出击战略的杨嗣昌也一并连声痛骂。
“还有高起潜！杨嗣昌！他们一个个……是不是也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巨大的失望和被背叛的愤怒淹没了他。他原以为臣子们之间只是怯战、或是战略分歧，却没想到背后竟有如此肮脏的勾当！
崇祯猛地停下脚步，目光扫过骆养性和王承恩，“厂卫查！给朕一查到底！朕倒要看看，这大明的江山，到底被这帮蛀虫啃食成了什么样子！”
“遵旨！！”骆养性和王承恩心头一凛，连忙躬身领命。
“王承恩！”
“奴婢在！”
“立刻传朕口谕，命兵部、内阁所有阁老，即刻平台候着奏对！”崇祯的声音极度坚决。
待王承恩匆匆领命而去，暖阁内只剩下崇祯粗重的喘息声。
他缓步回到御座，却没有坐下，目光透过窗棂，望向阴沉的天空，片刻后，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数个时辰后，被召来的大臣刚刚赶到平台，就瞧见崇祯猛地转身，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在平台来回回荡。
“朕意已决！”
“赐督师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此次北地战事！临清监军高起潜、大同总兵王朴，及其所部兵马，悉数归孙传庭节制调遣！全力配合孙传庭，于德州、宁津一线构建防线，阻遏虏酋北归！诸部若有半个不字，无论他是总监还是总兵，孙传庭皆可持尚方宝剑，立斩不赦！！”
“其余辽镇诸将，若有畏敌避战、阳奉阴违者，孙传庭亦可先斩后奏！”
“再命！援剿总兵杨凡收复济南、退敌有功！升太子少傅！让孙传庭和其余诸部，全力配合杨凡战略部署！”
“朕，不要任何推诿，只要捷报！”
连续旨意如同滚滚惊雷炸响，刚到平台，甚至还未见礼的杨嗣昌等人浑身一凛。
……
明朝崇祯十二年，因京师锦衣卫查抄京师的建奴细作据点，破获晋商与王朴涉嫌通敌。
证据表明多家晋商表面经营皮货，实则为建奴输送冶铁匠人和军需物资。
而王朴作为大同总兵，默许晋商走私并从中抽成。据查抄消息，晋商每驮货物出关需向王朴缴纳白银二两，仅宣府镇每年收此等白银即达二十万两，相当于该镇两年军费。
据查抄资料所示，王朴还利用职务之便，将蒙古“夷丁”编入私人武装，名义上“剿匪”，实则护送晋商商队穿越长城。
同时晋商通过遍布北方的商业网络为后金提供情报。如晋商王登库的“永兴商号”就定期向皇太极汇报明军布防和粮饷动态，还向清军输送的物资，其中铁器和火药是核心。
而王朴则在战场上则采取“避战保商”策略。去年巨鹿战前便是如此，清军绕道蒙古入侵京畿，王朴便以“大同有警”为由擅自撤军，导致卢象升孤军奋战而死，此举实为保护晋商在宣大的走私线路。
知晓一切的圣上大怒，第一时间下旨让锦衣卫、东厂彻查此事。
同时圣上频发严旨，并点名道姓指出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山西总兵虎大威、宣府总兵杨国柱、游击李重镇、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指名以上官军都需全部配合孙传庭、杨凡之战略，不可推诿。
旨意中强硬表示任何临阵退逃、贻误战机、拥兵观望的将领将皆严惩不怠！
与此同时，之前与王朴一同上书反对杨凡、孙传庭主战谋略的辽镇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也被这场风波祸及殃鱼。
杨嗣昌被崇祯当面训斥，称要彻查其与此通敌事件的瓜葛，高起潜则被训斥，要其戴罪立功，若是再畏战，哪怕孙传庭尚方宝剑不斩他，战后亦难逃一死。
大势所趋，杨嗣昌不敢再说其他，只顾自证此事他孑然一身，绝无任何瓜葛，高起潜上书亦是自证。
而在风波中心的晋商皆称冤枉，声称愿意配合锦衣卫彻查，王朴更是态度大变，为了防止被认定为通敌，他首先上书表明自己并不知晓此事，定是手下之人私下勾当。
同时王朴为了撇清自己，不敢再消极避战，立刻点齐大同兵马，急行军赶往德州接受孙传庭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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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据《明季北略》记载，王朴“与晋商通赂，私放边马”，其部下“多为晋商鹰犬”。崇祯十四年，御史郝晋弹劾王朴“首逃”之罪时指出：“松锦溃败，实因王朴与虏（清军）暗通，故意失期”。这与晋商为后金提供情报的行为相互印证。
清朝内务府档案显示，八大晋商在顺治年间被封为“皇商”，其特权包括“蒙古贸易专营权”和“内务府采办权”，而这些特权的获得，正是基于他们在明末“与辽左通货财，久着信义”的“功绩”。
而王朴虽在崇祯十五年被处决，但其家族成员仍通过晋商网络继续为清廷效力，例如王朴之弟王槐就在天津经营德和隆分号，成为清廷在华北的物资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