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玫瑰”的名字，伴随着那清冽独特的嗓音，开始在大上海的夜晚悄然绽放。
依萍，或者说“白玫瑰”，严格恪守着秦五爷的规矩。每晚准时出现，穿着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墨绿色旗袍，登台两首。她选的歌，依旧不是时下最流行的靡靡之音，多是些旋律优美、歌词带着些许诗意或人生况味的曲子，偶尔也会唱一两首经过她修改、褪去轻浮只剩怅惘的旧调。
她的台风始终是那样，安静地站在麦克风前，不扭动腰肢，不抛送媚眼，眼神常常是微微垂着，或是望向虚无的远方，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起初引来不少议论和些许轻蔑的嗤笑。
“装什么清高！”
“来这种地方立牌坊？”
“唱得是不错，可惜不会来事儿……”
但渐渐地，议论声小了。因为台下总有一些客人，或许是听腻了千篇一律的甜腻歌喉，或许是在这醉生梦死中偶然寻得一丝清醒，被这种独特的“不同”所吸引。他们不再起哄，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在她唱到动情处，眼中会流露出一丝真正的欣赏。
打赏的银元，开始零零星星，但持续不断地落在舞台边缘的盘子里。数额不大，多是几角，偶尔有一两块，但累积起来，对于依萍而言，已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收入。
这一晚，她唱完最后一首，依旧是那首经过她改编、更显坚韧的《四季歌》尾音落下，她微微鞠躬，台下响起了不算热烈但足够真诚的掌声。她走下台，没有像其他歌女那样流连于卡座之间，与熟客调笑，而是径直走向后台，走向那个专门负责收取、清点并登记打赏的账房先生所在的小窗口。
窗口前已经排了两三个打扮艳丽的歌女，正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互相炫耀着今晚的收获。看到依萍过来，说笑声顿了顿，目光在她那身墨绿色旗袍上打了个转，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审视和比较。
轮到依萍时，她将手里那个小布包递进窗口。布包里是今晚客人扔上台的赏钱，混杂着银元和角子。
账房先生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接过，动作熟练地将钱币倒在面前的一个小托盘里，开始分拣、清点。银元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白玫瑰，今晚打赏，共计银元三块，角子十五枚。”账房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在账簿上记录，然后拿出算盘，噼里啪啦一阵响，“按规矩，堂里抽七成，你得银元九角，角子四枚半，折合银元一块零五分。”他将几枚银元和角子从一个小窗口推出来，声音没有任何起伏，“点一点，签字。”
九角银元，外加几个冰冷的角子。
依萍默默地将那点钱收进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个旧钱夹里。钱夹很空，这几枚钱币放进去，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收入记录：打赏分成，1.05银元。当前负债：-9978.95银元。请宿主继续努力。】
系统的提示音冰冷地报出数字，精确到分，像是在提醒她这努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她没有立刻离开，目光落在账房先生手边那本厚厚的账簿上。她能想象，红牡丹之流的名字后面，跟着的打赏分成数字，恐怕远不止于此。她们有熟客捧场，有手段周旋，收入自然丰厚。
而她的“不同”，她的“清高”，在换取些许尊重和安静聆听的同时，也注定失去了那些更“实惠”的收入来源。
“怎么？嫌少？”一个略带讥诮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是红牡丹，她刚领完自己的份例，手里捏着厚厚一沓钞票，正用眼角斜睨着依萍，“白玫瑰小姐，光靠唱几句‘干净’的歌，可填不饱肚子。在这大上海，想多挣钱，就得放下身段。你这副样子，唱得再好，也就值这个价了。”
依萍抬起眼，平静地看了红牡丹一眼，没有反驳，也没有动怒。她只是将钱夹仔细收好，转身离开了窗口。
值这个价？
她在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九角银元，一块零五分。
这点钱，或许只够买几斤米，扯几尺最便宜的布。距离一万银元的债务，如同隔着星辰大海。
但她捏着钱夹的手指，却微微收紧。
这钱，是她站着挣来的，是用她的歌声，她选择的“不同”换来的。它干净，虽然微薄。
她回到那个狭小的化妆间，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喧嚣。坐在唯一的破旧椅子上，她拿出那个笔记本，就着昏暗的灯光，又开始在上面写写画画。
她需要更多的歌，更好的歌，更能打动人，也更能……“值钱”的歌。她不能一直只靠着这点微薄的打赏分成和二十块的基础月薪。
秦五爷说得对，他是生意人。而她，也需要成为自己生活的“生意人”，精明地计算，努力地提升自己这份“商品”的价值。
“白玫瑰”不能只靠与众不同活着，她必须让这份“不同”，变得更有分量，更……昂贵。
她低头看着笔记本上那些稚嫩的音符和歌词，眼神专注而坚定。
路还很长，但她会一步一步，用自己的方式，给“白玫瑰”重新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