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州的风波虽暂告平息，但其引发的余震却在云泽朝堂持续回荡。
皇帝对太后的最后一丝容忍也消耗殆尽，慈宁宫彻底沦为一座华美的囚笼，与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朝中原本依附太后和王琮的势力，见大势已去，纷纷改弦更张，或缄口不言，或转而向皇帝和初颜公主示好。
初颜并未因此志得意满。她深知，扳倒一两个政敌容易，但要彻底改变积弊已久的格局，需要的是制度的力量和源源不断的人才。她在南方灾区大力推行红薯抢种和疫病防治的同时，另一项关乎云泽未来的计划，也在她的推动下，悄然提上了日程。
这一日，初颜的案头并排放着两份来自北疆的奏报。
一份是沈砚关于“异变紫薯”的详细研究报告。经过数月的精心培育和反复试验，沈砚确认，这种被初颜命名为“紫玉薯”的新品种，不仅耐储存性远超普通红焰薯，其单位产量也高出约一成半，且对贫瘠土地和常见病虫害表现出更强的耐受性。
更令人惊喜的是，沈砚通过少量人体试食（包括他自己和自愿的农人），发现这种紫薯口感绵密甘甜，并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反而试食者普遍反映“耐饿，浑身有劲”。虽然其深紫色泽略显奇特，但高产、耐储、抗逆的优点足以弥补这一点。
沈砚建议，可以进行小范围推广试种，尤其是在土地相对贫瘠、运输不便的边远山区。
另一份奏报，则来自北疆农事试验田的普通农官，内容却是忧心忡忡。奏报中指出，虽然红焰薯（包括普通种和少量紫玉薯）推广顺利，但懂得精耕细作、善于防治病虫害、尤其是能够理解并执行公主“选育良种”理念的农事人才极度匮乏。许多地方官员和农人仍停留在粗放种植的阶段，一旦遇到新的问题便束手无策，严重制约了产量的进一步提升和新品种的推广。
两份奏报，一喜一忧，同时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人才。
初颜凝视着奏报，目光深邃。强国之本，在于农业，农业之兴，在于技术与人才。然而，现行的科举制度，只考圣贤文章、诗词歌赋、经义策论，于农、工、算学等实用之学，却视为末流，少有涉猎。如此选拔出的官员，如何能真正懂得治理地方、发展生产？
一个酝酿已久的念头在她心中越发清晰：必须改革科举，增设实用学科，为云泽选拔真正急需的实干之才！
然而，科举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阻力甚至远超清丈田亩和漕运改革。这触碰的是天下读书人千百年来固有的晋升通道和价值观念，是真正的“撼动根基”。
她没有贸然上奏，而是先去找了两个人。
第一位是致仕多年、却德高望重、门生故旧遍布天下的帝师，文渊阁大学士林如海。初颜带着那两份北疆奏报和一小篮精心挑选的“紫玉薯”，亲自登门拜访，虚心请教。
林老大人看了奏报，又品尝了蒸熟的紫玉薯，听完初颜关于人才匮乏和科举改革的忧虑，抚须良久，叹道：“殿下心系黎民，目光长远，老臣佩服。科举取士，确有其弊，然积重难返。骤然增设杂学，恐引起天下士子哗然，以为朝廷轻视圣贤之道，动摇国本啊。”
初颜恭敬道：“林师所言极是。学生并非要废黜经义，而是觉得，治国仅靠道德文章不够，需有经世致用之才。可否在常科之外，另开一科？或称‘格物科’，或称‘实务科’，专考算学、农事、水利、工造等，与常科并行，择优录用，分配至各专业衙门？如此，既不损圣学根本，又能广纳实用之才。
林如海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沉吟道：“另开一科…并行不悖…此议或可行。然，科目如何设定？考官如何选拔？取中者如何授官？皆需周密考量。殿下可有章程？”
初颜立刻将自己与杨文远等人草拟的初步方案呈上。方案中提出，新科考试内容侧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官由官员与民间专家（如老农、巧匠、算学大家）共同担任，中试者可直接进入工部、户部、司农寺、漕运督办衙门等机构任职。
林如海仔细翻阅，频频点头：“殿下思虑周详，此方案老朽觉得颇有见地。若殿下决意推行，老朽愿联络几位故旧老臣，共同上书，附议此事。”
得到林老大人的初步支持，初颜心中稍定。她又去拜访了以清直敢言着称的都察院右都御史严松。严御史起初对“科举加试杂学”颇不以为然，但在初颜拿出北疆农事困境的具体案例和紫玉薯带来的切实好处，并阐明“若无实干之才，再好的良种良法亦无法惠及百姓”的道理后，这位倔强的老御史终于松口，表示若改革能真正利于民生，他愿保持中立，不予反对。
做好了前期铺垫，初颜终于将自己的《请开格物科以选实务人才疏》正式上呈皇帝。奏疏中，她以紫玉薯的培育和推广中遇到的人才瓶颈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开设新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言辞恳切，论据充分。
果然，奏疏一经传出，立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
保守派官员们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纷纷跳出来激烈反对： “荒谬！工匠农人之术，岂能登大雅之堂，与圣贤之道并列科考？” “此例一开，天下士子必将人心浮动，弃圣学而逐末技，礼崩乐坏矣！” “公主此举，莫非是要培植私党，另立朝纲？”
支持改革的官员（多是寒门或实干派）则据理力争： “圣贤之道，最终目的亦是治国平天下！若不通实务，如何治国？” “算学、农事、工造，哪一样不是利国利民之大学问？岂可轻视为末技？”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云泽欲强，需广纳天下英才，而非固步自封！”
朝堂之上，双方引经据典，吵得不可开交。民间士林也议论纷纷，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甚至在一些书院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皇帝看着这场因女儿一纸奏疏而引发的巨大争议，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欣赏初颜的魄力和远见，也明白改革科举的必要，但他更清楚这其中巨大的阻力。他暂时没有表态，将奏疏压下，命“再议”。
初颜并未气馁。她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反应。她一面让杨文远等人继续完善新科的考试细则和职位对接方案，一面将目光投向了即将到来的常科春闱。
既然另开新科阻力太大，那么能否在现有的常科框架内，先做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呢？
她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此次春闱的策论题目，是否可以更加“务实”一些？例如，围绕“如何推广新作物以应对饥荒”、“如何疏浚河道以利漕运”、“如何计算田亩以均赋役”等实际问题来出题，考察士子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空谈道德文章。
这个建议相对温和，触及的利益较小，却能将一股务实的新风，注入到沉闷的科举体系中。皇帝沉吟片刻，点头应允。
当春闱的策论题目公布时，无数埋头苦读圣贤书的考生们都愣住了。题目不再是玄而又玄的哲学命题或道德论述，而是非常具体的、关乎国计民生的现实难题！
这一变化，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虽然未能立刻改变科举的整体格局，却成功地让“试务”二字，第一次如此正式地进入了天下士子的视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未来的为官之道，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