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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耀五年（公元224年）夏末，成都的酷热尚未完全消退，但丞相府内的气氛，却因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命令而变得有些不同。
诸葛亮在连续处理完李严之乱的善后、汉中战事的调度以及南中平叛的推进等一系列繁重政务后，本就沉重的病体终于不堪重负，在一次朝会时竟咳血昏厥，震惊朝野。
御医会诊后，皆言丞相“忧劳过度，心血耗损，非静养不可为继”。消息传出，蜀汉上下，从皇宫到民间，无不忧心忡忡。诸葛亮，已然是这个艰难时局下，维系蜀汉国运的擎天巨柱。
然而，就在众人惶惶不安之际，年轻的皇帝刘禅，却在此时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担当。
他亲自前往丞相府探病，在诸葛亮病榻前，这位平日里显得有些暗弱、唯诸葛亮马首是瞻的年轻君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说道：“相父为社稷呕心沥血，以致于此。朕虽年幼德薄，亦知体恤臣工。请相父务必遵从医者之言，安心静养，朝中诸事……朕当与蒋琬、费祎、董允等大臣共商决断，定不负相父所托！”
这番话，不仅让病榻上的诸葛亮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与复杂，也让随行的蒋琬等人心中震动。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位一直被丞相光芒所笼罩的年轻皇帝，或许并非全无主见。
诸葛亮深知自己身体已到了极限，若再强撑，恐真如医者所言“油尽灯枯”。他看着刘禅眼中那份努力掩饰却依旧透出的紧张与决心，最终缓缓点了点头，声音虚弱却清晰：“陛下能体恤臣下，心系社稷，此乃国家之福。老臣……谨遵圣意。然国事艰难，千头万绪，望陛下遇事多与蒋琬等人商议，持重而行。”
这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处理日常政务的权力，暂时移交给了以蒋琬为首的官僚体系和……皇帝刘禅本人。
此后，刘禅果然如同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个象征性的存在，而是每日准时临朝听政，虽然大多数时候依旧尊重和采纳蒋琬、费祎等人的意见，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开始尝试表达自己的看法。
例如，在讨论如何恢复巴西、巴郡因李严征兵而受损的民生时，刘禅提出：“与其空谈减免赋税，不若由朝廷选派得力干员，携带粮种、农具，深入乡里，指导百姓恢复生产，并核查各地仓廪，将陈年积存之粮，平价或贷予饥民，助其度过今岁难关。”
此议虽不算惊才绝艳，却务实具体，显示出他对民间疾苦并非一无所知，也愿意采取实际措施。蒋琬等人略感惊讶，随后便认真研讨其可行性，并很快付诸实施。
同时，刘禅还下令缩减宫中用度，将节省下来的钱帛用于补贴军屯和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并多次公开表示“丞相抱恙，朕当与诸卿分忧，共度时艰”。
皇帝的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因诸葛亮病倒而有些浮动的人心，也让朝臣们看到了这个年轻君主成长的可能性。蜀汉这台庞大的机器，在经历剧烈颠簸后，终于开始以一种相对平稳， 缓慢的速度继续运转，进入了难得的“休养生息”阶段。
陈砥自建业返回荆西后，将父亲陈暮的期许与建业之行的见闻深藏于心，更加专注于荆西的内政建设。
有了建业方面更明确的支持和授权，他推行各项政策愈发得心应手。蛮夷校尉府的影响力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蛮族部落主动请求内附，接受官府的管理和教化。夷陵郡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甚至吸引了一些蜀地边境的寒门子弟前来求学。
屯田面积稳步增长，新修的陂塘水渠在夏季的降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缓解了局部地区的旱情。官市交易额再创新高，来自江东的盐、铁、布匹与荆西的山货、药材、皮革流通顺畅，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甚至开始有商队将荆西特产贩运至江东腹地，带来了额外的财政收入。
在军事上，“荆山营”和“荆西山地营”的训练从未松懈。陈砥尤其注重军官的培养和战术的革新，经常与苏飞、马谡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山地营的优势，并将其与“荆山营”主力、边境戍卒乃至归附蛮族的民兵力量进行协同演练，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对于那条神秘的古道和巫县山洞的石门，陈砥保持了最大的警惕和耐心。他加派了暗哨，扩大了监控范围，但严令禁止任何尝试开启石门的行为。他知道，在弄清楚司马懿的真正目的和石门背后的秘密之前，轻举妄动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整个荆西，在陈砥的治理下，如同一个精心耕耘的园圃，虽然偶尔还会有来自外部风雨的侵袭，但其内在的生命力却在不断积蓄，根基日益深厚。
汉中前线，战事进入了漫长的对峙期。
张合见强攻阳平关无望，蜀汉内部危机也已缓解，便改变了策略，以围困和骚扰为主，试图通过消耗战来拖垮汉中守军。他在关外扎下连营，挖掘壕沟，不时派出小股部队袭扰粮道，或进行挑衅性的佯攻。
老将严颜经验丰富，对此早有准备。他依托关隘和有利地形，稳守不出，同时组织军民在关内及后方加紧生产，囤积物资。得益于诸葛亮（及后来刘禅、蒋琬）的全力支持和陈砥、陈式在侧翼的持续策应，汉中的防御始终稳固，张合的消耗战术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双方就在这秦岭山脉的险峻关隘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大规模的厮杀停止了，但小规模的冲突和侦察从未间断，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无论是严颜还是张合，都知道这平静只是暂时的，一旦时机出现，战火随时可能重燃。
而在更北方的幽州，“鹰巢”依旧在司马懿的指令下保持着蛰伏状态。首领“山君”严格约束部下，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非必要联系，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维护谷内设施、监控工匠生产以及……守护那条隐秘的通道入口。
司马懿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投向了西方，投向了那茫茫群山之后的永昌古道。他派出的探险队，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似乎终于接近了目标，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不仅仅是来自险峻的自然环境和敌对的部落，还有一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诡异现象和阻碍。
东线的江淮战场，也陷入了僵持。
魏将胡质、王凌虽奋力进攻，但在陆逊滴水不漏的防御和邓艾的顽强坚守下，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濡须坞和合肥新城如同两颗钉子，牢牢楔在魏军南下的道路上。
江东水军则充分发挥其优势，不断袭扰魏军漫长的补给线，使其后勤压力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军士卒疲敝，攻势逐渐减弱，最终也转入了对峙状态。
司马懿似乎也无意在江淮投入过多资源进行决战，他的战略重心，显然有着更优先的选择。江淮的战事，于是也如同汉中一样，进入了消耗和相持的阶段。
武耀五年的夏秋之交，天下大势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静默”状态。
蜀汉在刘禅和蒋琬等人的主持下，全力转向内政恢复，休养生息，外部采取守势。
江东陈暮集团，东线稳守江淮，西线支持陈砥经营荆西，同样以积蓄力量为主。
北方曹魏（司马懿），则在东、西两线均采取守势或对峙，将主要精力投向神秘的南北古道和北疆的经营。
表面上，烽火暂熄，干戈稍止。但所有明眼人都知道，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更加汹涌的暗流。司马懿对古道的执着，陈砥在荆西的深耕，诸葛亮病体下的蜀汉，以及年轻皇帝刘禅的初步崭露头角，都为未来的局势埋下了巨大的变数。
这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宁静，也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漫长马拉松。各方都在利用这难得的间隙，拼命地积蓄力量，调整布局，等待着下一个打破平衡的时机到来。
在夷陵都督府的望楼上，陈砥远眺着沉静的山河，心中澄澈。他深知，休养生息不是为了苟安，而是为了更有力地出击。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磨砺手中的剑，巩固身后的基业，然后，耐心地等待，那必将到来的，决定天下归属的终极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