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第一次住院输液后,大林的咳嗽稍微缓解了点,能躺下睡一会儿了,就坚持要出院。回家后,他没听家人的劝,歇了两天就扛着锄头上山了,说 “地里的稻子该割了,不能荒着”。
“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在地里割稻子,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浸湿了后背的衣服,咳得腰都弯了,手里的镰刀都快握不住了,还说‘趁还能动,多干点,给儿子留点粮食’。” 红师傅的声音有点哽咽,“结果没干几天,他又咳血了,这次比上次还严重,痰里全是血,止都止不住,没办法,又住院了。”
第二次住院,大林在医院待了十天,医生还是劝他化疗,说 “哪怕做一次试试,也许能控制住病情”,他依旧拒绝,说 “死也不遭那罪”。
“出院那天,他走不动路,是我亲家背着他上车的,他趴在我亲家背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掉在我亲家的衣服上,湿了一大片。”
红师傅说,谁也没想到,这次出院后没两个月,大林突然全身瘫痪了 —— 有天早上,他想下床喝水,刚一使劲,腿就软了,站不起来,去医院检查,说是癌细胞转移到骨髓,压迫了神经,双腿再也站不起来了。
“从那以后,大林叔就躺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天得戴着尿不湿。屋子一进,屎味、尿味直冲鼻孔,不管多少霉味,汗水味、腐圬臭烂味,红师傅站在床边,各种味道举双手欢迎。”
红师傅一点也不避味地三下五除二利率地换好尿不湿,成年人的大小便可不像小婴儿那么简单。那味,那……
红师傅从不计较,也不厌烦地日复一日地护理着,尽管开出租车本就辛苦,然而红师傅的亲家在重庆发动机厂上班,平时没时间回来,照顾大林的担子就落在了亲家姐姐身上。亲家的姐姐是女人力气小,要抱起大林困难。“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先给大林叔擦身体、换尿不湿,然后做早饭,喂大林叔吃完,再去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又得洗床单、晒被子,晚上等我下班了,就过来帮忙翻身、按摩,怕他长褥疮。”
红师傅说,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往李家庄跑,有时候半夜大林疼得厉害,哼唧个不停,他还得帮忙喂止痛药。“那止痛药一开始还管用,后来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大林叔疼得夜里都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到天亮。”
“最难受的是后来,大林叔全身长包,一开始是背上,后来胳膊、腿上都有,有些包烂得能看见骨头,流着脓水,臭得家里都没法待,窗户得天天开着,邻居路过都得绕着走。” 红师傅皱着眉头,好像又闻到了那股刺鼻的臭味。
“尤其是屁股上的包,烂得像开花一样,红肉都露在外面,每天换尿不湿的时候,都能看见血和脓混在一起,亲家姐姐每次擦的时候都哭,大林叔却不说话,只是咬着被子,眼泪从眼角往下流,把枕头都浸湿了。”
大林疼得最厉害的时候,连止痛药都不管用了,他蜷缩在床上,身体抖得像筛子,牙齿咬得咯咯响,却从不大声喊疼。“有一次我问他‘疼不疼’,他喘着气说‘没事,忍忍就过去了’,可我看见他的手把床单都抓破了,指甲缝里都嵌着布丝。” 红师傅说,大林最后走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他疼得晕了过去,再也没醒过来。“走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一张照片,是他年轻时候在稻田里拍的,穿着白衬衫,笑得特别开心,那时候他还没这么多毛病。”
“对了,大林叔的老婆,也就是我亲家的母亲,脑子不太好,总神神叨叨的,也给大林叔添了不少气。” 红师傅补充道,“这事还得从大林叔的大女儿相亲说起。那年,大女儿跟邻村的小伙子相亲,那小伙子脸上长了不少痘痘,说话的时候还总爱笑,大女儿觉得他‘不严肃、不靠谱’,就拒绝了。后来大女儿又跟别人相亲,准备定下来的时候,亲家母突然就不对劲了。”
红师傅说,亲家母开始动不动就笑,有时候笑得眼泪都出来,停都停不下来;有时候又突然哭,坐在地上拍着腿骂,嘴里说些没人听得懂的话,一会儿骂天,一会儿骂地,有时候还骂大林叔。
“后来才知道,第一次相亲的小伙子的母亲,是个‘仙娘婆’(当地对神婆的称呼),总爱装神弄鬼,说能‘驱邪治病’。她因为大林叔的女儿拒绝了她儿子,就记恨上了,偷偷给亲家母搞了些小动作,具体是什么没人知道,反正亲家母从那以后就不正常了。”
亲家母每天在家骂人、摔东西,把家里的碗碟都摔碎了好几个,大林叔本来就心烦,被她一闹,更生气了,生气了就抽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一天能抽三包。“大林叔这辈子,又累又气,没享过一天福,年轻时为了养家,起早贪黑地种地,老了又得了这病,最后还遭这么大罪,太可惜了。” 红师傅说着,又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里满是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