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发展改革工作会议的部署和任务分解方案下达后，全省发改系统迅速行动起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制定了本地的落实方案，各项工作看似按部就班地推进。然而，随着战略框架的落实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政策在向基层传导、与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实质性阻力。这些阻力并非公开的对抗，更多是源于体制机制惯性、利益格局调整、现实条件约束以及认知理解偏差所导致的“中梗阻”和“落地难”，其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和隐蔽。
首当其冲的是关于“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化改造”的具体政策。省里明确了重点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和改造时间表，并配套了相应的技改资金补贴和差别化电价政策。政策意图清晰，支持措施明确。但在清源市这样传统重化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政策执行遇到了现实困境。
市发改委和工信局联合召集重点企业开会宣贯政策，场面热烈，企业代表纷纷表态支持转型升级。但会后，当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对接具体改造方案时，问题接踵而至。几家大型钢铁、化工企业的负责人私下诉苦：并非不愿改造，而是面临两难。一方面，改造投入巨大，动辄数亿甚至数十亿，虽然省里有补贴，但企业仍需承担大部分资金，在当前市场需求疲软、盈利困难的背景下，资金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改造周期长，期间可能影响正常生产，导致订单流失、市场份额下降。更有企业算了一笔账：如果严格按照新标准改造，短期内成本大幅上升，产品可能失去价格竞争力；但如果拖延不改，未来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环保执法、信贷收缩甚至停产风险，同样是死路。这种“不改等死，改了找死”的焦虑情绪在行业内蔓延，导致企业在实际行动上犹豫观望，普遍采取“小修小补”的应付策略，而非系统性的绿色再造。
基层监管部门也感到为难。严格执法可能迫使企业停产，影响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执法过松又无法完成省里下达的能耗双控任务。这种两难处境，使得政策执行力度在基层打了折扣。
另一个阻力点出现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省里要求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压减审批时限，并发布了详细的指标要求。但在部分县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调研发现，“明通暗不通”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审批事项表面上进了政务服务网，但关键环节仍需线下跑腿；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未能真正打通，导致材料重复提交；部分工作人员对新政不熟悉，或习惯于旧有流程，导致企业体验感不佳。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些审批权限下放后，基层承接能力不足，或出于规避责任风险考虑，出现了“接不住、不敢接”或“变相审批”的情况。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红利，在抵达微观主体的“最后一公里”处出现了衰减。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框架中设计的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等机制，也遇到了现实阻力。生态受益地区与贡献地区之间，对于补偿标准的核定、资金的使用监管、发展权受限的度量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谈判进展缓慢。产业转移中，转出地担心产业空心化和税收流失，承接地质疑转移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环保水平，双方在利益分享、责任共担机制上难以达成一致，导致一些合作项目停留在协议层面。
甚至在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如“数据资源共享”，阻力同样存在。尽管省里三令五申，但一些部门仍以数据安全、系统兼容、管理权限等为由，在数据提供上设置障碍，导致跨部门数据协同应用推进困难，制约了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治理和决策水平提升。
这些政策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通过各地的落实情况报告、专题调研、企业投诉等多种渠道，陆续反馈到省发改委。江辰仔细阅读着这些报告，心情并不轻松。他意识到，这些阻力是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常态。这不再是认识问题或态度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调整和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政策落地，光靠发文开会、督查考核已经不够，必须拿出更有针对性、更有突破性的实招硬招。
他指示相关处室，对政策落地阻力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研究，区分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是顶层设计问题还是基层执行问题，是能力不足问题还是动力不足问题。针对不同性质的阻力，研究制定差异化的破解方案。对于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要推动更高层面的协调和决策；对于体制机制障碍，要勇于提出改革建议；对于基层执行能力不足的，要加强培训指导和资源支持；对于落实不力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同时，他要求加强政策解读和引导，通过典型案例剖析、专家解读、媒体宣传等方式，讲清楚政策初衷、预期效果和长远利益，最大限度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减少政策摩擦和落地成本。
政策落地阻力的显现，标志着战略框架的实施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啃硬骨头”阶段。能否有效破解这些阻力，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将直接决定框架实施的最终成效。这既是对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