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省级层面的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遭遇各种阻力时，更为复杂和具体的情况，则发生在政策最终执行的基层一线。战略框架的宏伟目标、省里的统一部署，在抵达千差万别的县区、乡镇、街道乃至社区、村庄时，必须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结构、干部能力、社会风气等无数“现实变量”相结合。这些变量，使得政策的执行绝非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一个充满动态调整、策略变通甚至创造性转化的复杂过程，其结果往往与政策文本的预期存在差异，有时甚至是显着的偏差。
北山县发改委的李主任，最近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现实变量”的威力。北山县是清江省北部的一个山区县，生态良好但经济薄弱，是框架中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省里要求此类区域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展适合本地特点的绿色产业”。政策方向明确，北山县也积极响应，将发展高山生态茶叶和中药材种植作为产业转型的重点。
县里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引入了省级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持，整合了涉农资金，鼓励村民成立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种植。一切看起来都在按计划推进。然而，当李主任带队深入最偏远的云雾乡检查落实进度时，却发现实际情况远比文件上的规划复杂。
在云雾乡最大的行政村，村支书老陈一脸无奈地指着山坡上稀稀拉拉的茶苗：“李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干，是这地方海拔高、气温低，专家推荐的这个品种，种是种活了，可长势慢，茶叶品质也一般，卖不上价。乡亲们投入了劳力，年底见不到收益，积极性就下来了。”原来，省里推广的茶叶品种虽然优良，但更适宜海拔稍低的地区，在云雾乡这种高寒山区的适应性有待验证。这个“技术变量”是规划时未曾充分考虑到的。
另一个村，几位中药材种植户围住李主任诉苦：“领导，我们按技术要求种了白芨，长得倒是不错。可这玩意三年才能采收，期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贷款要还利息，家里要开销，等不及啊！能不能帮我们联系点短期见效的项目？”这反映了“资金周转”和“农户生计”这个现实变量对长周期产业发展的制约。
还有的村民直言：“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搞精细种植，人力跟不上。而且山高路远，商贩进来收货压价低，我们自己又运不出去。”“劳动力结构”和“物流成本”这两个变量，成为产业发展的又一道坎。
甚至，基层干部的“能力变量”也影响政策执行。个别乡镇干部对生态价值实现的理解停留在“种树拿补偿”的层面，对如何对接市场、打造品牌、延伸产业链缺乏思路和方法，工作简单化。
李主任将调研情况写成报告，上报给县领导和市发改委。报告没有回避问题，而是详细分析了在北山县特定条件下，推行绿色产业面临的特殊困难，即那些无法被统一政策文本所涵盖的“现实变量”。他建议，对生态产业的扶持政策需要更加精准，比如针对高海拔地区引进或研发抗寒品种，探索开展生态产业保险，对长周期作物提供贴息贷款或前期管护补贴，加强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基层干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
几乎与此同时，在清源市经开区，推动“智能化改造”的政策也遇到了类似的现实变量。政策要求规上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升自动化水平。但一些中小型配套企业反映，他们并非不想改造，而是面临“技术选择难”（市场上方案众多，不知哪种适合）、“资金筹措难”（轻资产企业贷款难）、“人才引进难”等具体问题。统一的政策鼓励，难以解决这些个性化困境。
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案例，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江辰的案头。他意识到，战略框架的落实，必须高度重视基层执行中面临的千差万别的现实变量。顶层设计提供的是方向和原则，但具体的路径和方法，必须给基层留出足够的探索空间和调整弹性。搞“一刀切”，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结果往往是“水土不服”。
他要求相关处室，在制定政策、下达任务时，要更加注重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要鼓励各地在遵循统一政策方向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细化、具体化，甚至允许试错。要建立更加灵活的反馈调整机制，对基层反映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要及时研究，优化政策。要推动资源下沉，帮助基层提升执行能力，特别是提高他们识别变量、应对变量、创造性落实政策的能力。
基层执行中的现实变量，是检验政策科学性的“试金石”，也是丰富政策内涵的“源头活水”。关注这些变量，回应这些变量，政策才能更具生命力，框架的落实才能更接地气、更富成效。江辰感到，推动工作，既要抬头看路，把准方向，更要低头看路，看清脚下的坎坷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