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九点，版权局大会议室，气氛凝重。
会议桌擦得很干净，座位上名牌林立，代表着学界泰斗、业界巨头、司法实务专家以及相关部委的司局级官员。
林万骁坐在主位，深色西装，没打领带，神色平静。他面前摊开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手边放着一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黑色水笔。版权局几名骨干分坐两侧。会议尚未开始，各方代表已泾渭分明接名牌入座，彼此间互助微笑，点头寒暄。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上午好。”林万骁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就《着作权法》过去几年的实施情况，听听各位的真知灼见，为下一步的修订完善做准备。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也在于与时俱进。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把矛盾捋清楚。”
他言简意赅，没有任何官样文章，直接切入主题。“首先，关于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保护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平台责任边界，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话音刚落，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眼镜的老学者，燕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郑一夫，便扶了扶话筒，语气带着学究式的严谨，却也锋芒毕露：“林局长，各位同仁。我认为，当前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原则’适用过于宽泛！‘通知-删除’规则，在实践中几乎成了平台规避责任的万能挡箭牌。用户上传侵权内容，平台只要事后删除，就万事大吉？这严重不合理！平台利用这些内容吸引了流量，获得了巨额广告收益，却不用承担事先审查的义务，这等于将保护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权利人。我建议，修法必须明确平台的‘事先过滤义务’，利用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遏制侵权内容的传播！”
他话音未落，对面一位穿着定制西装、代表国内某头部视频平台“星耀视界”的首席法务官周立斌，立刻皱起了眉头，语气虽然克制，但反驳之意明显：“郑教授的观点，我不敢完全苟同。要求平台承担普遍的事先过滤义务，技术上是否可行？成本有多高昂？这会极大增加企业的运营负担，扼杀创新活力！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对海量信息的判断，平台不是司法机关，如何能准确界定每一份上传内容是否侵权？一旦误判，又会引发新的法律纠纷。‘避风港原则’是国际通例，其核心在于平衡，不能因为保护版权，就无限加重平台责任，阻碍信息传播和互联网产业发展！”
“平衡？”坐在郑教授旁边的一位知名网络作家代表，笔名“沧浪月”，忍不住冷笑一声，她年轻的面庞上带着长期熬夜创作的疲惫和此刻的激动，“周总说的平衡，就是让我们这些创作者的血汗被无偿窃取的平衡吗？我的小说刚上架更新不到一小时，盗版网站就能同步更新！读者流失，订阅惨淡，我们找平台，平台让我们自己取证，自己发通知，流程走完，盗版早已传播得满天飞！我们的权益谁来平衡？”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带着真实的委屈和愤怒。
周立斌面不改色：“沧浪月女士，我们非常理解创作者的困境。星耀视界也投入巨资建立了版权监测系统。但互联网信息是海量的，侵权形式层出不穷，我们确实无法做到百分百拦截。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自认倒霉！”一位独立音乐制作人猛地拍了下桌子，他留着长发，衣着随意，情绪更为外放，“我们的歌在小平台被盗播，投诉过去，石沉大海！平台装死，我们维权成本高得吓人，请律师？发函？我们搞创作的有几个请得起？法律如果不能给我们这些小创作者一条活路，那保护的是谁的版权？”
会议室内顿时响起一片低声议论。创作者群体情绪激动，平台方代表则竭力辩解，学者们观点也不统一，有的支持加强平台责任，有的则担忧过度监管会抑制活力。
林万骁默默听着，笔尖在空白笔记本上轻轻点着，没有记录一个字。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碰撞的利益诉求和观念差异，如同会议室里无形的刀光剑影。
等这一轮的激烈交锋稍歇，他适时开口，将话题引向另一个焦点：“好，关于平台责任的讨论很深入。我们再谈谈另一个问题，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和透明度问题。”
这下，火力又转向了。一位代表影视公司的老总率先开炮：“音着协、音集协这些集体管理组织，垄断了音乐作品的授权和收费，但钱收上去，怎么分的？分给谁了？透明度太低！我们影视公司每年支付巨额音乐使用费，但很多音乐人反映根本没收到或者收到极少的分成。这里面的管理成本、运作效率，是否存在问题？”
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负责人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急忙解释收费标准的制定和分配流程的复杂性，强调工作的难度和取得的成效。
一位代表广大网文作者的平台编辑则提出了新的挑战：“还有，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现在怎么算？用AI画的画，写的诗，版权算谁的？是训练数据的提供者，是AI工具的开发者，还是下指令的用户？法律现在是空白，但产业已经跑到前面去了，纠纷已经开始出现！”
“不仅是AI，”一位来自最高法的法官补充道，“司法实践中，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网络游戏整体画面是否构成作品，以及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尤其是如何计算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都存在很大争议，裁判尺度不统一，影响了法律适用的权威性。”
研讨会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出版集团呼吁加强对盗版图书的刑事打击力度；图书馆界代表则担忧过于严格的版权保护会影响公众获取知识和文化遗产传承；技术公司希望为文本和数据挖掘等科研用途开辟例外条款……
每一个议题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利益，都是关乎生存发展的诉求。林万骁作为主持人，时而引导发言，时而追问细节，时而概括焦点。他很少表态，更多的是倾听和观察。
他能看到郑一夫教授这类学者对法律纯粹性和前瞻性的坚持，也能看到周立斌这类企业代表对商业利益和行业发展空间的维护，更能感受到沧浪月们作为个体创作者的无奈与艰辛。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一方的诉求都值得重视，但法律的修订，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这不仅仅是一场专业讨论，更是一场力量博弈。星耀视界这样的巨头，其法务官周立斌发言时，气场十足，引用数据、国际案例，试图影响修法方向，维护其商业模式的合法性。而分散的创作者们，尽管情绪激动，但在组织化和专业性上，显然处于弱势。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上午，争论激烈，共识寥寥。
中午休息时，林万骁站在会议室窗边，看着楼下街道车水马龙。综合处长赵立诚悄悄走过来，低声道：“局长，争论太激烈了，下午是不是控制一下节奏？”
林万骁摇了摇头，目光依旧看着窗外：“让他们争。不争，怎么知道水有多深，石头在哪里？把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利益诉求都暴露出来，我们才能知道，这把手术刀，该从哪里下刀，又该如何避开那些最敏感的神经。”
他转过身，眼神深邃：“修法，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一场硬仗。而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平衡点。”
下午的会议，依旧在激烈的辩论中继续。林万骁依旧大部分时间沉默，只是在那位独立音乐人因为情绪激动而有些语无伦次时，温和地提醒了一句：“请冷静，慢慢说，把具体案例和诉求讲清楚。”
下午五点半，会议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结论。
送走各位专家代表，林万骁回到办公室，笔记本上，依旧没有一个字。但他脑海中，对《着作权法》修订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