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帝国北疆的怀远镇，隋帝杨广那庞大而奢靡的车驾仪仗，暂时停驻于此。然而，与这帝王威仪极不相称的，是已然彻底糜烂的天下局势。烽烟四起，盗匪多如牛毛，诏令所能抵达的有效区域日益萎缩。此番为第三次东征高句丽所征发的士兵，许多逾期不至，或是途中逃亡，或是被各地蜂起的“义军”阻截吞并，兵源补充困难重重，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然露出了锈蚀的齿轮。
高句丽方面，历经前两次倾国之力的大战，虽成功守住了国土，却也国力大损，民生凋敝，疲态尽显。此番东征，水军都督来护儿率领四万水军精锐，乘风破浪，终抵毕奢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高句丽闻讯，深知此战关乎国运，倾力发兵迎战。
来护儿不愧为隋室名将，麾下亦多百战精锐。两军交锋，隋军凭借装备与训练的优势，再度大破高句丽军，阵斩甚众，兵锋直指其国都平壤！消息传回，高句丽举国震动，朝野惶恐。国王高元见隋军兵临城下，深知以目前困顿疲敝之国力，再难承受一次旷日持久的都城攻防战，心中惊惧交加。为免社稷倾覆，他不得不急遣使者，备厚礼，缚送此前叛逃至高句丽、被杨广视为奇耻大辱的斛斯政，前往隋军大营乞降。
怀远镇行宫内，杨广接到高句丽乞降国书及斛斯政已被擒获的消息，龙颜大悦，积郁已久的闷气仿佛一扫而空。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天朝威严的体现，是他“圣德感化”顽夷的明证！他立刻答应高元投降之请，并迫不及待地遣出使者，持节飞马前往来护儿军中，命令其停止进军，接受高句丽投降，即刻班师。
八月初，志得意满的杨广，下令自怀远镇起驾，班师回朝。庞大的队伍旌旗招展，携带着高句丽的使者与被囚的斛斯政，浩浩荡荡南返。然而，帝国的虚弱，在此刻暴露无遗。车驾行至邯郸地界时，当地一股以杨公卿为首的“贼帅”，竟悍然率领其党羽八千人，突袭了御驾后队的第八队！这群胆大包天的义军，目标明确，行动迅猛，竟从皇家御厩的队列中，抢走了四十二匹珍贵的“飞黄上厩”御马，而后扬长而去，消失在河北起伏的丘陵之间！此事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杨广和整个大隋朝廷的脸上，也彻底撕碎了那层“天下靖平”的虚假外衣。
十月初三，杨广车驾抵达东都洛阳。稍事停留后，于二十五日，返回西京大兴城（长安）。甫一还都，他便迫不及待地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与告捷仪式。将高句丽使者与叛臣斛斯政押至列祖列宗牌位之前，宣告此行的“赫赫武功”，仿佛那场虎头蛇尾、实则再次劳民伤财却未竟全功的征伐，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凯旋。
当礼成之后，杨广再次下诏，命高句丽王高元亲自入朝觐见。诏书发出月余，平壤方面却杳无音信。杨广大怒，命令麾下将帅整顿行装，准备粮草，意图第四次大举进攻，定要亲眼看到高元跪伏在自己脚下。然而，此时的帝国，早已是千疮百孔，民力枯竭，府库空虚。群臣虽大多畏惧皇权，但眼见天下汹汹，烽烟遍地，再行此耗尽国力的远征，恐有社稷倾覆之危。在几位大臣得重臣苦苦劝谏下，杨广这才极不情愿地、悻悻然地暂罢此议。
而就在杨广沉浸于太庙告捷的虚幻荣光，与是否再次东征的纠结中时，远在河北高鸡泊的高士达、窦建德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朝廷权威扫地，官军主力或被牵制于辽东，或忙于镇压各地蜂起的叛乱，河北地方守备前所未有的空虚。高士达等人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大举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他们或派人四处联络小股义军，或直接在交通要道、流民聚集处树起招兵旗，一时间，高鸡泊内外，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在这股扩张浪潮中，高鉴的行动尤为迅速和独特。他并未与其他头领争夺那些已有战斗经验的溃兵或小股土匪，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也更具潜力的广大农村。
他亲自带队，以韩景龙的亲兵营为骨干，辅以部分能言善道、熟悉乡情的士卒，避开仍有官军驻守的县城，深入村落乡邑。他们不打家劫舍，反而帮助村民驱逐零星滋扰的小股土匪，维持秩序。高鉴更是亲自出面，但没有向那些面黄肌瘦、在土地与苛政间挣扎求存的农民，描绘什么能吃饱饭、不再受欺压的未来。他只是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的儿子加入他的队伍，他们的儿子就有一口饭吃，不会饿死。
这些朴实的话语，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打动人心。渐渐地，开始有青壮年放下锄头，拿起高鉴发放的简陋武器。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这个承诺给他们饭吃的将军，比那些只会催租通税的官吏更值得信赖。
他的策略收到了奇效。对于早已对朝廷失望透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农民而言，一个能带来实际好处和些许希望的选择，远比空洞的口号更有吸引力。加之高鉴部军纪相对严明，不扰民，口碑渐渐传开。前来投奔者络绎不绝，不仅有青壮男子，甚至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流民。
短短时间内，高鉴麾下的人数便如同滚雪球般急速膨胀，迅速招满了一千人！这支以朴实农民为主体的新军，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根基纯粹，可塑性强，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假以时日，必将成为一支可靠的力量。
高鸡泊的水，因为天下的动荡和内部的积极运作，再次开始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