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孙传芳呢？”王至诚目光炯炯，期待着川岛美子与南造云子的进一步解释。
川岛美子微微一笑，眼神中透出一丝自信：“孙传芳的题字手迹不多，但多是精品，传说他的字超乎想象得好！”
川岛美子随即聊起了孙传芳的生平，“孙传芳生于1885年，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最初在北洋军阀王占元手下任职，后来成为吴佩孚的得力干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落败，孙传芳趁机坐大，出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王’。”
王至诚点头，心中默想：“我在东北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听闻孙传芳曾赴日留学，还与他的长官冈村宁次干过一架，甚至咬了冈村宁次一口。他的民族气节与吴佩孚等军阀十分相似。”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好人吴佩孚，狡猾孙传芳。’”南造云子在一旁插道。
“最近我在济宁和泰安一游，通过接触了解，这位孙传芳其实是北宋理学家孙复的后裔。在江南五省兴办教育，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比如蒋百里、张謇、丁文江、陈仪、章太炎等都曾投靠过他。作为一个军阀，他的幕府里多是专门人才与文人学士，少有赳赳武夫，这真是一怪。”南造云子的言辞中透着一丝不屑。
“这其实并不足为怪。”王至诚回应，“许多军阀如阎锡山、张作霖也都喜欢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川岛美子微微皱眉，继续道：“张作霖，号称‘东北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他早年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创办奉天东北大学与东北帝国大学对抗……”
尽管川岛美子很镇静地掩盖着真实情感，王至诚与爷爷却显而易见地察觉到了她眼中对张作霖的仇恨。
王怀兰沉声说道：“不瞒二位，我曾在张作霖麾下做过家庭书法教师，听他提起过，他从北京故宫博物馆借阅过《兰亭序》，后来被孙传芳借走了。”
“当年，孙传芳用古代斩首之刑罚，处了了张作霖的大将施从滨，与张作霖的矛盾非常深。”川岛美子面露不解，然后问道，“怎么会把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借给他的仇人呢？”
“这位先生你有所不知。”王怀兰解释道，“面对北伐军，哪怕彼此之间的矛盾再深，他们也不得不采取抱团取暖的策略。”
1928年春天，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司令、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张宗昌率残部北逃，败局已定，孙传芳心犹不死，曾多次妄图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请求带兵出关，奋战到底。
“北伐军的枪口已转向孙传芳。”川岛美子语气凝重，“根据可靠情报，蒋司令已抵达泰安火车站督战。一旦攻克泰安，蒋司令必会登泰山。”
王至诚望向爷爷，心中不安：“如果你们的情报属实，在泰山谋职或创办大学、研究会的计划将会泡汤。”
川岛美子则冷静地补充：“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山东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蒋委任孙良诚代替张宗昌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还没上任，已经将岱庙辟为市场与公园的方案递交国民政府，届时壁画、碑碣及其他古庙古物将面临毁灭。”
火车即将启动，川岛美子与廖雅权在警察再次检查之前迅速下了车，拿走了吴佩孚的书法，留下王至诚赠与的《兰亭序》。王至诚看着两人匆匆的背影，心中不由一紧，暗自懊恼：“应该早一点告诉警察！”
王怀兰却并不知情，轻声安慰王至诚：“蒋司令有意整修泰山，将拟定《整理泰山名胜古迹案》。有了蒋的支持，在泰安创办学校或研究会，也不是没有可能。”
火车头愤怒地吐着火星，呼哧呼哧，沉重地喘着粗气，仿佛一头疲惫不堪又急于逃命的老牛，拖着十几节车厢，冲破炮火与硝烟。
王至诚意识到，眼前的局势愈发复杂，而他与爷爷的计划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他明白，这位被称为“东南王”的军阀，不仅在军事上拥有不小的实力，且在政治上也颇具手腕。孙传芳的民族气节与吴佩孚等军阀相似，但他更擅长拉拢人才，善于用人。王至诚心中对孙传芳的印象逐渐清晰。
王怀兰说道：“孙传芳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他的军中多是文士，少有武夫。孙传芳曾广纳贤才，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治武装势力。或许，找到孙传芳的支持，比寻找张宗昌更合适一些。”
王至诚补充道，“孙传芳与蒋百里这样的军事人才共事，能够让军队在战斗中更具战略性。同时，地方的教育得以发展。”
“不过，孙传芳与吴佩孚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差异的。”王怀兰沉声说道，“吴佩孚的性格更为直率，而孙传芳则更为圆滑。他会根据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甚至在必要时选择与敌人合作。”
“是啊，这种灵活变通的策略，使得孙传芳在中原的局势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王至诚点头，心中对这位东南王的理解愈加深入。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孙传芳的故事与吴佩孚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成为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缩影。王至诚明白，历史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每一次选择都在决定着未来的走向，他与爷爷的故事，正是这个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小部分。
随着火车的前行，王至诚的心中也逐渐明朗。他知道，未来的路虽然充满荆棘，但他将继续与爷爷并肩前行，努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个决心在他的心中愈发坚定，仿佛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闪烁出一抹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