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柱被周逸群刚才的话震住，啃着窝头琢磨了半天，又憋出个问题：“周先生，俺还是觉得，G民党里未必全是坏人吧？就像上次路过邻村，听说有个G民党的军官，偷偷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了快饿死的老太太。那咱G产党里，会不会也有藏着坏心眼的？”
李云龙在旁边听得不耐烦，抬脚就往王二柱屁股上踹了一下：“你这脑子是被门板夹了？一天到晚净琢磨些没用的！G民党那是一肚子坏水，偶尔冒个泡算啥？咱G产党的队伍里，哪有那种败类！”
“云龙，让他说。”周逸群拦住李云龙，转头对王二柱说，“你说得对，任何队伍里都可能有好人坏人，就像地里的庄稼，总有几棵长歪的杂草。但你要分清‘个别’和‘根本’。G民党的根是扎在地主资本家的地里，就算有个别士兵军官发善心，也改不了他们队伍护着富人、欺负穷人的本性。咱们G产党的根在工农中间，要是出了坏心眼的，那是坏了咱们自己的根，咱们会比谁都较真，绝不能让一棵杂草坏了整块田。”
王二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李云龙却在旁边嘟囔：“净说些文绉绉的，他能听懂个啥！”
这话没落地，就见赵大牛气冲冲地跑过来，手里攥着个蓝布帕子，老远就喊：“队长！周先生！出乱子了！”
原来赤卫队的两个队员，昨天帮老乡收玉米时，见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晾着几块新做的布鞋垫，趁人不注意就揣进了怀里，被户主大娘发现后，哭着找李云龙告状。
那布鞋垫是大娘攒了半个月的碎布，准备给参军的儿子寄去的。
李云龙一听就炸了，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反了天了！咱赤卫队的规矩都喂狗了？拿群众一针一线都要还，这偷人家救命的鞋垫，跟李介仁的狗腿子有啥区别！把那两个兔崽子给我绑过来，就地枪毙！”
“不行！”周逸群眉头拧成个疙瘩，“犯了错要罚，但不能一上来就动枪。”
“你说啥？”李云龙眼睛瞪得像铜铃，指着地上的布鞋垫吼道，“周先生，你昨天刚说咱护着种地人，今天就有人敢偷老乡的东西！这要是不严惩，老百姓还信咱吗？还说啥代表工农利益，我看就是空话！”
“云龙你冷静点！”周逸群的声音也沉了下来，“枪毙是简单，但咱们跟G民党的区别，不就是咱们懂‘教育’二字吗？他们是拿枪逼着人听话，咱们是要让人打心底里明白，为啥不能拿群众的东西。这两个队员是穷人家出身，以前在地主家当长工，见了好东西眼馋，是犯了错，但罪不至死。”
“不至死？”李云龙气得脸红脖子粗，“那大娘哭着说‘你们跟李介仁老爷的人不一样’，结果呢？这不是打咱自己的脸吗！今天放了他们，明天就敢有人抢老乡的粮食，后天就敢欺负人家闺女！”
“所以更不能枪毙。”周逸群指着祠堂前“农民协会”的匾额，“你一枪崩了他们，老百姓会怕咱们，不会敬咱们。咱们得让他们当着全村人的面认错，把鞋垫还给大娘，再帮她家种三亩地抵债。还要在队里开批斗会，让所有人都记住，咱赤卫队的枪是对着敌人的，不是对着自己人的，可谁要是敢坏了规矩，就算不枪毙，也得扒了这身军装，滚出队伍！”
李云龙攥着枪的手青筋暴起，吼了句“你就是心太软”，却终究没再坚持。
后来那两个队员在祠堂前磕了三个响头，给大娘赔了罪，连着半个月帮她家干活，村里的百姓看在眼里，都说：“这才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有错就改，比那些拿枪吓人的强百倍。”
……，……，……
夜幕像块浸了墨的粗布，慢悠悠罩住黄安城。
城隍庙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李云龙和周逸群的脸。
白天闹哄哄的祠堂静下来，只剩下墙角蟋蟀的叫声，还有李云龙攥着旱烟杆的窸窣声。
“周先生，”李云龙猛吸一口烟，火星在昏暗中亮了亮，“白天那事，我服。但你说的G民党和G产党的根不一样，我还是琢磨不透。孙中山那老头，以前不也喊着‘耕者有其田’？咋到了蒋介石手里，咋就成了帮地主抢地的恶狼？”
周逸群往油灯里添了点油，灯芯“噼啪”跳了跳，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高忽低。
“这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候的中国，就像块被虫蛀烂的旧棉絮，外有列强拿着剪刀剪，内有地主拿着锥子扎，老百姓的日子，比黄连还苦。孙中山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想让中国站起来，想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这才有了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李云龙皱起眉，“听着像庙里的经卷，玄乎得很。”
“不玄乎。”周逸群笑了，“民族、民权、民生，说到底就是三句话：让中国不受外国欺负，让老百姓能说话做主，让种地的有田、做工的有饭。为了这个，孙先生找过清朝的官，找过外国的洋鬼子，碰得头破血流才明白——光靠少数读书人、少数军阀，成不了事。得靠谁？靠工农，靠手里攥着锄头、锤头的老百姓。”
周逸群起身走到墙边，指着那张被炮火熏黑的中国地图，指尖划过长江：“1924年，孙先生在广州办黄埔军校，喊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啥联共？因为G产党眼里，最金贵的就是工农。那时候G民党和G产党的党员，穿一样的军装，吃一样的糙米饭，一起打军阀吴佩孚，一起喊‘打倒列强’。我见过那时候的黄埔学生，胳膊上缠着‘革命尚未成功’的布条，打仗的时候往前冲，眼里有光——那光，是真想着让天下的穷人过好日子。”
李云龙的旱烟杆停在嘴边：“那后来呢？咋就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