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风波刚刚平息，南京城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一场更为根本、也更具标志性的博弈，伴随着天启二十八年初冬的第一场寒流，悄然拉开了帷幕——这便是《天启二十九年国家预算案》的审议。
这是《大明约法（草案）》颁布后，议会首次正式、全面地审议国家年度预算。以往，虽有户部编制，内阁审议，但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和司礼监手中，议会最多只能进行“咨议”。而今年，根据《约法》精神，预算案需经议会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这意味着，帝国的钱袋子，第一次被要求置于一个非皇权机构的监督之下。
户部侍郎周奎，作为预算案的主要起草者，站在议会大厅的宣讲台前，心情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手中捧着的，不仅仅是一本厚厚的预算册，更是大明财政走向透明化、制度化的第一块试金石。
“诸位议员，”周奎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内回荡，“本年预算，岁入主要仰赖田赋、盐课、关税及新兴之工商税。岁出则分为皇室用度、百官俸禄、军费开支、河工水利、以及新兴之直道建设、格物院研发、义务教育推广等项……”
他一条条宣读着主要的收支项目，台下数百名议员凝神静听，不时低头记录。与以往朝会上官员们对财政数字的模糊概念不同，这些由各地推举或凭借新兴经济势力跻身议会的代表们，对数字异常敏感。
当周奎念到“皇室用度，计银一百二十万两”时，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这个数字，相较于前朝虽已有所削减，但在许多议员看来，尤其是在各项改革需款孔急之时，仍显庞大。
来自苏松纺织重镇的议员首先发难：“周大人！如今南北直道二期亟待银钱，各地蒙学堂舍多有破败，边军饷银时有拖欠。皇室用度能否再行核减？譬如，宫中采买、各地贡品，是否可定下额度，避免奢靡？”
他的发言立刻得到了许多工商背景议员的附和。他们深知，国家资金流向哪里，哪里就能获得发展机遇。
紧接着，一位来自西北苦寒之地的议员起身，他面色黝黑，声音洪亮：“周大人！预算中用于陕甘水利修缮之款项，仅区区十五万两！去岁大旱，赤地千里，百姓易子而食之惨状犹在眼前！若水利不修，来年再旱，莫非又要朝廷耗费百万银两赈灾吗？这十五万两，是打算用来修几个池塘，还是糊弄我等边鄙之民？！”
他的质问，带着悲愤，引起了众多来自基层、关心民生议员的共鸣。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而当周奎提到“格物院年度研发经费，计银八十万两”时，保守派议员们终于找到了发力点。
李守俊虽然不在议员之列，但其影响下的几位清流议员立刻挺身而出，言辞激烈：“八十万两！堪比一部岁入！格物院近年来，火车倾覆，输血害命，所谓研发，耗费巨万而成效几何？如今国库艰难，百业待兴，将此巨款投于虚无缥缈之‘奇技’，岂非本末倒置？臣等建议，大幅削减格物院经费，充作河工或填补军费！”
王贞仪坐在旁听席上，面色平静，但袖中的手微微握紧。她知道，这不仅仅是经费之争，更是对格物之路的否定。
支持格物院的议员则据理力争，阐述蒸汽机、新式织机、改良农具带来的长远效益，强调研发投入的必要性。
预算审议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力场。各地、各行业的议员都试图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资金份额。增加某项支出，就意味着必须削减另一项支出，或者开辟新的财源。争吵、辩论、妥协、交易，在议会的各个角落和闭门会议中不断上演。
这个过程混乱、冗长，甚至有些丑陋，充满了斤斤计较和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守旧派官员私下讥讽，称议会为“菜市口”，议员为“斤斤计较之商贾”，毫无士大夫体统。
然而，林川却从这混乱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他对徐承烈感叹：“看似争吵不休，实则乃天下利益、各方诉求，首次得以在此殿堂之上公开表达、激烈博弈。较之以往，财赋之用皆由上位者暗室操弄，岂非一大进步？此正是《约法》‘共治’精神之体现。”
皇帝朱由校也密切关注着议会的争吵。他看到原本应由他乾纲独断的财政大权，如今被一群“身份驳杂”之人公开讨论、质疑甚至修改，内心深处的失落与恼怒难以言表。尤其是看到皇室用度被反复掂量、要求削减时，那种皇权被冒犯的感觉尤为强烈。魏忠贤不时在他耳边添油加醋，更让他心烦意乱。
预算审议僵持了整整半个月。最终，在各方势力反复拉锯和幕后协调下，一份经过大量修改的预算案才勉强形成共识：皇室用度被象征性削减十万两；陕甘水利经费增加五万两；格物院经费保住了，但被要求提交更详细的研发计划与预期效益评估；同时，为平衡开支，议会批准了对部分奢侈品加征消费税的提案。
当这份布满修改痕迹和妥协印记的预算案最终在议会表决通过，并准备呈送皇帝用玺时，所有人都明白，一个时代悄然改变了。帝国的财政权柄，虽然皇帝依然掌握着最终否决的权力，但已经被迫与一个代表更广泛利益的机构分享。这不再是简单的“旧势力反扑”，而是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的、静默却深刻的革命。
预算案的通过，并未带来喜悦，反而让所有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他们亲手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未来的财政之路，必将伴随着更多、更复杂的利益博弈。而这，仅仅是制度复兴漫长征程中，迈出的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