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与吴用推行的文化殖民与科举笼络之策，如同试图将一片习惯了狂涛骤雨的海域，强行纳入平静的运河体系。表面上，汉字的推广与科考的诱惑似乎初见成效，定海城及各州县的官学中，确有不少倭人子弟开始诵读诗书。然而，在这层看似顺从的外壳之下，东瀛本土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内核，正与强行植入的儒家理念发生着激烈而无声的碰撞，而武士阶层，则成为了这种反抗最为决绝的载体。
一、 神道之“诚”与儒学之“礼”的抵牾
儒家理念的核心在于“礼”与“仁”，强调等级秩序、人伦纲常与道德自觉，其秩序是理性而温和的。而东瀛本土的神道思想，其核心在于“诚”（まこと，makoto），并非简单的诚实，更是一种对自然神灵（八百万神）、对祖先、对主君毫无保留、近乎本能的纯粹与赤诚，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神秘主义色彩和洁净\/污秽观念。
祭祀之争：官府下令拆除或改造许多供奉“凶神”、“荒神”的神社，认为其不符合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态度，更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然而，在倭人心中，这些神灵与山川、土地、祖先灵魂息息相关，是维系共同体认同的根基。民间秘密祭祀屡禁不止，夜晚的山林深处，常有不点明火的简陋仪式在进行，参与者以绝对的“诚”心，向被宋人视为“淫祀”的对象祈祷，祈求神风再起，驱除外侮。
生死观冲突：儒家重视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强调在伦理框架内的“舍生取义”。而武士道精神与神道结合，视生命如樱花，短暂而绚烂，追求在尽忠或洗刷耻辱时的瞬间绽放——“散り际”（凋谢的时刻）。切腹，这一在儒家看来“毁伤身体”至为惨烈、近乎野蛮的行为，在武士眼中却是维护尊严、实践“诚”意的最高形式。这种根本性的生死观差异，使得儒家教化在武士阶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二、 武士阶层的无声抗争与悲壮宿命
被划为“兽人”、身处苦役营或严密监控下的武士阶层，是反抗最为激烈，也最为绝望的群体。科举对他们而言，非但不是出路，反而是一种玷污。他们的反抗，形式各异，却都浸透着末路的悲凉。
“腹艺”与沉默：许多武士以极致的沉默作为抵抗。在劳役中，他们机械地完成任务，但对任何试图灌输儒家思想的训导官、学究，报以彻底的漠视。他们用一种内在的、不合作的“腹艺”（はくげい，内心决断不形于色）来维护精神世界的独立。当被强迫背诵《论语》时，他们嘴唇翕动，心中默念的或许是武士的家训或神道的祝词。
“物哀”与文化坚守：在严酷的压制下，一种源于本土“物哀”（もののあはれ）美学的感伤情怀，在武士和落魄贵族中悄然蔓延。他们秘密聚会，吟诵和歌、连歌，主题多是追忆往昔荣光、哀叹世事无常、赞美即将消逝的樱花与红叶。这些活动不使用汉字，纯用假名，成为了他们守护文化血脉的最后堡垒。一首哀婉的和歌，其力量有时胜过刀剑，更能凝聚反抗的意志。
决死的“一揆”：小规模、自杀性的暴动（“一揆”）时有发生。往往由少数几名武士牵头，发动对当地官衙、仓库或落单宋军的袭击。他们深知毫无胜算，行动的目的并非求存，而是以最激烈的方式宣告不降，实践武士道的终极美学。例如，九州一处银矿，数十名武士囚徒抢夺工具，夜袭监工营地，在杀死数名宋兵后，全体于矿洞口切腹自尽，尸身阻塞通道数日。这种决绝，让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梁山老兵也感到心悸。
精神的传承：更有远见的武士，则在极端困难下，设法将武家礼仪、刀法心得、家族历史，以口传心授或密写（用假名或自创暗号）的方式，偷偷传授给子侄或可信的门徒。他们坚信，只要精神的火种不灭，终有复燃之日。
三、 潜流暗涌的表象之下
表面上看，海东省在宋江的治理下日趋“稳定”，识汉字、考科举似乎成为新风。但在平静的市井、繁重的劳役营、寂静的山林神社废墟旁，两种文化、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从未停止。儒家“教化”的雨水，未能渗入板结的、由神道“诚”之心与武士“死”之志构成的坚硬土层。
吴用虽能察觉到这些暗流，却也感到棘手。他可以禁绝书籍，却无法禁绝人心；可以推行科举，却难以扭转灵魂的朝向。他对宋江坦言：“哥哥，此地民心，似铁如冰。科场可网罗些许投机之辈，然其脊梁未断，魂魄未改。尤以武士为甚，彼辈视我仁义如无物，慕其凋零如樱花，此乃心腹之患，非刀笔可轻易革除。”
定海城总督府内，宋江默然。他望着窗外，似乎能看到那些在黑暗中坚守着“诚”与“忠”的魂灵，正以一种沉默而悲壮的方式，对抗着他所带来的、建立在“礼”与“仁”之上的新秩序。这片被命名为“海东”的土地，其真正的征服，远未完成。文化殖民的犁铧，遇到了深埋于历史与信仰之下的顽石，碰撞出的，是无声却更加惊心动魄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