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浊流，裹挟着逃难的人群和破碎的家园，一路呜咽着向西奔涌。经过数日颠簸，顾清翰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终于抵达了这座被称为战时陪都的山城——重庆。
武汉的喧嚣与混乱仿佛还在耳边，但眼前的景象已然不同。重庆，名副其实的雾都。一年中大半时日，浓稠的、湿漉漉的白雾如同巨大的幔帐，笼罩着层层叠叠的山峦，缠绕着依山而建的、密密麻麻的吊脚楼和灰扑扑的房屋。嘉陵江与长江在此交汇，江面也被雾气遮掩，只闻得见轮船沉闷的汽笛声和码头嘈杂的人声，却看不清真切的模样。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水汽、煤烟、以及无数人聚集带来的复杂气味。
相较于武汉沦陷前的兵荒马乱，重庆的表面似乎多了一层畸形的“秩序”。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报社……各种机构仓促迁入，塞满了山城的每一个角落。街道狭窄而陡峭，石阶湿滑，人力车夫喊着号子，在坡道上艰难前行。随处可见穿着不同制服的人员，听到各种南腔北调的口音。一种紧张的、压抑的、却又不得不强装镇定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
顾清翰被安置在靠近市区的一处简陋宿舍里，窗外就是迷蒙的江景和起伏的山峦。他的工作很快被重新安排，依旧是在情报分析部门，负责处理各方汇集来的、关于日军在华中和华南动向的电文和报告。环境相对武汉时似乎稳定了一些，至少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相对规律的作息。
但这种“稳定”却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脆弱得不堪一击。
日军的轰炸，如影随形。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了日军航空兵最重要的目标。几乎每隔几天，凄厉的空袭警报就会划破雾都的宁静，将所有人拖入死亡的阴影。防空洞成了第二个家。人们像受惊的鼠群，在警报声中奔跑、拥挤、躲藏，在阴暗潮湿的洞穴里，听着外面炸弹落下时闷雷般的巨响和大地传来的震动，祈祷着下一次还能见到天光。
每一次轰炸过后，城市便会增添新的废墟，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焦糊的气味，混合着哭喊和救援的嘈杂。顾清翰看着窗外被炸毁的房屋、街道上狼藉的瓦砾和隐约的血迹，心也一次次地随之沉下去。这种无差别的、旨在摧毁意志的恐怖轰炸，比前线的炮火更让人感到绝望和无力。
他努力投入到工作中，试图用繁重的分析任务占据所有思绪。他翻译电文，绘制态势图，撰写报告，与同事们讨论局势。他的专业和能力很快得到认可，甚至被委以更重要的分析任务。但在那些忙碌的间隙，在那些躲避轰炸的、漫长而压抑的防空洞时光里，一种深切的迷茫和空洞感，便会不由自主地蔓延开来。
他时常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的窗边，或者宿舍外的露台上，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翻滚涌动的浓雾。雾气遮蔽了远山，遮蔽了江流，也遮蔽了所有的方向和未来。他觉得自己仿佛也置身于这片巨大的迷雾之中，失去了坐标，迷失了方向。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重庆，一路颠沛流离，像一叶浮萍，被战争的洪流推着向前，却不知最终会漂向何方。
上海，那个充斥着血与火、爱别离的记忆之地，已经变得如此遥远，远得像上辈子的事情。那个人，那个在沦陷区浴血奋战的身影，更是音讯全无，生死未卜。那份染血的粗麻布带来的短暂确认，早已被漫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稀释，被新的担忧和不确定所取代。他还活着吗？伤好了吗？还在坚持吗？这些问题，如同雾一样，缠绕着他，没有答案。
这天傍晚，又一轮轰炸过后，天空飘起了细雨，与尚未散尽的硝烟混合在一起，空气污浊而冰冷。顾清翰从防空洞回到宿舍，身心俱疲。他推开窗，望着雨雾中模糊不清的江对岸的灯火，那些灯火在雾气中晕开，如同虚幻的、一触即碎的梦。
他沉默地站了许久，然后，缓缓地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了那枚用红绳系着的、温润剔透的翡翠观音。玉佩被他长久佩戴，已经染上了他的体温，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柔和而坚韧的光泽。
他轻轻握住它，指尖小心翼翼地摩挲着那光滑微凉的表面，感受着上面细腻的雕刻纹路。这枚玉佩，是陆震云母亲唯一的遗物，是他在离别前夕，以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塞进他手里的“平安”信物。它见证了上海滩的生死相依，陪伴他穿越了烽火连天的撤离之路，如今又在这雾锁重楼的山城，贴着他的心跳。
这小小的、冰凉的玉石，此刻仿佛成了连接他与那个血火过去、与那个遥远身影的唯一凭证。触摸着它，他仿佛能感受到那个人掌心的温度，能听到他低沉而沙哑的嘱托，能看见他转身离去时冷硬却孤寂的背影。
所有的迷茫、孤独、担忧和思念，在这一刻，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无声的寄托。他没有流泪，也没有叹息，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冰凉的雨丝飘落在脸上，手中紧紧握着那枚玉佩，仿佛握着一丝微弱却永不熄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