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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74年9月10日，下午14点20分。
地点：清水湾·邵氏影城邵逸夫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冷气开得很足，却依然驱不散一股沉闷的气氛。
邵逸夫身穿一袭深色丝绸长衫，正站在宽大的红木书案前凝神练字，狼毫笔尖在宣纸上缓缓游走。
当方逸华轻声汇报完《鬼马双星》最新一周的票房数据——那个惊人的、较首周逆势增长百分之十五的数字时，他握笔的手猛地一顿，笔尖在宣纸上洇开一团刺眼的墨渍，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
邵逸夫接过那份刺眼的票房报告，指节微微发白。他面前的红木桌上，同时摊开着邵氏旗下重点影片《声色犬马》同期惨淡的上座率统计。
他惯常的冷静面具出现了一丝裂痕，对肃立一旁的方逸华喃喃道，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和一丝被市场迎面重击后的愠怒：“第二周……不跌反升？这……这没有先例啊！~”
他原本预计《鬼马双星》这部片子后劲会不足，甚至准备好了利用旗下媒体和院线资源进行第二轮压制。
然而，市场给出的真实反应，完全脱离了他所熟悉的游戏规则和预期轨道。这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一种他未曾预料到的、来自“草根”力量的颠覆。
“召集所有人，一小时后，一号会议室。”
邵逸夫的声音很低沉，一点儿波澜也听不出，但在他挥手让方逸华退下的时候，袖口却不经意带翻了青瓷笔洗，清水漫过宣纸，将那团墨迹晕染得更大。
他盯着那片狼藉，沉默良久。
这时，书房门被轻轻敲响，制片部的主管忐忑不安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上座率对比数据。
没等他完全站定，邵逸夫猛地转身，一把抓过那份报告，目光死死盯在《声色犬马》那栏不足三成的惨淡数字上，随即又扫过旁边《鬼马双星》几乎场场爆满的标注。
他额角的青筋开始隐隐跳动，将报告重重拍在桌上，声音冷得像冰，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公司投入五十万港币巨资！李翰祥亲自执导，明星云集的大制作《声色犬马》，上座率竟然跌到这种地步！
而许冠文那个低成本、满是市井笑话的片子，却能让观众排队抢票！
你们制片部立刻给我去查，仔仔细细地查！我要知道，到底为什么！”
主管连声应允，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书房。
沉重的木门关上后，书房里瞬间恢复了死寂，只剩下老式座钟单调的“滴答”声。
邵逸夫胸口的起伏渐渐平复，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缓缓坐回扶手椅中，目光再次投向那张院线图，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想起许冠文当年拿着《鬼马双星》的剧本来找他，希望尝试票房分红而被自己拒绝的情景；
也想起几年前李小龙从美国回来，同样因为片酬和创作自主权的问题而谈不拢，最终转投嘉禾的往事。
当时，他认为牢牢掌控制片、发行、放映每一个环节，支付固定薪酬，才是稳赚不赔的邵氏模式，分红制不仅会增加成本，更会动摇大片厂制度的根基，这是他绝不容触碰的底线。
然而，此刻市场冰冷的数字和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像一根根针，刺穿着他坚守多年的信念。
他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支平时很少使用的红色铅笔，在一张便签纸上缓缓写下“分红制度”四个字。
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很久，最终，他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用铅笔在这四个字下面，狠狠地划下了一道粗重、醒目的红线。
这道红线，仿佛划在他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营哲学上，也划在了邵氏兄弟公司未来的十字路口。
窗外，夜色深沉，香江电影市场变天的雷声，似乎已隐约可闻。这位影坛大亨，第一次对自己一手建立的帝国根基，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他很清楚郑硕精心布局的这套草根营销网络，像春雨渗入泥土一样，在自己那套依靠传统媒体和院线霸权的宣传机器之外，悄然发挥着惊人的力量。
这场发生在市井街头的“舆论海啸”，看似零散，却处处直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开了十几年夜班的的士司机陈师傅，在交班前，仔细地把一张用硬纸板工工整整写好、外面还仔细缠了圈透明胶带防止雨水打湿的推荐牌，贴在了车前窗的角落。
牌子上写着：“许冠文演打工仔，比大侠真实！《鬼马双星》，笑中有泪！”
这牌子是他昨晚收工时，在常去的排档边从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的，没收钱，说是“免费请大家帮忙宣传”。
陈师傅觉得这话在理，他天天在路上跑，见惯了为生计奔波的各种面孔，邵氏电影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离他的生活实在太远了。
这张手写牌，成了穿梭于港九大街小巷的流动广告，的士司机们的口耳相传，比任何电台广告都更有说服力。
在观塘、深水埗的那些公共屋邨里，每天为全家三餐精打细算的主妇们有了新发现。
她们常去光顾的正大便利店，玻璃门上贴上了醒目的海报：“购物满二十元，即送《鬼马双星》观影优惠券！”
对主妇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总是要买的，现在还能省下电影票钱，带家人去看场热热闹闹的电影，简直是意外之喜。
这种将日常消费与娱乐消费精准绑定的策略，让电影宣传无声无息地融入到了最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节奏中。
就连中环那些熟悉各路消息的报摊小贩，在递上报纸、找零钱的间隙，也会随口跟熟客唠上两句：
“先生，今日份的报纸又讲《鬼马双星》啦！要我说，邵氏那些武侠片打来打去，场面是很大，但看多了也腻味，真不如许冠文在《鬼马双星》里不小心踩到鸡粪那段来得真实好笑！”
这些来自市井最底层、未经任何修饰的朴素评价，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比报纸上那些经过精心雕琢的影评，更能精准地反映普通观众的直观感受，也更容易在街坊邻舍间口耳相传。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分散在街头巷尾、的士车厢、便利店和报摊的点点滴滴，共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舆论潜流。
它绕过传统媒体构建的话语体系，直接扎根于草根阶层，形成了一场邵逸夫凭借其传统资源一时难以察觉、更难以有效应对的“舆论海啸”。
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更具渗透力的电影营销和舆论生成模式正在香江悄然崛起，它依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精准嵌入和情感共鸣。
当天中午，邵氏兄弟公司总部大厦的会议厅里，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
镁光灯闪烁不停，将现场照得亮如白昼。邵逸夫身着熨帖的顶级丝绸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站在满是麦克风的讲台后，声音洪亮地向在场所有媒体宣布邵氏将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与改革”。
他宣布将大幅增加制片预算，投入巨资扩建和升级明星制度，并着力创新类型电影，特别是要开发“更贴近时代脉搏”的作品。
他的每一句话都铿锵有力，展现出影坛大亨不容置疑的权威。
然而，站在他侧后方阴影里的方逸华，却清晰地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她注意到，邵逸夫藏在讲台下方、紧握成拳的左手，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严重发白，修剪整齐的指甲几乎要深深陷进掌心。
在他‘慷慨陈词’的间隙，当他提到“某些新兴制作公司”的时候，嘴角会不受控制地微微抽动一下，虽然转瞬即逝，却被方逸华敏锐地捕捉到。
这位掌舵香江影坛近二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的大亨，在这场看似强势的宣言背后，正隐藏着一种外人难以察觉的、源于市场失控和时代变迁的深层焦虑。
他意识到，光靠增加预算和强化明星制度，或许已无法完全应对正在变化的观众口味和新兴的竞争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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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11日，《鬼马双星》上映进入第三周，其市场势头不仅未见衰减，反而形成一股席卷全港的观影热潮。
这种巨大的市场压力，开始实质性地动摇邵氏兄弟公司维持了二十年的排片霸权根基。
压力最直接的体现来自于邵氏兄弟旗下最为核心、平日也最忠诚的一批加盟影院经理。他们一改往日唯命是从的姿态，罕见地联名向位于清水湾的邵氏总部发出紧急请求。
核心诉求高度一致：大幅增加《鬼马双星》的排片场次。
一位负责铜锣湾核心地段独立影院的经理，在直接打给邵逸夫办公室的电话中，声音焦急甚至带着几分无奈的哭腔：“六叔，真的不是我们不想支持自家的《声色犬马》，我们按总部要求已经给了最好的场次。
但问题是，现在售票窗口前排长队的观众，十个人里有八个只问《鬼马双星》的票，别的片子看都不看！
场次开出来半小时票就卖光，后面来的客人买不到票就走人了，我们实在是……实在是看着钱赚不到手啊！”
这些经理的诉求简单而残酷：在真金白银的票房收入和维系总部排片指令之间，他们必须向前者低头。
而在邵逸夫那间宽敞、摆满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他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的不是财务报表，而是当天出版的几份主流报纸的娱乐版。
头条新闻的配图异常刺眼：不是邵氏旗下明星的剧照，而是普通市民在街头、公园里模仿《鬼马双星》中“用腊肠比剑”桥段的趣闻趣图。
这些生动、自发的民间反响，比任何票房数据都更直观地印证了影片已深入市井，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社会文化现象。
邵逸夫沉默地听着下属的汇报，目光扫过那些照片和标题，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
他深知，旗下院线的这次“反水”，是市场最真实的反馈，任何行政命令在如此汹涌的民意和利益驱动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经过长久的沉默，邵逸夫终于抬起手，对着面前等待指示、忐忑不安的院线经理，做了一个略带疲惫却又异常清晰的挥手动作，声音低沉地说道：“罢了……就按市场规律办吧。”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在邵氏内部无异于一场地震。
它标志着邵逸夫在坚持了二十年后，首次在排片决策上向市场压力做出了实质性让步，其赖以控制市场的排片霸权，由此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