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将战线拉长，去占领更多与河南接壤的州府，需要派驻的兵力将会成倍增加。
这不仅会严重削弱大夏军的进攻能力，甚至在防守上也会陷入兵力分散、首尾难顾的困境。
大夏军目前最大的优势在于成建制的、训练有素的炮兵部队以及犀利的火炮，一旦分兵驻守，火炮必然随之分散，无法形成拳头，其数量和质量带来的压倒性优势将大打折扣。
两相对比之下，几乎不需要过多犹豫，就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至于为什么邓祖禹会明确提出以进攻襄阳作为主动策略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襄阳无与伦比的战略地位。
襄阳府地处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那条狭长通道的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咽喉，它东面控制着桐柏山、大洪山隘口，西面扼守着武当山、荆山山脉，三面被汉江环绕，背靠岘山等制高点，真正是易守难攻。
更为关键的是，它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要塞，陆路方面，它是中原地区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中转站，着名的南襄隘道和荆襄大道在此交汇，前者经南阳盆地可直抵洛阳、中原腹地，后者则是古代最重要的官道之一，南来北往，必经于此。
水路方面，襄阳位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向北可溯汉江支流唐白河进入南阳盆地，向南顺汉江而下可直抵江汉平原、进入长江干流，是沟通中原和长江流域水路航运的关键节点。
如此重要的交通命脉，无论是明军还是夏军，都深知其价值。
一旦大夏表现出夺取襄阳的意图，明军无论如何也不敢坐视不理，极有可能被迫集结主力前来决战。
但这正是邓祖禹和刘心全目前期望看到的局面。
思路已然清晰，刘心全不再犹豫，首先将给张行关于调动第六镇和第三镇的建议写成密信，加急送往西安。
待传令兵携信离去后，他立刻召集麾下主要将领，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军事部署，目标直指襄阳，准备以此为契机，撬动整个湖广的战局。
“邓总兵，你的任务就按你方才所说的主动之策来准备，不过，眼下暂不急于全面封锁与河南的通道。
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完成兵员、火炮及各类作战物资的转运与集结。
此后，你部随我一同兵进襄阳，寻求与敌决战！此外，我会立即传令湖广听风司负责人，命其调动所有能动用的力量，联合我军斥候，全力探查长江水师主力的动向和确切位置。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他们，并抓住战机，一举将其击溃！只要歼灭了长江水师，明军便失去了在湖广水系机动作战和远程输送兵员粮草的能力。
到那时，在这水网密布的湖广之地，如何打，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都将由我大夏说了算！”
这番话听起来颇为狂妄，但刘心全并非盲目自信，而是基于对双方实力对比的清醒认识。
湖广境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离开了水师的支持，仅靠两条腿行军的步卒，其机动能力将大打折扣，后勤补给也将变得异常困难且效率低下。
明军若想调兵遣将，增援某地，恐怕需要耗费月旬时间，才能赶至战场，届时战机早已贻误。
一旦大夏水师掌控了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的制水权，便可凭借战舰的高机动性，如臂使指，将明军玩弄于股掌之间，大夏军队可以选择任意一点进行登陆或佯动，调动敌军疲于奔命。
若明军选择分兵驻守各处府县，大夏便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逐个击破，将其一口口吃掉。
而明军在失去水运之利后，陆路机动速度远远不及夏军，除了被动挨打乃至最终覆灭，似乎难有他路。
这制水权，便是此后大夏在湖广战场能够为所欲为的关键所在。
邓祖禹闻言，沉吟道，“不过，眼下乃因明廷尚不完全清楚我大夏水师的真实规模和战力，若待其知晓我水师实力远超其长江水师，那黄蜚恐怕不会轻易遂了我军之意，与我进行正面决战。
届时，他极有可能采取避战策略，利用其对长江支流港汊的熟悉，与我军周旋拖延，那样反而麻烦。
我们或可双管齐下，在寻找其主力决战的同时，也让听风司的密探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潜伏至其可能的驻泊码头，寻找机会，对其战船进行破坏，哪怕只是烧毁几艘关键船只，也能削弱其战力，扰乱其部署。”
刘心全点头表示赞同：“此计甚善，那新任长江水师总兵官黄蜚，确实是个能臣，并非庸碌之辈，根据情报，此人经验丰富，尤其精通水师操练与沿海、沿江防务部署，具备较强的水上指挥能力。
可惜，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长江水师实力本就孱弱，战船大多老旧失修，兵员缺额严重，训练废弛，在我大夏水师面前，实在构不成太大威胁。
不过大王对此人也略有耳闻，曾有示意，若有机会，在保证我军士卒安全的前提下，可尝试将其俘获。
若能劝降，以其才能，对我大夏水师建设当有裨益。”
邓祖禹心领神会地点头应下，他明白刘心全，或者说大王张行的意思，战场之上，士卒的性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若能趁明军水师战败，在其失去抵抗意志时活捉黄蜚，自然最好，但若黄蜚执意武力反抗，危及大夏将士的生命，那就毫不犹豫地将其当场格杀！
在张行的理念里，绝不会像《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活捉赵云而下令不准放箭、导致己方士卒大量无谓伤亡那种蠢事；
也不会一味效仿诸葛亮七擒孟获那种带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仁慈。
大夏的军事行动，讲究的是高效和实际，是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标。
布置完水师方面的任务，刘心全将目光转向自己麾下的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