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沿着黔东南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比在云南时更加颠簸。路边的护栏时断时续，偶尔能看到“小心落石”的警示牌歪斜地插在土坡上。李泽岚望着窗外，群山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只能隐约看到山间散落的吊脚楼屋顶，像漂浮在云里的孤岛。“快到岜沙苗寨了，前面就是岔路口，得换三轮车进去。”陪同的贵州农业局干部老杨指着前方，语气里带着歉意，“寨子里的路太窄，汽车开不进去。”
车子在一处简陋的岔路口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辆三轮车，车斗里铺着稻草，车夫是两个皮肤黝黑的苗家汉子。“委屈各位了，这段路要走四十分钟。”老杨一边帮大家把行李搬上车，一边解释，“去年县里想给寨子里修条能过汽车的路，可涉及到几户村民的宅基地，还有一片百年古林，最后没谈拢，只能先这样了。”
李泽岚和调研小组的成员们依次坐上三轮车，车斗里的稻草硌得人屁股生疼。车夫发动车子，三轮车在狭窄的石板路上颠簸着前进，车轮碾过石板缝隙，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路边的田埂上，偶尔能看到背着竹篓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的身影寥寥无几。
行至一片水稻田旁，李泽岚忽然看到田埂上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上衣，裤子的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浅浅的疤痕。她背着一个比自己还高的竹篓，竹篓用宽宽的布带勒在肩上，把她的肩膀压得微微倾斜。小姑娘正握着一把小小的镰刀，低着头在田埂边挖野菜，动作熟练地把野菜连根拔起，抖掉泥土，扔进竹篓里。竹篓里已经装了小半筐绿油油的野菜，旁边还放着一本卷了边的语文课本，书角被雨水泡得发皱，封面上用铅笔写着“滚阿妹”三个字。
“师傅，停一下。”李泽岚拍了拍车夫的肩膀，三轮车缓缓停下。他跳下车，踩着田埂上的泥泞，慢慢走到小姑娘身边，尽量放轻脚步，怕惊扰到她。“阿妹，怎么不去上学呀？”他蹲下身，目光与小姑娘平齐，声音放得很柔和。
滚阿妹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黝黑的脸上带着怯生生的表情，像受惊的小鹿。她的眼睛很大，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拘谨，手里的镰刀攥得更紧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今、今天周六，不上学。”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苗语口音，声音细细的，“挖点野菜，喂猪。”
“这孩子叫滚阿妹，是寨子里的留守儿童。”跟过来的村支书老滚，是个六十多岁的苗族老人，穿着传统的青色对襟衫，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她爸妈都在广东的电子厂打工，三年没回来了，平时跟着爷爷奶奶过。家里种着两亩水稻，还有几分菜地，全靠两个老人操持，阿妹懂事，一放假就帮着干活，挖野菜、喂猪、摘菜，啥活都干。”
李泽岚看着滚阿妹冻得通红的小手，手背皴裂，像老树皮一样，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洗都洗不掉。他心里一阵发酸，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这是他出发前特意在书店买的，原本打算用来记录调研数据，现在却觉得，给这个小姑娘更合适。“阿妹，这个给你。”他把笔记本递过去，笑着说，“里面可以写作业、记笔记，好好学习，将来考出去，到大城市看看，那里有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滚阿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村支书老滚，见老滚点头，才慢慢伸出手，接过笔记本。她的手指碰到纸张时，轻轻缩了一下，像是怕把本子弄脏。“谢、谢谢叔叔。”她小声说了句，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里，紧贴着语文课本，然后背起竹篓，转身就想跑。刚跑出去几步，她又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李泽岚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然后飞快地钻进了旁边的竹林，身影很快消失在茂密的竹影里。
“寨子里像阿妹这样的孩子，还有二十多个。”村支书老滚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无奈，“年轻人都觉得在家种地挣不到钱，守着这几亩薄田，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所以都出去打工了，广东、浙江、江苏，哪儿都去。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日子过得难啊。”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声音低沉了几分，“去年冬天，寨子里有个老人突发心脏病，家里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孩子哭着跑了两个小时山路，才找到村医，等村医背着药箱跟着跑回来，老人早就不行了。要是年轻人在家，说不定还能有个照应。”
李泽岚跟着村支书老滚走进寨子深处。岜沙苗寨依山而建，家家户户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透着几分生活气息。可寨子里太安静了，听不到年轻人的说笑声，只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偶尔传来。走到一处晒谷场，李泽岚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大多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太长，拖到了地上，有的裤子太短，露出脚踝。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甚至还光着脚，在粗糙的石板地上跑来跑去，脚底沾满了泥土。
晒谷场的角落，一个小男孩正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上画画。李泽岚走过去，看到他画的是一栋歪歪扭扭的高楼，楼顶上画着一个太阳，旁边还用树枝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爸爸”。小男孩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几道污渍，穿着一件明显是大人改小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
“这是小石头，大名滚石生。”村支书老滚介绍道，“他爸爸在深圳的工地上扎钢筋，妈妈在附近的电子厂组装零件，两年前回来过一次，之后就没再回来。小石头跟着奶奶过，奶奶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平时都是小石头自己照顾自己。”
李泽岚蹲在小石头身边，看着他认真画画的样子，轻声问：“小石头，想爸爸吗？”
小石头手里的树枝顿了一下，慢慢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他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哽咽：“想。爸爸走的时候说，等我考了一百分，就回来给我买玩具车，还带我去公园玩。上次期末考试，我考了九十八分，老师说我是全班第一，可爸爸还是没回来。”他说着，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树枝在“爸爸”两个字上反复涂抹，把字迹都涂模糊了。
李泽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在外地的地质队工作，一年只能回来一次。那时候，他也常常像小石头这样，在村口的大树下等父亲，看到有汽车开过，就跑过去看，以为父亲会从车上下来。那种满心期盼，最后却只剩失落的心情，他太懂了。
当天下午，调研小组在寨子里的村委会开座谈会。村委会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墙壁上刷着“脱贫攻坚”的标语，屋里摆着几张长条木桌，十几位留守老人和妇女坐在桌旁，大多面色黝黑，神情拘谨。李泽岚和调研小组的成员们坐在对面，老杨负责翻译——有些老人只会说苗语，听不懂普通话。
“李科长，俺们没啥别的要求，就想让孩子上学近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一块手帕，声音颤抖着说，“俺家孙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走山路去上学，来回要四个小时。下雨天路滑，摔倒是常事，上次孙子摔得膝盖都流血了，还不敢说，怕俺担心。要是能在寨子里办个小学，哪怕只有一两个老师，也比让孩子跑这么远的路强啊。”
“还有看病的事，也难。”一个中年妇女接过话头，她的丈夫在浙江打工，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和婆婆生活，“寨子里的村医就会看个感冒发烧，开点止疼药。上次俺婆婆胃疼得厉害，村医说治不了，要去县城的医院。俺们凌晨三点就起床，背着婆婆走了三个小时山路，才到镇上坐上汽车，到县城医院的时候，都快中午了。要是路上再出点啥意外，俺都不敢想。”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期盼。有人说，地里的庄稼熟了，老人力气小，收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有人说，孩子的衣服都是捡别人穿剩下的，想买件新衣服，还要等在外打工的儿女寄钱回来；还有人说，寨子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有的被骗去搞传销，有的受伤了没人管，回来后只能在家靠低保过日子。
一个叫吴阿婆的老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今年七十多岁，儿子在浙江的家具厂打工，去年操作机器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工头只给了两千块钱就不管了。儿子拄着拐杖回到寨子里，家里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孙女上学要交学费，吴阿婆没办法，只能把家里养了两年的猪卖掉。“现在孙女说，不想上学了，想跟同村的姐姐一起出去打工，挣钱给爸爸治病。”吴阿婆抹着眼泪，声音哽咽，“俺劝她，说上学才有出路，可她不听，说上学要花钱，还不如早点挣钱。俺这心里，难受啊。”
李泽岚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手都在微微发抖。出发前，他做了详细的调研计划，满脑子都是“农旅融合”的模式、产业发展的路径，想的是如何通过旅游带动当地增收。可现在，看着眼前这些留守老人和妇女的脸，听着他们诉说的困难，他才猛然发现，在西南山区，“生存”和“发展”之间，还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如果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庄稼收割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搞旅游、促增收？农旅融合的蓝图再美好，也只是空中楼阁。
座谈会结束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李泽岚跟着村支书老滚，在寨子里转了转。路过滚阿妹家时，他看到小姑娘正坐在自家吊脚楼的门槛上，借着屋里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用他送的笔记本写作业。她的奶奶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针线，缝补着一件旧衣服。看到李泽岚，滚阿妹抬起头，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认真写作业。
走到晒谷场时，小石头还在那里，只是不再画画，而是抱着膝盖坐在地上，望着村口的方向。李泽岚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村口只有一条蜿蜒的石板路，延伸到雾气缭绕的群山深处，看不到尽头。“小石头，爸爸给你打电话吗？”李泽岚轻声问。
“很少打。”小石头小声说，“爸爸说，工地上信号不好，打电话要花钱。上次打电话，还是春节的时候，爸爸说，等今年挣到钱，就回来陪我过年。”
李泽岚摸了摸小石头的头，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自己包里还有几块巧克力，是出发前妻子苏晴塞给他的，让他饿的时候垫垫肚子。他拿出巧克力，递给小石头：“吃吧，甜的。”
小石头接过巧克力，小心翼翼地剥开包装纸，咬了一小口，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笑容很纯粹，像山间的泉水，却让李泽岚心里更不是滋味。
当晚，调研小组住在村委会的厢房里。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小的炭火盆，散发着微弱的热量。李泽岚坐在炭火盆旁，看着跳动的火苗，拿出日记本，借着手机的灯光，一笔一划地写道：“今日在岜沙苗寨，见二十余留守儿童，多与老人相依为命。山路阻隔，不仅断了农产品的销路，更断了孩子们的希望。他们的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只有繁重的家务和漫长的等待；他们的未来，被山路困住，被贫困束缚，连‘好好上学’都成了奢望。农旅融合，不能只谈产业，不能只算经济账，先要解决‘通路、育人、扶老’的根本问题。路通了，才能让资源进来，让希望出去；教育跟上了，才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改变命运；老人得到照料了，才能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安心。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明日，需与老杨、老滚商议，梳理寨子里的具体需求，形成报告，尽快向上级反映，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哪怕只能解决一点点问题，也不能让这些孩子和老人，在大山里独自苦等。”
写完后，李泽岚合上日记本，看向窗外。寨子里的灯光大多已经熄灭，只有零星几户还亮着，像黑暗中孤独的眼睛。远处的群山，在夜色中沉默着，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艰辛与无奈。他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他必须迈出第一步——为了滚阿妹手里的笔记本，为了小石头画在地上的“爸爸”，也为了那些在大山里默默坚守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