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整个营地都在我的指挥下，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甚至堪称怪诞的“舞台布置”。
这是一场以真实死亡为道具，以所有人性为赌注的宏大戏剧。我，这个曾经的金融分析师，此刻成了这场戏剧唯一的、躲在幕后的导演。而我的演员们，是一群刚刚从血腥伏击中逃生的士兵。
营地被彻底“净化”了。
我们清理了所有近期战斗过的痕迹。皮卡车斗上卡隆凝固的血迹被一遍遍地冲刷、掩盖，直到再也闻不到一丝血腥，只剩下柴油和泥土的混合气味。那些缴获的、沾着敌人鲜血的武器被涂上厚厚的枪油，用防水布包裹，秘密地藏匿在营地外围的枯井之中。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精心营造出的“受害者”氛围。
士兵们被命令换上了他们最破旧、最褴褛的衣服。那些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迷彩服和战术背心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破洞的t恤、磨损的短裤，以及赤裸的、沾满泥土的双脚。
按照我的要求，他们必须在脸上和手臂上，涂抹上代表悲伤和苦难的灰烬。这不是随意的涂抹，而是要混合着汗水和少许油脂，营造出一种长期处于恐惧和悲痛中、无暇自理的憔悴感。
整个营地的声音都被我严格管制了。
平日里士兵们粗俗的笑骂声、赌博时的叫嚷声、训练时的吼叫声全部被禁止。营地里只允许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妇女和儿童（营地里本就有不少家眷）被引导的、压抑的哭泣声；另一种，是男人们为失去兄弟（卡隆）而举行的、低沉的哀悼吟唱。
这群桀骜不驯的士兵，起初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但在奥马尔那只独眼的威慑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他们开始笨拙地扮演我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不再是战士，而是一群家园被毁、亲人被杀、被迫拿起简陋武器自卫的难民。
而奥马尔的表演天赋，则被我彻底激发了出来。
他不再是那个杀伐决断、雪茄不离手的军阀。我为他准备了一套新的行头——一件洗得发白的非洲长袍，一根未经打磨的木质权杖。他对着一面破碎的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如何用最悲愤、最沉痛、同时又带着一丝高贵和克制的语气，去控诉戴维的“背信弃义”和“外国雇佣兵”的残暴。
他练习如何在讲述卡隆的故事时，让那只独眼“恰到好处”地泛起泪光；练习如何在谈到“和平”时，表现出向往；又如何在提到“复仇”时，展现出一个领袖被迫应战的决绝。
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到第二天下午，当我验收成果时，我几乎要被他那副悲情英雄的模样所说服。
而我，则将是这场大戏中，那个绝对不能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导演。我将以“将军的华夏朋友和人道主义顾问”的身份出现。一个模糊的、中立的、充满善意的身份。
我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冷酷、所有的指令，都必须隐藏在奥马尔那张悲痛的、充满戏剧张力的面具之后。
第三天，黄昏。
“哭泣之谷”的入口。
这个名字是我特意为这次会面挑选的，它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故事色彩。这是一条狭窄、荒凉的峡谷，两侧是风化的红色岩壁。据说在旱季，风吹过峡谷，会发出如同妇人哭泣般的呜咽声。
这里是奥马尔的地盘和戴维矿区之间的缓冲区，一个完美的、充满中立与不祥意味的会面地点。
我们等在那里。奥马尔穿着他的“戏服”，身边只跟了四名同样“化了妆”的、扮演护卫的士兵。而我，则站在稍远处的阴影里。
晚霞如血，将整个峡谷染上了一层诡异的暗红色。
我的手心在出汗。这是比在爆炸前倒数时更强烈的紧张。如果阿曼达·斯特恩不来，或者她带来了皮埃尔的雇佣兵，那一切都将瞬间崩盘。
就在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的最后一刻，一缕尘烟在远处的土路上升起。
一辆白色的、饱经风霜的路虎卫士，像一头孤独的犀牛，精准地停在了我们面前。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独自一人，充满了那种顶尖职业记者特有的大无畏精神，或者说，是对“独家新闻”的偏执渴望。
车门打开，阿曼达·斯特恩走了下来。
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白人女性，身材高挑而精干。她留着一头极短的、似乎是随手剪裁的金色短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衬衫和工装裤。她没有化妆，脸上的雀斑和风霜的痕迹清晰可见。
但最令人难忘的，是她的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鹰隼般的、锐利得可怕的蓝色眼睛。当她看向你时，那目光不是在“看”，而是在“审视”和“解剖”。她背着一个沉重的摄影包，仿佛那才是她唯一的武器。
她就是阿曼达·斯特恩。她比我想象中更符合我的预期。
奥马尔立刻进入了角色。
他迎了上去，没有表现出军阀的蛮横与警惕，而是扮演了一个为保护族人而被迫走出丛林的部落领袖。他伸出手，用一种古老而庄重的方式，按住自己的胸口，微微鞠躬。
“斯特恩女士，欢迎你，感谢你敢于前来。神灵会保佑你的勇气。”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排练过的疲惫和悲伤。
阿曼达只是冷峻地点了点头，握了握他的手，开门见山：“将军，你的邮件里提到了屠杀和雇佣兵。我需要证据。你知道，这一带的冲突，传言总是比子弹还多。”
“证据”奥马尔的眼中闪过一丝恰到好处的痛苦，仿佛被这个词刺伤了。
他向身后的士兵挥了挥手。士兵递上一个木盒。
奥马尔打开木盒，里面装着的，是我为他准备的“道具”：几枚从我们自己枪里取出的、擦拭干净的7.62毫米子弹壳（与皮埃尔的狙击弹同口径）；几张我从网络上下载后又做旧处理的、关于其他地区矿难和冲突的模糊照片，被我冠以“戴维部队滥杀无辜”的图说。
“这些，是那些‘幽灵’（雇佣兵）留下的。他们在黑夜里猎杀我们的族人。”
接着，奥马尔开始了他声泪俱下的讲述。他讲述了卡亚部落如何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讲述了“贪婪的西方公司”如何与戴维勾结，试图抢走他们的土地。最后，他讲到了高潮——“和平使者”卡隆的故事。
“我以为，他们至少会尊重使者。我派我最勇敢的侄子卡隆，带着我们部落的诚意，前去谈判。但是”
奥马尔的声音哽咽了，他那只独眼在暮色中泛起了红光，“他们背信弃义！那些躲在暗处的外国雇佣兵，用狙击枪杀害了他！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最严重的羞辱和背叛！”
阿曼达静静地听着，她的表情没有丝毫动容。她的那双鹰眼，只是在那些“证据”上扫过，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职业性的怀疑。
她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将军，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她的声音冰冷而客观，“但这些贝壳和照片，并不能证明什么。你和戴维将军的冲突由来已久，我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你们为了发动战争，而特意寻找的一个借口？”
她一针见血。
“你说的使者卡隆，他的尸体在哪里？你敢让我看看吗？”
这句尖锐的追问，正中我的下怀。
奥马尔猛地转过身，背对着她，肩膀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
“尸体？”他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他们他们毁掉了证据！他们甚至不肯把卡隆的尸体还给我们！他们将他埋在了某个肮脏的土坑里，就像对待一条野狗！”
阿曼达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这种对尸体的亵渎，显然触动了她。
奥马尔转回头，用那只独眼死死地盯着她：“斯特恩女士，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是，神灵的眼睛，看到了他们的罪恶。”
他指向钻石矿的方向，那片在夜色中已经重新透出零星灯光的山谷。
“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看到真正的真相。看到那些文明的法国人，究竟在这里干了些什么。”
他发出了邀请：“如果你有胆量，就上我的车。我们现在就去那个沾满了罪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