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电网，规律的哨声，还有那身无法摆脱的灰色囚服。监狱的生活，像一台冰冷而精确的机器，以不容置疑的规则和纪律，日复一日地磨砺、重塑着每一个被投入其中的灵魂。苏卫东，这个曾经一点就炸、凭着一股血性挥拳向前的汉子，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卷入，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改造”历程。
最初的适应期，如同身处炼狱。身体的束缚尚可忍受，但精神的压抑、失去自由的痛苦，以及对家人无尽的担忧和愧疚，如同毒蛇，日夜啃噬着他的心。他像一头被关进铁笼的困兽，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眼。同监舍狱友无意间的碰撞，或者管理人员一句寻常的指令，都可能让他瞬间竖起全身的刺，胸膛里那股熟悉的、毁灭性的怒火蠢蠢欲动。有好几次，他几乎要控制不住，想要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这令人窒息的一切。
然而，每一次，就在那怒火即将冲破理智堤坝的临界点，他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像被磁石吸引般，投向床头那张已经有些卷边、却依旧色彩鲜明的“舅舅超人”画。
画上那个披着红色披风、眼神坚定、一拳打飞坏蛋的“自己”，与此刻身着囚服、剃着光头、身处囹圄的现实，形成了无比尖锐的讽刺和对比。但晓光那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的字——“二舅是超人！打坏蛋！光光等二舅回家！”——像一道清冽的泉水，浇熄了他心头的躁动火焰。
“超人……不是只会打架的莽夫。”他对着画，在心里无声地告诫自己，“超人……要能忍，要为了守护的人，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
这幅画，成了他失控边缘最有效的刹车，也是他在这灰暗世界里，唯一的精神坐标和力量源泉。
除了这幅画，监狱的管教干部也注意到了这个性格刚硬、却似乎并非无可救药的犯人。他们没有一味地严厉斥责，而是在他情绪稍有平复时，找他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直指核心。
“苏卫东，知道你心里憋屈，觉得那些地痞该打。”一位年长的管教看着他，语气平稳却有力，“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一时痛快，把你大哥，把你嫂子，把你那个叫晓光的外甥女，还有你那个弟弟，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你把他们置于何地？”
“你大哥，快五十的人了，拖着个病身子，现在还得在工地没日没夜地扛水泥，为了谁？为了养活这个家，为了让你在里面能有点零花钱！你嫂子，一个妇道人家，起早贪黑，缝缝补补，摆小摊，为了谁？你那个外甥女，听说学习特别好，懂事得让人心疼，她每天给你写信，画那么多画，是为了看到一个在监狱里还惹是生非、延长刑期的二舅吗？”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苏卫东的心上。他猛地抬起头，眼睛赤红，嘴唇哆嗦着，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哑口无言。管教的话，将他冲动行为的后果，血淋淋地摊开在他面前，逼着他去正视，去反思。
他开始在夜深人静时，反复咀嚼这些话。他想起大哥日益佝偻的背影和沉闷的咳嗽，想起嫂子憔悴的面容和深陷的眼窝，想起晓光探视时那强忍的泪水和她笔下充满期盼的信，想起卫民那双受惊后茫然无助的眼睛……他那一拳，打出去的是积压已久的愤怒，换来的，却是整个家庭更深重的灾难。他的“勇猛”，成了家人身上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这种反思，带来的是一种钻心的痛，远比身体上的劳累和束缚更甚。但正是这种痛，促使他内心深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意识到，真正的强大，不是匹夫之勇，不是挥拳相向，而是能够在极端的情境下，为了所爱之人，克制住自己的本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他开始努力调整自己。他强迫自己遵守监规纪律，不再顶撞管理人员。他主动参加劳动，被分配在监狱的服装加工车间，学习使用缝纫机。这对于习惯了大开大合体力活的他来说，起初极其别扭，手指经常被针扎破，看着那细密的针脚就头晕。但他咬着牙坚持，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用在了这枯燥精细的活计上。他告诉自己，这也是一种“改造”，一种对心性的磨炼。
他尝试着控制自己的脾气。当遇到挑衅或不公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立刻爆发，而是深吸一口气，将那股窜上来的火气死死压下去，转身离开，或者用更冷静的方式应对。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如同在体内进行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他一次次地练习，一次次地克服。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再让家人失望，他必须成为一个更好的、能够真正守护家人的“舅舅超人”。
渐渐地，那个一点就着的“炮仗”苏卫东，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慢慢地沉寂下来。他的眼神不再是纯粹的愤怒和叛逆，多了几分沉淀下来的隐忍和思索。他的话变得更少，行动却更加沉稳。他不再仅仅是为了熬过刑期而被动服从，而是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改造”自己那个曾经冲动、不计后果的灵魂。
狱中的生活，如同一座熔炉，虽然酷烈，却也在焚烧着他性格中的杂质。在“舅舅超人”画的激励和管教干部的引导下，在对自己行为的深刻反思和对家人无尽的愧疚与思念中，苏卫东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他失去的是半年的自由，但获得的，或许是一生受用的、关于责任、克制与成长的沉重教训。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用拳头解决问题的苏卫东，他正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配得上那幅画，配得上晓光那声“二舅”，配得上家人等待的，新的苏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