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直面最残酷的现实——军饷问题，泣血上奏：
这是最艰难的部分。左宗棠毫不避讳地列出一笔笔庞大的预算：“统算关内外各军，每月实需饷银八十万两有奇！”他巨细无遗地解释了每一两银子的去处：官兵饷银、粮秣采买与跨越戈壁的天价运输费用、军火制造与购买、驮马骆驼的损耗补充、屯田水利工程的先期投入、流民安置、伤亡抚恤……每一项都是沉甸甸的数字。他深知朝廷的困难，更知海防的分羹压力，但他必须为之力争：
“臣非不知库款维艰，海防同关紧要。然事有轻重缓急，新疆之危如累卵，稍纵即逝！恳请朝廷明定饷额，伤令各省关，按月源源拨济，万万不可中断。臣必当殚精竭虑，一分一厘皆用于实处，绝不敢有丝毫虚糜！若因饷绌致误戎机，臣万死难辞其咎！然若因饷匮而弃疆土，则臣……唯有抬棺西行，以死报国！”
奏折的结尾，左宗棠将那份压抑已久、视死如归的悲壮，化作惊雷般的文字，震撼人心：
“臣一介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艰巨，敢不竭犬马之劳？值此国家多难之秋，又何敢惜此残躯？此去西征，惟有躬率大军，亲临前敌，与将士同甘共苦！倘能仰仗天威，将士用命，迅扫妖氛，收复全疆，固国家之幸，苍生之福！若师出无功，或竟身膏野草，则以此棺收臣骸骨，葬于天山之麓，永镇西陲，以谢朝廷！臣无任惶恐待命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抬棺而行”、“身膏野草”、“葬于天山之麓”——这些字眼，力透纸背，带着滚烫的血性与冰冷的决绝，是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的呐喊！
当最后一个饱含血泪的句点落下，窗外的天色已微微泛出鱼肚白。左宗棠放下那支几乎被握得温热的狼毫笔，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深深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吁出一口浊气。他花白的须发在晨曦微光中显得愈发苍然，唯有那双深陷的眼窝里，依旧燃烧着不屈不挠的火焰。
奏折厚厚一叠，墨迹犹新，静静地躺在案头。它承载着对帝国西北疆土最透彻的分析，最可行的方略，最悲壮的誓言，以及对朝廷最沉痛的呼求。这是一位垂暮老臣，在帝国命运的关键十字路口，用生命、智慧和全部忠诚写下的答卷。
周开锡再次悄然进来，看到这份凝聚了主帅数日心血的万言书，眼眶不禁微红。他小心翼翼地吹干墨迹，将奏折用明黄绫布包裹妥帖，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季帅，您千万保重身体。”周开锡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
左宗棠只是摆了摆手，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院子里，那口黑沉沉的柏木棺材，在破晓的凛冽天光下，轮廓显得格外清晰、肃穆，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决心。他缓缓起身，走到窗边，任由料峭的晨风吹拂他疲惫而坚毅的面庞。
“发出去吧。”左宗棠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带着一种尘埃落定后的释然与沉重，“用六百里加急，直送军机处，呈御览。告诉送折的驿卒，此折关乎国运，沿途换马不换人，务必以最快速度，安然送达！”
“是！”周开锡捧着那份重逾千钧的奏折，深深一躬，退出了书房。
片刻之后，驿马嘶鸣，踏着肃州清冷的石板路，带着西北边陲的烽烟气息和一位老帅的泣血忠忱，绝尘而去，奔向数千里外巍峨而深沉的紫禁城。
光绪元年（1875年）的北京城，春寒料峭，残雪未消。然而紫禁城内的政治温度，却因西北边陲飞驰而来的两份奏折而骤然升高。左宗棠那份字字千钧、力透纸背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以及紧随其后的《遵旨密陈片》，如同两块巨石投入本已暗流汹涌的朝堂深潭，激起了决定性的波澜。
驿马踏着京师初融的冰雪，将来自肃州的奏折送至军机处时，天色尚未破晓。当值的章京小心翼翼地拆开黄绫包裹，那厚逾寸许的奏本和密片便呈现在了军机大臣们的面前。
军机处值房内，炭火烧得正旺，却依然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几位军机大臣围坐在紫檀木长案四周，传阅着左宗棠的奏折。李鸿章的“弃塞保海”之议余音未散，而此刻左宗棠的雄文，以其铁一般的逻辑、泣血的忠诚和抬棺而行的决绝，构建起一座无法撼动的塞防长城：
“关外一撤，藩篱难保”的警句，被左宗棠用新疆、蒙古、京师“肢体相连，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链条死死焊牢，彻底堵死了“弃疆论”的退路。奏折中详细描绘了一旦新疆失守，沙俄铁骑东进，蒙古各部势必震动，最后连京师都将无险可守的可怕前景。
“缓进急战”、“先北后南”、“剿抚兼施”的详实方略，条分缕析，将收复新疆从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有路径可循的战略蓝图。左宗棠不仅提出了宏观战略，更对粮饷筹措、兵力部署、进军路线乃至战后治理都提出了具体方案，显示了他对西北局势的深刻理解和周密思考。
“抬棺而行”、“身膏野草”、“葬于天山之麓”的悲壮誓言，更是超越了政治辩论，上升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这份以死明志的决心，让任何质疑其忠诚和担当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海塞并重！”、“新疆断不可弃！”——左宗棠奏折的核心观点，迅速在朝堂内外获得了压倒性的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其论证有力，更是因为这份奏折精准地回应了谕旨中“海塞兼营”的初步共识，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