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着背包拉链的手还没放下，江逾白已经把相机收进了包里。他抬眼看了看教学楼的方向，说：“今天导师组会提前，我得去趟图书馆交论文初稿。”
“那你等一下。”我把肩上的包换到另一侧，从里面抽出那本他借给我的统计学教材，“这个，我还你。”
他点点头，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书脊，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我们同时偏头，看见导师拎着公文包走过来，眉头微皱，像是在想事情。
就在这时，我脚下一滑，鞋尖磕到了地砖凸起的边缘。身子一歪，下意识往前伸手撑扶，手肘却不小心撞上了江逾白正要合上的电脑。
机器翻了个遍，屏幕朝上，键盘盖弹开。
画面亮起的瞬间，我一眼就看到了那行字。
英文论文的批注栏里，清清楚楚写着一行中文：“此处逻辑有误，但溪溪或许会犯。”
心跳猛地顿了一下。
我没动，也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句话，像被钉在原地。那不是普通的备注，也不是随手写的提醒——那是专门写给我的，甚至在我还没看到之前，就已经预判了我的错误。
“怎么了？”江逾白迅速伸手合上电脑，动作不急不乱，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保护意味。
可迟了。
导师的脚步停在我们面前，目光扫过江逾白手中的设备，又落在我脸上，语气平淡却不轻：“你女朋友连参考文献都不会查？”
空气一下子绷紧了。
我手指收紧，指甲掐进书脊的硬壳里。那种熟悉的、被当众质疑的感觉立刻涌上来——大二那次小组汇报，我因为引用格式出错被他在全班面前点名，之后整整一周都不敢在课堂上发言。
我想退后一步，想说点什么解释，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江逾白却没让我开口。
他站直了些，把电脑夹进臂弯，声音平稳地答：“她在帮我纠正母语错误。”
导师挑了下眉。
“这篇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江逾白继续说，“但她发现我用了三个不符合学术习惯的连接词，还指出了两处被动语态冗余。刚才那句批注，是我留给她看的反馈，不是她犯的错。”
他说得自然，像是在陈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导师沉默两秒，看了我一眼，又看向他，最终只是轻轻点头：“你们效率不错。”说完，转身走了。
脚步声远去，走廊重新安静下来。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书，忽然觉得它变得很轻，轻得不像能压住什么。
“你……真的写了那句话？”我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
江逾白没否认。他打开电脑，找到刚才的页面，指着那段文字：“假设检验部分，你最近是不是总卡在这里？”
我愣住。
那正是我昨晚熬到凌晨反复算错的地方。我用的是保守区间验证法，结果一直跑不出合理置信度。我没跟任何人提过，连笔记都撕了重写。
“你怎么知道？”
“你上次交的作业草稿，”他说，“最后一页有演算过程，用了三次相同的边界取值方式。这种惯性思维容易忽略异常值的影响——这个错误很‘林溪’。”
我很想反驳，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说得对。太对了。
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悄悄站在你身后，看你一遍遍走同一条弯路，不打断，也不嘲笑，只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轻轻写下一句：“我知道你会来这里。”
“所以你是故意留那句话的？”我问。
“嗯。”他合上电脑，抬眼看我，“等你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不是你一个人在算。”
我心里某处突然松了一下，像是长久以来独自扛着的东西，终于被人接过去了一角。
“下次别偷偷记了，”我说，“直接告诉我。”
他笑了下，眼神温和：“怕你觉得我在监视你。”
“可你现在不就在监视？”
“不一样。”他把电脑放进包里，语气认真，“这是守护。”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那本书递还给他。他接过时，指尖擦过我的手背，很轻的一碰。
“走吧，”他说，“找个地方把剩下的改完。”
我点头，跟着他往自习区走。阳光从高窗斜照进来，落在桌角一叠摊开的资料上。我注意到最上面那份打印稿边缘有铅笔写的批注，字迹熟悉——是他昨天帮我圈出来的模型漏洞。
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他打开电脑，我抽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昨天没写完的推导页。
“其实……”我犹豫了一下，“我不确定要不要用贝叶斯修正。”
他转头看我：“你觉得呢？”
“我觉得原始数据样本量不够，直接套用可能偏差太大。”我说，“但我又怕不用的话，结论站不住脚。”
他听完，没急着回答，而是拿起笔，在我本子空白处画了个简单的分布图。
“你看，”他指着中间的峰值，“大多数人会选这里。但你总会多看一眼两边的尾部——因为你总觉得，答案不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怔住。
他说的不只是统计方法。
他说的是我。
从小到大，我总在回避主流路径，害怕随波逐流，又怕与众不同。每次做选择，都要反复确认边缘的可能性，生怕漏掉什么。
而他，早就看穿了。
“所以呢？”我低声问。
“所以，”他把笔放下，“你不用非得选中间，也不用非要走到尽头。你可以先走几步，看看数据怎么说。我在旁边，随时可以帮你调方向。”
我没有立刻回应。
只是翻开新的一页，写下第一个公式。
阳光慢慢移过桌面，照在纸面上，映出淡淡的格纹。我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也听见他偶尔敲击键盘的节奏。
两种声音交错着，像某种无声的同步。
过了会儿，他忽然说：“待会儿饿不饿？”
我抬头：“还行，但得先把这部分弄完。”
“我知道一家店，”他说，“安静，还能外带咖啡。比这儿强。”
我合上参考书，想了想：“行，那就换个地方。”
他收起电脑，动作利落。我把笔记本塞进包里，起身时顺手整理了桌上的资料。
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空荡的座位。
阳光还在原来的位置，照着那张他画过图的纸。我忽然觉得，有些事已经不一样了。
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同一套语言，能读懂彼此没说出口的话。
“走吗？”他问我。
“走。”我拉好拉链，跟上他的脚步。
走出教学楼时，风从侧面吹来，卷起几片早落的叶子。他走在前面半步，背包带晃了晃，伸手扶了一下肩带。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早上在剑桥门前，他也这样提着箱子，陪我走过整条樱花道。
那时我以为那是终点。
现在才明白，那只是开始。
“江逾白。”我在后面叫他。
他停下，转身。
“如果我现在说，我想试试那个贝叶斯模型呢？”我问，“你会不会觉得我冲动？”
他看着我，嘴角慢慢扬起：“不会。我会觉得，你终于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