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潼关，相隔三百里，却仿佛两个节奏迥异的世界。
长安，未央宫旧址旁的行在，沐浴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下。
诸葛亮的生活极有规律，仿佛外界滔天的巨浪，也未能扰乱他心中的静湖。
每日清晨，他必先批阅来自各地，尤其是关中各郡县的政务奏报。
蒋琬与费祎时常捧着厚厚的卷宗前来请示。
“丞相，郑国渠下游三处支渠已通，受益田地新增七千顷，然人力有所不足，可否征调部分军士协助？”
蒋琬禀报道。
诸葛亮略一沉吟，羽扇轻点：
“不可扰军士正常操练。可发布政令，以工代赈，招募流民，并许其于渠旁荒地垦殖，三年不征赋税。”
“丞相明见。”蒋琬领命。
费祎则汇报将作院分院事宜：
“长安分院新制札甲三百领，环首刀千柄，然水力锻锤效率仍不及成都，铁矿供应亦时有迟滞。”
“无妨。”
诸葛亮淡然道。
“稳步推进即可。关中根基在于农桑，军械之事，能满足守备与日常耗损便可。待根基深厚，何愁利器不成？”
他的目光，始终落在那些关乎民生的数字上，仿佛那才是决定天下归属的真正力量。
午后，他常轻车简从，巡视各处。
在渭水之滨，他看着滚滚河水被引入新修的渠道，滋润着返青的麦苗，会驻足良久。
在长安城内的官学，他听着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会微微颔首。
在将作院分院，他避开喧闹的工坊，只在外围听取简要汇报，绝不干扰具体事务。
他的“静”，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极致的专注与耐心。
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将关中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抚平伤痕，注入活力，使其真正成为可以依赖的基石。
对于东方淮南那场关乎魏国国运的战事，他每日都会阅读陈到和“幽影”送来的简报，却从不轻易发表意见，更不下达任何直接干预的指令。
他只是静静地看，如同一位高明的棋手，凝视着棋盘上对手的困局，等待那最合适的落子时机。
“司马仲达既已入彀，我等只需静观其变。待其力疲，或内乱更炽，则是我东出之机。”他对前来商议的太子刘禅如此说道，语气平静无波。
而与长安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百里外潼关的“动”。
潼关之下，黄河奔流，波涛汹涌。
关墙之上，陈到按剑而立，玄色披风在河风中猎猎作响。
他的目光，如同盘旋在天际的苍鹰，锐利地扫视着对岸魏军的营垒。
司马懿严令死守，不得出战。
对面的魏军关隘果然偃旗息鼓，如同一只缩进硬壳的乌龟。
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到会无所事事。
“丞相稳坐长安，修养生息，乃是固本。我辈武人，岂能让司马老贼安稳地平叛？”
陈到对麾下将领道，眼中闪烁着好战的光芒。
“他不出来，我们就过去‘问候’他！”
在他的命令下，潼关的侧门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开启。
一队队以白毦兵为骨干，混编精锐斥候和弩手的小股部队，如同暗夜中流淌的溪流，借助夜色和地形的掩护，泅渡或利用简易舟筏渡过黄河，潜入魏境。
他们的目标明确而高效：
有时是突袭黄河沿岸某个防守薄弱的烽燧，斩杀守军，焚毁物资后迅速撤离。
有时是伏击小股的魏军巡逻队或信使，获取情报，制造恐慌。
有时甚至深入腹地数十里，寻找魏军囤积粮草的临时据点，用火箭和火油给予致命一击。
这些行动规模都不大，每次参与不过数十人，最多百人。
但频率极高，神出鬼没，来去如风。
魏军虽然紧闭关门，但漫长的黄河防线和广阔的边境地域，根本无法完全防范这种无孔不入的袭扰。
各地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般飞向洛阳，虽然每次损失的兵力物资不多，但那种时刻提防、永无宁日的疲惫感，极大地消耗着魏军，尤其是底层士卒的士气和精力。
“大将军，昨夜又有三处哨卡遇袭，损失了二十几个弟兄，一批箭矢也被烧了。”
副将向陈到汇报着最新的“战果”。
陈到面无表情：
“嗯。让出击的弟兄们好好休息。通知下去，明日换另一支小队，目标，对岸三十里外的那座木桥。”
他顿了顿，补充道：
“记住，以练兵和骚扰为主，不得贪功恋战。我要的，是让司马懿知道，就算他缩着头，也别想睡个安稳觉！”
“喏！”
这种持续的、低强度的“动”，不仅有效地疲惫、迷惑了魏军，也极大地锻炼了蜀军小部队的敌后作战能力。
白毦兵的精锐特性在这种任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普通士卒也在一次次实战中飞速成长。
东西三百里，一动一静。
诸葛亮的“静”，是深扎根系，积蓄着撼动天下的伟力。
陈到的“动”，是不断挥出的鞭子，抽打着对手，不让其有片刻喘息，同时也在摩擦中磨砺着自身的锋芒。
这动静之间，是蜀汉在面对巨大机遇时所展现出的惊人耐心与高超的战略战术配合。
他们在等待，等待淮南战局尘埃落定的那一刻，等待那把指向中原的利剑，最终出鞘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