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的春，风里还带着残冬未散的冷意，却已裹着一股不同以往的躁动——那是冰层下暗流涌动的期待，是焦土上新芽破土的生机。朱成碧站在苏北根据地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田埂上弯腰忙碌的身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怀里叠得整齐的纸条。纸条是陈玄三天前从前线捎回来的，字迹比往常潦草，墨水洇开了几处，显然是在匆忙中写就，却透着股抑制不住的急切：“德国投降了，日军必乱，速将鲁南急需的电台零件送往前线，助总反攻。”
风从黄河故道吹来，带着点泥土的腥气，把纸条的边角吹得微微发卷。朱成碧想起三年前的上海十六铺码头，也是这样的春天，陈玄蹲在食肆后巷的仓库里，借着煤油灯的光打磨装粮的铁皮筒，铁皮屑落在地上，像碎掉的星光。那时他们连运一袋糙米都要躲着日军的铁探子，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江面时，连呼吸都要屏住；而现在，他们跟着根据地的运输队走在土路上，身边有八路军战士背着枪护送，路过村口时，总有穿打补丁棉袄的百姓递来热红薯，连扎羊角辫的孩子都知道，“送零件的叔叔阿姨是帮着打鬼子的”。
“朱同志，该走了！”运输队的老张在前面喊，他肩上扛着个半旧的木箱子，箱子上用红漆画着个十字——里面装的是要送往前线的急救包，“再晚赶不上渡口的船，鲁南那边的同志还等着零件修电台呢，耽误了反攻可不是小事！”
朱成碧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袋，快步跟上队伍。土路两旁的柳树已经发了新芽，嫩黄的枝条垂在解冻的河面上，偶尔有银灰色的小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落在裤脚上，凉丝丝的，却让人心里发暖。她想起去年冬天离开上海时，路易在洋行里跟她说的话：“太平洋上的美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给日军最后一击。”当时她还半信半疑，总觉得胜利还很遥远，可现在才知道，历史的车轮转得比想象中更快——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传到根据地时，整个村子都放起了鞭炮，有的老人还对着北方磕头，说“苏联红军打得好，终于把希特勒这恶魔打垮了”。
运输队走了三天两夜，白天顶着风赶路，晚上就住在沿途的兵站或百姓家里。路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时，能看到断墙上还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有的百姓正在废墟上清理砖石，准备重建房屋，见了运输队，就热情地拉着他们进屋喝碗热粥。有个姓王的大爷，家里的房子被日军烧了，儿子跟着八路军打仗去了，他却笑着说：“房子烧了能再盖，儿子打鬼子是光荣事，等鬼子被打跑了，啥都有了。”
第四天清晨，他们终于到了鲁南前线的渡口。远远地，就听见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不是日军那种有气无力的冷炮，而是八路军反攻时密集又有力的迫击炮声，像闷雷滚过天际。陈玄就站在渡口的老槐树下等着，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脸上沾着点硝烟的黑灰，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看见朱成碧，他快步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背包，声音里带着点沙哑，却难掩激动：“你可来了！电台就差这几个零件，修好就能跟延安直接通话，明天攻打临沂的命令就靠它传下去了！”
他拉着朱成碧往前线指挥部走，路上的担架队不断从身边经过。有的伤员缠着渗血的绷带，却还在哼着《八路军军歌》，调子不太准，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有的医护人员手里端着刚煮好的汤药，小跑着跟在担架旁，嘴里念叨着“再坚持会儿，到了后方就能换药了”。指挥部设在一个废弃的小庙里，庙里的菩萨像被小心地移到了角落，腾出的空间里摆着张拼接的木板桌，桌上摊着张泛黄的军用地图，红笔圈出的日军据点密密麻麻，蓝笔标注的反攻路线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腹地。
“你看这里，”陈玄指着地图上“临沂”两个字，指尖在上面轻轻敲了敲，“日军的主力都被调去东北守关东军了，这里只剩一个联队，装备差，士气也低，咱们明天一早发起进攻，争取中午就能拿下。”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份折叠的电报，“延安刚传来的消息，美军在新墨西哥州试爆了一种叫‘原子弹’的武器，威力大得很，据说能炸平一座城。延安的同志分析，美军很可能会在八月初把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到时候日军肯定撑不住。还有，苏联也在远东增兵了，看样子是要对关东军动手，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把山东的日军都赶出去，为全国总反攻铺路。”
朱成碧凑过去看电报，上面的字迹很小，却字字千钧。她想起1942年冬天，松井在上海食肆里跟他们说的“日军要跟德国夹击苏联”，那时的日军何等嚣张，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可现在，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缩在据点里，连粮食都要靠抢百姓的，连士兵的饭团里都掺了糠。她从背包里掏出个油纸袋，里面是路上用随身带的面粉烤的芝麻饼，还带着点余温：“路上怕你饿，烤了点饼，你跟指挥部的同志分着吃，明天打仗得有体力。”
陈玄接过油纸袋，小心翼翼地打开，芝麻的香气混着麦面的甜香瞬间散开。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眼眶突然有点发热——从上海十六铺的暗巷到鲁南前线的土坡，从偷偷摸摸运炒面到跟着部队参与反攻，这三年多的日子像一场漫长又艰难的梦，现在终于要迎来梦醒的时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攻打临沂的号角就吹响了。朱成碧跟着医护队在后方的临时救护所待命，能清晰地听见前方传来的枪声、爆炸声，还有战士们“冲啊”“杀啊”的呐喊声。太阳刚从东边的山头上探出头时，前方传来了捷报：临沂城破了，日军投降了！
她跟着医护队往城里跑，路上能看到举着红旗的八路军战士从身边跑过，有的战士胳膊受了伤，却还挥舞着手里的枪欢呼；有的百姓从家里跑出来，手里拿着鸡蛋、馒头，往战士们手里塞，嘴里喊着“谢谢你们，把鬼子赶跑了”。到了临沂城头，朱成碧看见陈玄正站在城楼上，跟几个战士一起把五星红旗升起来——那面红旗是用红布缝的，边角还有点歪，却在晨风中猎猎作响，比任何东西都要耀眼。
城门口的空地上，日军俘虏们低着头站成一排，手里的枪被整齐地扔在地上，有的俘虏还在小声啜泣，不知道是害怕被惩罚，还是后悔参与了这场战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俘虏面前，指着城墙上的弹坑，声音颤抖着说：“俺们临沂城，被你们炸得稀巴烂，俺的孙子就是被你们的飞机炸死的……可俺们中国人有骨气，没怕过你们！”周围的百姓也跟着附和，有的说“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给俺们修房子”，有的说“只要他们真心悔改，以后别再打仗了，就饶了他们”。
朱成碧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她想起上海桥洞下蜷缩的难民，想起苏北渔村里帮着藏物资的渔民，想起路易洋行里那些为反法西斯胜利欢呼的洋人，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天，等着山河归位，等着炊烟再起，等着孩子们能在没有炮火的阳光下奔跑。
七月的鲁南，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正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连吹过的风都带着股热气。朱成碧和陈玄跟着运输队，把药品、武器和粮食送到各个反攻前线，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山东。他们走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看到村民们在废墟上搭起简易的草屋，女人们在河边洗衣，男人们在田里耕种，孩子们在村口追逐打闹，虽然日子还苦，却有了生气；路过被破坏的铁路线时，能看到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在抢修铁轨，有的工人还是从前的铁路工人，说“等铁轨修好了，就能把山东的粮食运到东北前线，运到上海，让更多人能吃饱饭”。
一天傍晚，他们在一个叫“夏镇”的小镇上休整。镇子不大，却很热闹，街上有卖菜的、修鞋的，还有摆小摊卖针头线脑的，偶尔能看到穿军装的八路军战士走过，百姓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镇子的中心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挂着个大喇叭，每天都会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那天傍晚，喇叭里突然传来了英文新闻，虽然大多数人都听不懂，但从围着听的美军顾问兴奋的表情里，能看出是天大的好事。
后来才知道，美军在7月16日于新墨西哥州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延安很快传来了详细消息：这种武器能瞬间摧毁一座城市，美军计划在八月初将其投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
“原子弹……”陈玄拿着延安发来的电报，眉头紧紧皱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电报边缘，“那得是多大的威力？日本的老百姓会不会……”
朱成碧也沉默了。他们恨日军的侵略，恨他们烧杀抢掠，恨他们让无数中国家庭家破人亡，可真到了要用这么残忍的武器时，心里却五味杂陈——那些日本百姓，尤其是孩子，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不该为军国主义者的罪行买单。运输队的老张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吐出的烟圈在空气里慢慢散开，他叹了口气说：“俺知道你们心软，可没办法啊，日军不投降，战争就结束不了，咱们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还有多少家庭等着亲人回家？只有让日军彻底怕了，他们才会放下武器。”
朱成碧想起前几天在前线看到的场景：一个十八九岁的战士，腿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却还笑着说“俺没事，等伤好了还能打鬼子”；一个医护人员，为了救伤员，自己被流弹击中，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上完的绷带。她知道，老张说得对，为了更多人的和平，有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
八月六日那天，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各个根据地——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夏镇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这下日军该知道怕了”，有的说“希望他们赶紧投降，别再打了”，还有的老人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愿老天保佑，别再有更多人受苦了”。
朱成碧和陈玄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河水缓缓流过，水面上倒映着晚霞，红彤彤的，像血的颜色。陈玄突然说：“要是没有战争就好了，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在上海开你的食肆，我就帮你挑水、劈柴，咱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朱成碧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快了，胜利就快到了，到时候咱们回上海，把朝歌食肆重新开起来，还像以前一样，给难民们熬粥，给需要帮助的人温暖。”
没等他们从广岛原子弹的震撼中缓过神来，八月九日，又一个重磅消息传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跨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延安随即发出号召：“全国抗日力量立即发起总反攻，歼灭一切负隅顽抗的日军，解放全中国！”
那天晚上，朱成碧和陈玄跟着运输队，连夜把一批迫击炮炮弹送往东北边境的前线。路上漆黑一片，只能靠手里的马灯照明，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可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冲刺，只要坚持住，胜利就会到来。
走到半路时，他们遇到了一队关东军的溃兵。这些溃兵穿着单薄的军装，有的连鞋都没了，光着脚在地上走，脚后跟磨得血肉模糊。看到运输队，他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纷纷跪了下来，有的还举着空饭盒，用生硬的中文喊“给点吃的，我们不想打了”。陈玄让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分给他们，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日本兵，接过干粮后突然哭了，用日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回家，我想我妈妈，我根本不想打仗……”
朱成碧看着这个和小石头年纪差不多大的士兵，心里突然很沉重。她想起松井，想起他在上海时说的“我只想带着家人回日本过普通人的日子”，这些士兵大多是被军国主义洗脑或强迫参军的，他们也是战争的牺牲品。陈玄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要让更多人知道，战争只会带来痛苦，和平才是最珍贵的。”
八月十五日那天，朱成碧和陈玄正在东北边境的一个小县城里，帮着八路军接收日军的物资。县城里的百姓们都在忙着打扫卫生，有的还在墙上刷“庆祝抗日胜利”的标语，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息。突然，县城的广播响了，先是一阵嘈杂的电流声，然后传来一个陌生的日语声音——那是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广播声刚落，县城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百姓们从家里跑出来，有的敲着锣，有的打着鼓，有的把家里珍藏的红布拿出来，做成简易的红旗挥舞；八路军战士们举着枪，对着天空开枪，不是示威，而是压抑已久的庆祝；一个刚从前线下来的老兵，断了一条胳膊，却抱着枪坐在地上哭，边哭边喊“胜利了！俺们终于胜利了！鬼子投降了！”
朱成碧站在人群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她想起1941年冬天刚到上海时，在朝歌食肆当帮工，看到日军在街上抓人，心里满是恐惧；想起1942年夏天，跟着陈玄偷偷运炒面，被日军的巡逻艇追赶，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声，生怕被发现；想起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在食肆里偷偷庆祝，眼里满是希望的光；想起1944年离开上海时，周阿公拉着她的手说“一定要回来，食肆我给你们守着”……这四年多的日子，像一部漫长又艰辛的电影，有眼泪，有牺牲，有恐惧，却也有坚持，有温暖，有希望，现在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陈玄走到她身边，从怀里掏出块用油纸包着的芝麻饼——是她昨天特意烤的，还带着点温度。他把饼递给她，笑着说：“哭什么？该笑了，咱们赢了。”
朱成碧接过饼，掰了一块放进嘴里，芝麻的香混着麦面的甜在嘴里散开，眼泪却流得更凶了：“我是高兴……高兴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高兴那些牺牲的同志没有白死，高兴百姓们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九月二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那天上午，朱成碧和陈玄跟着前线的战士们，挤在临时救护所的收音机旁，听着来自太平洋的转播。当听到“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整个救护所都沸腾了，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还把帽子扔到空中，医护人员们也笑着哭了，手里的绷带都忘了缠。
之后的日子，他们忙着接收日军的物资，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朱成碧跟着医护队，给受伤的战俘治疗，给他们分发食物和衣服，有的战俘刚开始还很警惕，后来慢慢放下了戒备，有的还会用中文说“谢谢”。有个叫山田的日本军医，主动提出要帮忙治疗伤员，他说：“我知道我们犯了很多罪，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弥补。”
在一个战俘营里，朱成碧意外地遇到了松井。他比去年冬天在上海见到时更瘦了，头发也花白了不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便服，走路有点跛——听说是在菲律宾打仗时腿受了伤，没得到及时治疗落下的病根。他看到朱成碧，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走过来，低着头说：“朱小姐，好久不见……我想问问，我能回家吗？我娘和孩子还在苏南，我想带他们回日本。”
朱成碧看着他，想起三年前他在上海偷偷给他们塞日军查粮路线图，想起他说“我再也不想帮他们打仗了”，点了点头：“放心吧，政府已经安排好了遣返船，再过几天就能把你们送回日本。回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别再参与战争了。”
松井重重地点了点头，眼泪掉在地上，他用袖子擦了擦，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愿意帮我。我回去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孩子，战争是多么可怕，和平是多么珍贵，让他们永远记住，不能再发动战争了。”
十月的一天，朱成碧和陈玄终于接到了通知，可以回上海了。运输队的战友们都来送他们，老张扛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百姓们凑的花生、红枣，还有一件新做的土布衬衫：“朱同志，陈同志，回上海以后可别忘了俺们鲁南的这些战友，以后有空了就回来看看，俺们给你们煮最好的小米粥。”
朱成碧接过布袋子，心里暖暖的，眼泪又差点掉下来：“放心吧，我们不会忘的，等上海安定了，我就给你们烤芝麻饼，寄过来让你们尝尝。”
火车沿着刚修好的铁路往南走，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化，从东北的黑土地，到山东的麦田，再到江苏的水乡，每一处都充满了生机。农民们在田里收割庄稼，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看起来又是一个丰收年；路边的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在村口追逐打闹，笑声传得很远；偶尔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去上学，脸上满是朝气蓬勃的笑容。
陈玄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轻声说：“你看，这才是中国该有的样子，没有炮火，没有战乱，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朱成碧点点头，心里满是对上海的思念——不知道朝歌食肆还在不在，不知道周阿公的身体怎么样了，不知道小石头有没有长高，不知道路易和皮埃尔神父还好吗。她想起离开上海时，食肆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枝繁叶茂，不知道树下还能不能看到难民们喝粥的身影。
火车到上海北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朱成碧和陈玄提着行李走出车站，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挂着的“欢迎抗日英雄凯旋”的横幅，还有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在热情地迎接归来的游子。走出车站，街道上的景象和离开时完全不同——日军的关卡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制服的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路边的商店挂着“庆祝抗日胜利”的标语，有的还在门口摆着收音机，播放着欢快的音乐；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有的在逛街，有的在聊天，有的带着孩子去公园玩，整个城市都充满了生机。
他们打车去了十六铺码头，远远地就看到了朝歌食肆的招牌——还是原来的样子，用红漆写的“朝歌食肆”四个大字，只是比以前更亮了，门口还挂着两个崭新的红灯笼，在傍晚的风里轻轻摇晃。周阿公正站在门口的灶台前熬粥，穿着件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比以前白了些，却精神矍铄；小石头也长大了不少，比以前高了半个头，正忙着给客人端粥，看到朱成碧和陈玄，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他愣了几秒，然后大喊着“朱老板！陈哥！你们回来了！”就跑了过来。
周阿公听到声音，手里的勺子都掉在了粥锅里，他转过身，看到朱成碧和陈玄，老泪纵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的！这食肆我一直给你们守着，每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