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起于癸酉年（公元前48年），止于己卯年（公元前42年），一共七年。
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元年（癸酉年，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辛丑日（初四），将孝宣皇帝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初十），立王氏为皇后，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将三辅地区（京畿）、太常管辖的官田以及各郡国公田、苑囿中可以节省出来的土地，分给贫民耕种谋生；家产不满一千钱的，借贷给他们种子和口粮。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母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季，六月，因为民间发生瘟疫，元帝下令减少太官（掌管御膳）的膳食费用，裁减乐府人员，节省皇家苑囿的马匹，用以救济困乏的百姓。
秋季，九月，关东地区十一个郡、国发大水，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朝廷调拨邻近郡国的钱粮进行救济。
元帝早就听说琅邪人王吉、贡禹都精通儒家经典，品行廉洁，派使者去征召他们。王吉在路上病逝。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元帝多次虚心向他请教政事，贡禹上奏说：“古时候的君主节俭，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没有其他赋税劳役，所以家家富足。高祖、孝文帝、孝景皇帝时，宫女不过十几人，马厩里的马不过一百多匹。后世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臣子们也互相仿效。臣愚昧地认为，要完全恢复太古时代的风俗很难，但也应稍稍效法古代，自我节制。如今宫殿建筑已经落成，无可奈何了；其余方面都可以裁减。过去齐地负责供应皇室服装的三服官，每年进贡的衣物不过十箱；如今齐地的三服官，各有工匠数千人，一年耗费数亿钱，马厩里的马光吃粮食的就将近一万匹。汉武帝时，又搜罗美女数千人，用来充实后宫。到他去世时，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等共一百九十种；又把后宫宫女安置在陵园守陵。到孝宣皇帝时，陛下（元帝）对这些做法不好说什么，群臣也因循旧例，实在令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人承袭这种风气，娶妻纳妾都大大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到几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家里养歌女的多达数十人，因此宫内多怨女，宫外多单身汉。至于百姓的丧葬，也都竭尽地上的财物来充实地下。这种过失的根源在于君主，而责任在于大臣们因循旧例的罪过。希望陛下能深入考察古代治国之道，遵循节俭的传统。大量裁减车马服饰器物，减去三分之二；选择后宫贤德的女子，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送回家，以及各陵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全部遣送；马厩里的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只保留长安城南苑的土地，作为打猎的场所。如今天下饥荒，难道不应该大大减损自己的用度来救济百姓，以顺应天意吗！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万民，并非只让他自己享乐而已。”元帝很赞赏他的话，下诏命令：各离宫别馆皇帝很少临幸的，不再修缮；太仆减少喂马的谷物；水衡都尉（掌管皇家苑囿）减少喂食野兽的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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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忠臣侍奉君主，要求君主做困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不用费力就能做好；补救君主的短处，那么他的长处不用鼓励就能发扬。汉元帝刚即位时，虚心向贡禹请教，贡禹本应先指出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后说可以缓办的事。那么当时最大的祸患是什么呢？是元帝优柔寡断，奸佞之臣掌握大权，而贡禹对此只字不提；恭谨节俭，是元帝一向的志向，贡禹却孜孜不倦地谈论它，这是为什么呢！假使贡禹的智慧不足以认识到这一点，怎么能称得上贤能！如果知道而不说，罪过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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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上书，说部众生活困难。元帝下诏命令云中、五原两郡调拨二万斛粮食供给他们。
这一年，首次设置戊己校尉，让他们在车师旧地屯田。
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二年（甲戌年，公元前47年）
春季，正月，元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统领尚书事务（实际掌权），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着名儒者，与周堪都因为做过元帝师傅的旧恩，受到元帝信任，多次被召见宴饮，谈论治乱之道，陈述为政方略。萧望之推荐宗室中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刘向）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同在元帝左右拾遗补阙。四人同心谋划商议，用古代制度劝导元帝，对朝政多有纠正；元帝很乐意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只是空占职位而已，因此与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身体多病，认为石显长期掌管机要，是宦官没有外党（与外朝无勾结），专心一意可以信任，就把朝政委托给他，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过石显禀报决定，石显的尊贵宠幸倾动朝廷，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石显为人机灵聪明，熟悉事务，能深刻体会皇帝微妙的心意，内心阴险狠毒，善于狡辩，用以中伤别人，对稍有得罪或瞪他一眼的人，就施加严法；他还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议论朝政常常坚持按旧例办，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
萧望之等人忧虑许氏（许皇后家族）、史氏（史高家族）放纵不法，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权，就向元帝建议说：“中书是政令的根本，国家的机要部门，应该由贤明公正的人担任。汉武帝在后宫游宴，所以任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应该废除由宦官掌管的中书，以符合古人不近受刑之人的道义。”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加深。元帝刚即位，谦让谨慎，不愿轻易改变旧制，讨论很久不能决定，就把刘更生调出担任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和优秀人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人郑朋暗中想投靠萧望之，上书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各郡国谋取私利，以及许、史两家子弟的罪过。奏章由周堪看过，周堪禀告说：“让郑朋在金马门待诏。”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制定的规划，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停止呢，还是准备忙到日头偏西，直到像周公、召公那样才罢休呢？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停止，那么我将回到延陵的河边隐居，终老一生算了。如果将军要振兴周公、召公遗留的事业，亲自听取各方意见，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薄之力，奉献万分之一的忠诚！”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地接待他；后来知道他是奸邪之徒，就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士人，因此怨恨，转而投靠许、史两家，推翻他之前所说许、史两家的事，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于是侍中许章禀报元帝接见了郑朋。郑朋出来后扬言说：“我拜见皇上，告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个小过失，一个大罪状。”待诏华龙品行污秽，想投靠周堪等人，周堪等不接纳，他也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阴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疏远并斥退许、史两家的情状，等候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让郑朋、华龙上书告发。元帝把此事交给弘恭查问，萧望之回答说：“外戚在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想匡正国家，并非做邪恶之事。”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吹捧举荐，多次诬陷控告大臣，诽谤离间皇亲国戚，想以此独揽大权。作为臣子不忠，欺骗皇上大逆不道，请谒者（官名）召致廷尉（即下狱）。”当时元帝刚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就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更生，被告知：“关在监狱里。”元帝大惊说：“不是让廷尉问问而已吗？”于是责备弘恭、石显，两人都叩头谢罪。元帝说：“让他们出来处理政事。”弘恭、石显趁机让史高出面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用德政教化闻名天下，就先拿师傅开刀验证（刑罚）。既然已将九卿、大夫（指萧望之等）下狱，应该就此判决免职。”于是元帝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没有其他罪过。如今事情久远，记忆不清难以明了，特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官为庶人。”
二月，丁巳日，立元帝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毁坏城墙房屋，压死很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为王。
元帝下诏：停止黄门（宦官机构）掌管的车马狗马，将水衡都尉管辖的禁苑、宜春下苑、少府管辖的佽飞（掌管弋射）外池、严籞（禁苑）的池田借给贫民耕种。又下诏大赦天下，推举茂材异等（杰出人才）、直言极谏之士。
夏季，四月，丁巳日，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时的名臣，适合担任皇太子的师傅。元帝征求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干的官吏，胜任处理繁乱政务，但才能不够厚重，不是做太傅的人才。元帝派使者征召张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恰好张敞病逝。
元帝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位，任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朝见。
关东地区发生饥荒，齐地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秋季，七月，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元帝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反对，结果都任命为中郎。
元帝对萧望之的器重并未停止，想依靠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以及许、史两家的子弟、侍中、诸曹（各部门官员）都对萧望之等人侧目而视。刘更生（刘向）于是让他的外亲（亲属）上书谈论灾异变故，说“地震大概是为弘恭等人而来，不是为萧望之等三位孤臣而动的。臣愚昧地认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以彰显掩盖善人的惩罚；进用萧望之等人，以开通贤者进身的道路。这样，太平之门就会打开，灾异之祸就会平息了。”奏书呈上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请求元帝追究上书人奸诈不实之罪，供词果然承认是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下狱，免官为庶人。
这时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汲也上书为父亲之前的事申冤。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回复上奏说：“萧望之前次所犯罪行清楚明白，并没有人诬陷控告他，他却教唆儿子上书，引用表明无辜的《诗经》诗句（失大臣体），有失大臣体统，犯不敬之罪，请求逮捕。”弘恭、石显等知道萧望之一向气节高尚，不肯受屈辱，建议说：“萧望之前次侥幸没有获罪，又赐给爵位封邑，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深怀怨恨，教唆儿子上书，把过错归于皇上，自以为是皇上的师傅，最终一定不会获罪。如果不让萧望之在牢狱里受点委屈，堵塞他心中的不满，那么圣朝就无法对他施加厚恩了。”元帝说：“萧太傅素来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命至关重要，萧望之所犯的不过是言语小罪，必定不会有什么担忧。”元帝这才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将诏书封好交给谒者，命令等萧望之出来时亲手交给他。同时命令太常火速调派执金吾（掌管京城治安）的车马骑兵包围萧望之的府第。使者到达，召见萧望之。萧望之询问他的门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个崇尚气节的人，劝萧望之自杀。于是萧望之仰天长叹道：“我曾位居将相，年过六十了，老了还要进监狱苟且求生，不也太鄙陋了吗！”便对朱云说：“朱游（朱云字），快去把毒药拿来，不要让我久等！”终于饮毒酒自杀。元帝听说后大惊，拍手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肯进监狱，果然害死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太官正送上白天的膳食，元帝推开饭菜，为萧望之哭泣，哀伤感动了左右侍从。于是召见石显等人责问他们考虑不周，石显等人都脱下帽子谢罪，过了很久才作罢。元帝追念萧望之不能忘怀，每年按时派使者去祭祀萧望之的坟墓，直到元帝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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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汉元帝作为君主，太容易被欺骗而难以醒悟了！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他们的邪说诡计，元帝确实难以辨别。至于开始怀疑萧望之不肯进监狱，弘恭、石显认为他必定不会担忧。后来果然自杀了，那么弘恭、石显的欺骗也就很明显了。中等才智的君主，谁不感动奋发，从而惩处奸邪之臣呢！汉元帝却不是这样。虽然哭泣不吃饭来哀伤萧望之，却终究不能诛杀弘恭、石显，仅仅得到他们免冠谢罪而已。这样，奸臣还怕什么呢！这正是让弘恭、石显能够肆无忌惮地施行邪恶而不再有所顾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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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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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汉武帝攻灭南越国，设置珠厓、儋耳二郡，都在海中的岛上，官吏士兵都是中原人，常常侵夺欺凌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也很凶暴，自以为地处偏远，多次违反官吏的禁令，大约每隔几年就反叛一次，杀害官吏；汉朝总是派兵去平定。二十多年间，共反叛了六次。到宣帝时，又反叛了两次。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厓郡山南县反叛，朝廷发兵镇压。其他各县也相继反叛，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想大规模发兵。待诏贾捐之说：“我听说尧、舜、禹这些圣王的恩德，疆域不过数千里，西到流沙，东到大海，北方和南方只到能听到声威教化的地方，意思是愿意接受声威教化的就治理，不愿意接受的就不强迫治理。所以君臣歌颂他们的德行，万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是商、周的大仁之君，但他们的疆域东不过长江、黄国（古国名），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因此颂扬之声并起，一切生灵都乐于生存，越裳氏（南方古国）经过多次翻译来进贡，这不是用武力能够达到的。到了秦朝，兴兵远征，贪图扩张领土而使得国内空虚，导致天下崩溃叛乱。孝文皇帝放弃武力，推行文治，那个时候，审理的刑事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徭役都很轻简。孝武皇帝厉兵秣马，攘除四方夷狄，天下审理的刑事案件数以万计，赋税烦重，徭役繁多，盗贼蜂起，军队多次出征，父亲战死在前线，儿子斗伤在后方的运输线上，女子登上边塞的亭障了望，孤儿在路上号哭，老母、寡妇在街巷中哭泣饮泣，这都是开拓疆域太大、征伐不休的缘故。如今关东百姓长期困苦，流离失所。人情没有比父母更亲的，没有比夫妇更快乐的；到了卖妻子卖儿女的地步，法令不能禁止，道义不能制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啊。如今陛下不忍一时的愤怒，想驱使将士们挤身于大海之中，在那荒蛮之地求得快意，这不是用来救助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愚蠢的蛮荆，竟敢与大国为仇。’意思是说圣人兴起则后归服，中原衰弱则先背叛，自古以来就忧虑此事，何况是远在南方万里之外的蛮夷呢！骆越（南方民族）的人，父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用鼻子饮水，和禽兽没什么区别，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他们孤零零地居住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虫蛇和水土的危害；人还没见到敌人，战士自己就病死了。又并非只有珠厓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放弃它并不值得可惜，不去攻打它也不会损害汉朝的威名。那里的百姓就如同鱼鳖，有什么值得贪图的呢！我私下用以前征讨羌人的军事行动来说，军队暴露在野外不到一年，出兵没有超过一千里，耗费了四十多万万钱；大司农的钱用光了，就用少府（掌管皇室财政）的禁钱来补充。一个角落的地方作乱，耗费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损失士卒而无功呢！从古代寻求先例不合，在当今施行又不便，臣愚昧地认为，不是中原衣冠礼教之邦，《禹贡》所记载、《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要。希望放弃珠厓郡，专心抚恤关东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大夫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攻打，丞相于定国认为：“前些日子发兵攻打珠厓连年不断，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军官）共十一人，只有两人活着回来，士兵和转运粮饷的民夫死亡万人以上，费用三亿多万钱，还没能使其全部归降。如今关东困乏，百姓难以再受惊扰，贾捐之的建议是对的。”元帝听从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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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三年（乙亥年，公元前46年）
春季，元帝下诏说：“珠厓叛军杀害官吏百姓，背叛作逆。如今朝廷商议的人有的说可以攻打，有的说可以防守，有的想放弃它，意见各不相同。朕日夜思考这些意见，认为羞于威令不行，就想诛灭他们；犹豫不决担心困难，就主张驻守屯田；通达时势变化的，则忧虑万民。万民饥饿的忧患与远方蛮夷的不臣服，哪个危害更大呢？况且宗庙的祭祀，灾荒之年尚且不能完备，何况是回避那不必避讳的耻辱呢！如今关东严重困乏，仓库空虚，无法供给，再兴兵动武，不仅使百姓劳苦，灾荒之年也会随之而来。特此废除珠崖郡，当地百姓有仰慕仁义愿意归属内地的，妥善安置；不愿意的，不要勉强。”
夏季，四月，乙未晦（三十日），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
夏季，发生旱灾。
立长沙炀王（刘旦）的弟弟刘宗为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说：“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兵，可以裁减大半以减轻徭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说：“朕考虑到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儿女，从事于非本业的劳役，守卫着无人居住的宫殿，恐怕不符合调和阴阳之道。特此罢除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兵，让他们回乡务农。百官各自节省费用。分条上奏，不要有所隐讳。”
这一年，元帝再次提拔周堪担任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
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四年（丙子年，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元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三月，巡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赦免汾阴县的囚徒。
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五年（丁丑年，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封周子南君（周朝后裔）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巡幸雍县，祭祀五帝。
夏季，四月，彗星出现在参宿。
元帝采纳儒生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命令太官（掌管御膳）不要每天宰杀牲畜，所供应的物品各减一半；皇帝车马所需粮草，只要不耽误正事就行。废除角抵戏、上林宫馆中皇帝很少临幸的宫馆、齐地的三服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的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太学生）不限定名额，以广招学者。下令百姓中能通晓一部儒家经典的，免除赋税徭役。省减刑罚七十余项。
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长信少府贡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贡禹前后数十次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元帝赞赏他的质朴正直，多采纳他的建议。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自己，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但派使者向汉朝进献贡品，趁机要求送回入侍的儿子（质子）。汉朝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回去，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认为：“郅支单于对汉朝的归化之心尚未纯厚，居住地又极其遥远，应该让使者送他的儿子到边塞就返回。”谷吉上书说：“中原对夷狄有维系不绝的道义，如今我们已养育保全他的儿子十年，恩德深厚，如果空自断绝关系不送他回去，只送到边塞就返回，是表示抛弃他不再抚养，使他失去归向之心，既抛弃了以前的恩德，又结下后来的怨恨，很不妥当。议论者看到江乃始没有应敌的谋略，智勇都陷于困境，以致遭受耻辱，就预先为我担忧。臣有幸能持强汉的符节，奉圣明的诏书，去宣谕深厚的恩德，他应该不敢桀骜不驯。如果他怀有禽兽之心，对臣施加无道，那么单于就将长久背负大罪，必定逃向远方，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者而使百姓安宁，这是国家的谋划，也是臣的愿望。请允许我把他送到单于王庭。”元帝同意了。谷吉到达后，郅支单于大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人；他自知辜负汉朝，又听说呼韩邪单于日益强盛，恐怕遭到袭击，想逃向远方。恰好康居王多次被乌孙困扰，与诸翕侯（贵族）商议，认为：“匈奴是大国，乌孙一向臣服于它。如今郅支单于困顿在外，可以迎接他安置在康居东边，让他联合康居军队攻取乌孙并立他为乌孙王，康居就可以长久没有匈奴的忧患了。”于是派使者到坚昆，向郅支单于转达此意。郅支单于本来就恐惧，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的计策，非常高兴，就与康居结盟，率兵西行。郅支单于的部众在路上冻死很多，只剩下三千人左右。到达康居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想依靠他的威势来胁迫西域各国。郅支单于多次向康居借兵攻打乌孙，深入到赤谷城，杀害掳掠百姓，抢夺牲畜而去。乌孙不敢追击。汉朝西域都护府西边空虚无人居住的地方达五千里。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初七），贡禹去世。丁巳日（十七日），长信少府薛广德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汉元帝孝元皇帝 永光元年（戊寅年，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元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典礼完毕，就留在那里射猎。薛广德上书说：“臣私下看到关东困苦到了极点，人民流离失所。陛下却每天撞击亡秦的钟，欣赏郑、卫的靡靡之音，臣实在为此痛心。现在士卒暴露在野外，随从官员劳苦疲倦，希望陛下赶快返回皇宫，想着与百姓同忧共乐，这才是天下的大幸！”元帝当天就回宫了。
二月，下诏：“丞相、御史推举质朴、敦厚、谦逊、有德行的人，光禄勋每年按此标准考核评定郎官、从官的等级。”
三月，大赦天下。
下雪、降霜，冻死了桑树。秋季，元帝用醇酒祭祀宗庙，出长安城西的便门，准备乘坐楼船。薛广德拦住御驾，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走。”元帝说：“大夫戴上帽子。”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话，臣就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得进宗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在前面开导的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船。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走。
九月，降霜冻死庄稼，天下发生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灾异请求退休（乞骸骨）。元帝赐给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免官职。太子太傅韦玄成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悬挂起皇帝赐的安车，传给子孙作为荣耀。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赐孔霸关内侯爵位，号为褒成君，任给事中。元帝想任命孔霸为丞相，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好权势，常说：“爵位太高了，我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御史大夫多次空缺，元帝总想任用孔霸；孔霸一再谦让，自己陈述理由。元帝深知他的至诚之心，才没有任用他。因此更加敬重他，赏赐非常丰厚。
戊子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侍中、卫尉王接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多次在元帝面前诽谤他们。刘更生（刘向）害怕他们处境危险，上书说：“我听说舜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谦让，和谐到了极点。众臣在朝廷和睦，万物就在原野和谐，所以《韶》乐演奏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幽王、厉王的时代，朝廷不和，互相诽谤怨恨，于是发生日食月食，泉水沸腾，高山变深谷，霜降不合时令。由此看来，和睦之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义。如今陛下开创三代（夏商周）的事业，招揽文学之士，优容宽厚，让他们都能进用。现在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相杂，忠奸并进；奏章交于公车署（受理臣民上书），囚犯塞满北军狱（京师监狱），朝臣意见抵触，相互违背乖戾，互相诬陷控告，互相指责非难；用来迷惑皇上视听，转移皇上心意的例子，不可胜载，他们分派结党，往往结成朋党同心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进用，是国家安定的表现；正直大臣被陷害，是国家动乱的征兆；面对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任用谁，而灾异屡次出现，这就是臣所以寒心的原因。初元以来已有六年了，查考《春秋》所记载的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的。推究其原因，是由于奸邪并进；奸邪之所以能并进，是由于皇上多疑心，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推行善政，如果有人说坏话，贤人就退下善政就停止了。心怀狐疑的人，招来谗贼之口；持不果断之意的人，打开群邪之门；谗邪进用则众贤退下，群邪兴盛则正直之士消失。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那么政事就日益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那么政事就日益太平。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处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居周朝高位，在那个时候，他们互相诋毁，流言相谤，岂能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重用舜、禹、周公而摒弃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重用季孙、孟孙、李斯而摒弃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耻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什么样的人；信任的人既然是贤才，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转动。’是说恪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是说号令如汗，汗出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出善令，未能超过一个季节就收回，这是反汗（出尔反尔）；任用贤人未能满三十天就斥退，这是转石（改变如转动石头）。《论语》说：‘看见邪恶如同把手伸进沸水里。’如今丞相、御史大夫（二府）上奏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在位，已经多年了却仍未离去。所以发令如同反汗，用贤如同转石，去佞如同拔山，像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因此一群小人窥见间隙，修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在民间传播。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被群小怨恨。’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怨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举荐，不为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恶之心。如今奸邪与贤臣同在朝廷之内，结成党羽，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邪恶，叽叽喳喳（歙歙訿々），多次编造危险的言论，想以此倾覆改变主上的心意，如果忽然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天地之所以预先警告，灾异之所以一再降临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用诛杀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在宫阙前诛杀少正卯之举，然后圣王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以陛下的明智，如果真能深思天地之心，考察《否》、《泰》二卦，效法周成王、唐尧任用贤人的做法，借鉴秦始皇、鲁定公贬斥贤人的教训，考察祥瑞应验的福分，反省灾异带来的祸患，来揣度当今的变乱，放逐远离奸邪的党羽，拆散险恶邪僻的团伙，堵塞群邪的门路，广开众正的道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众多祥瑞就会一齐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啊。”石显看到这封奏书，更加与许、史两家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发青无光，石显及许、史两家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招致的灾祸。元帝内心看重周堪，又担心众口不断浸润（谗言积累），无法取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有才干受到宠幸，常常称赞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就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争论不休，不赞成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士人，以为元帝怀疑周堪，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不可用，就是在乡里也不可用！臣看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谋划诽谤宗室骨肉，认为应当诛杀；臣以前上书说周堪不可诛杀，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说：“那么他犯了什么罪该杀呢？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不让他掌管具体事务。这样明主不失去对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合适的办法了。”元帝于是对周堪产生了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当初以特立独行、刚强正直在朝廷闻名，多次冒犯皇亲贵戚，在位官员大多说他的坏话。后来因在春夏两季拘捕惩治犯人（不合时令），被调任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过，元帝不赞成诸葛丰的做法，就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指春夏捕人），不遵循法度，专作苛暴之事以获取虚假的威名；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司法官吏，让他改任城门校尉。他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查办没有证据的言辞，张扬难以验证的罪过，随意诽谤赞誉，不顾及自己以前说过的话，这是最大的不诚信。朕怜悯诸葛丰年老，不忍心施加刑罚，特免为庶人！”诏书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忠贞诚信不能树立，朕怜悯他们不予追究，又惋惜他们的才能未能有所建树，特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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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誉后是诋毁，他的意图不是为朝廷进用贤人斥退奸臣，而是想结党营私求得升迁罢了。他也就是郑朋、杨兴之流，哪里谈得上刚强正直呢！作为君主，要明察善恶，辨别是非，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奸邪，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诸葛丰就不该被贬黜；如果是诬陷，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现在两方面都责备而一起抛弃，那么善恶、是非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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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友好。贾捐之多次批评石显的短处，因此得不到官职，很少有机会进见元帝；杨兴新近因有才干受到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空缺，如果我能见到皇上推荐你，京兆尹马上就能得到。”杨兴说：“你的笔下生花，言语妙绝天下；如果让你当尚书令，比五鹿充宗强多了。”贾捐之说：“如果我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上京兆尹，京兆是郡国的首位，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天下真的大治了，读书人就不会被阻隔了！”贾捐之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正显贵，皇上信任他；现在你想升迁，暂且听从我的计策，暂且与他合意，就能入朝为官了！”贾捐之立即与杨兴共同草拟了一份推荐石显的奏章，称赞石显的美德，认为应该赐给关内侯爵位，并引用他的兄弟担任诸曹官；又共同草拟了一份推荐杨兴的奏章，认为可以试任京兆尹。石显听说后，报告了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命令石显审理，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欺诈虚伪，互相推荐称誉，想谋取高位，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判死刑弃市，杨兴被剃发戴枷（髡钳）罚做城旦（筑城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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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评论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恶，还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恶攻击邪恶，怎么能幸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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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日益增多，边塞附近的禽兽已被打尽，单于的力量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单于，他的大臣们大多劝他北归原来的王庭。过了很久，单于终于北归王庭，民众渐渐归附他，他的国家于是安定下来。
汉元帝孝元皇帝 永光二年（己卯年，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疑误，或为某日干支），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元帝询问给事中匡衡关于地震日食等灾变的原因，匡衡上疏说：“陛下躬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很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未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相继入狱，这大概是由于引导不得其法。如今天下的风气，贪图财利，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亲戚的恩情淡薄，婚姻的党派势力强大，苟且结合以求侥幸，用自身谋取私利；不改变这种根源，即使每年大赦，刑罚也难以搁置不用。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俗。朝廷是天下的支柱。朝廷上有争吵的言论，那么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专权的人，那么下面就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那么下面就有互相伤害的心思；上面有好利的大臣，那么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这是根本原因。治理天下的人，慎重选择所崇尚的罢了。教化的推行，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劝说；只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效法，不知不觉就日益向善。《诗经》说：‘京城秩序井然，是四方效法的中心。’如今长安是天子都城，亲身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其风俗与远方无异，各郡国来的人没有法则可以效仿，有的看到奢侈就加以仿效；这是教化的本源，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纠正的。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与妖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移，人间的事情发生，天象就会相应变动，阴气过盛则静止的会变动，阳气被遮蔽则光明的会变暗，水旱之灾随同类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诫，哀怜百姓，应该减少奢华，考察制度，亲近忠正之士，远离奸佞之人，以崇尚最高的仁德，匡正不良的风俗，使道德弘扬于京师，美名传播于境外，然后伟大的教化可以完成，礼让可以兴起。”元帝喜欢他的话，升迁匡衡为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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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评论说：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法。汉朝兴起，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是大乱之世，家家户户都有可判刑之人，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清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是时势造成的。后世继承基业，沿袭而不改革，就失去时宜了。像惠帝、文帝时代，就没有什么可赦免的。像景帝时，七国叛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到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多，盗贼蜂起，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所依靠，人心不安；到光武帝时，是拨乱反正之后：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实行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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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七月，陇西郡彡姐（音 xiǎn zi）羌旁支反叛，元帝下诏召丞相韦玄成等人入宫商议。这时，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遭遇羌人叛乱，韦玄成等人默然无语，无人应对。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边境之内背叛，如果不及时诛灭，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臣愿意率军讨伐！”元帝询问用兵的数量，冯奉世回答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征两次，粮草不运三回，所以军队不长期暴露在外而能迅速取胜。以往对敌情估计不足，军队受到挫伤，再三征调，则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国家威势就受损了。如今叛乱的羌虏大约三万人，按兵法应加倍，用六万人。然而羌戎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兵器不锋利，可以用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应为王接，时任车骑将军）、左将军许嘉（疑为史高，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都认为：“百姓正是秋收时节，不可多发兵，发一万人去驻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瘦弱损耗，守备作战的设施长久废弃没有整顿，夷狄有轻视边防官吏之心，而羌人首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驻几处，敌人见兵少，必定不害怕。交战就会损兵折将，防守则无法解救百姓，这样，怯弱的形势就暴露了。羌人乘机得利，各部落就会联合起来，互相煽动起事，臣恐怕中原的战事就不止需要四万兵力，也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了。所以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与一次发兵迅速解决，利害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未能说服众人。元帝下诏，增派二千人。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屯田为名（将屯为名），典属国（掌管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到达陇西郡，分别驻扎在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虏人多势众，都被打败，两名校尉被杀。冯奉世呈上地形图和需要增兵的详细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才足以解决战事。奏书呈上后，元帝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援助。冬季，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几路军队一起进攻，大败羌虏，斩杀数千人，其余都逃出塞外。战争尚未结束时，汉朝又征募士兵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与景帝时名将同名）为建威将军，还未出发，听说羌人已被击败就撤回了。元帝下诏复员士兵，留下部分屯田，防守要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