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节气刚过，银杏巷的泥土里就冒出了嫩黄的草芽。沈曼蹲在老银杏树下，看着陈爷爷用竹耙子清理去年的落叶，老人的动作比去年慢了些，背也更驼了，但胸前的两枚银杏叶胸针依旧别得端正，在晨雾里闪着微光。
“小心些，别碰着刚冒的新芽。”沈曼伸手扶了他一把，指尖触到他袖口磨破的地方。那是件穿了二十多年的棉布衬衫，肘部打着整齐的补丁，补丁的布料是她去年给的红裙子边角料。“补了三次了，”陈爷爷低头看着补丁笑，“每次补都想着，再穿一年，等春暖花开。”
陈念在整理社区的“老故事征集稿”时，发现篇未署名的短文。写的是1999年的春天，有位穿红裙子的老太太，总在周末去公园的银杏林散步，手里攥着片塑封的银杏叶。文末写着：“她总对着空椅子说话，像在等什么人，又像在和老朋友聊天。”陈念忽然想起爷爷的日记，2000年那页写着：“每周六去公园，看见空椅子就坐下，说说话，像她在一样。”
林深把短文念给两位老人听时，沈曼的眼眶红了。“那年深儿去外地上大学，”她摩挲着手指上的银戒指，“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就去公园坐坐。总觉得你会从树后走出来，像年轻时那样吓我一跳。”陈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里面记着2001年到2010年的周六天气，晴日后面画着银杏叶，雨天后面画着伞。“我去了十年，”他指着最后一页的晴天，“最后那天想着，再等不到，就去银杏巷问问。”
立春后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去了公园的银杏林。林深特意带上了相机，想给两位老人拍张合影。陈爷爷把沈曼的红围巾围得更紧些，沈曼则帮他理了理衬衫的领口。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枝桠，在他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像幅未完成的素描。“当年总在这棵树下等，”陈爷爷指着棵最粗的银杏树，树干上有个浅浅的刻痕，是片银杏叶的形状，“刻的时候想着，等叶满枝头，你就来了。”
沈曼摸着树干上的刻痕，忽然笑出声：“我知道这个！”她从包里拿出张照片，是2012年拍的，画面里的她站在这棵树下，手指着那个刻痕，背后的长椅空着。“那年来看孙子，特意绕到这儿拍的，想着给你看看，叶子落了又长，刻痕还在。”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行小字：“等你一起看满树金黄。”
林深看着照片上的刻痕和现实里的树，忽然发现时光的奇妙——它会让树叶落尽，让皱纹爬满脸庞，却会把最重要的印记留着，像给迷路的人做的标记。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意识模糊时还在念叨：“银杏刻痕……别认错了……”原来她早就把重逢的秘码，藏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惊蛰那天，社区组织“老手艺体验日”。陈爷爷带着他的画具去了现场，教孩子们画银杏叶。沈曼则坐在旁边，教大家绣银杏叶手帕。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拿着绣到一半的手帕跑过来，举着问：“奶奶，这片叶子怎么绣才像在跳舞呀？”沈曼握着她的手，一针一线地教：“要让线松些，像被风吹着的样子。”小姑娘抬头看着她，忽然说：“奶奶，你绣的时候，眼睛在笑呢。”
陈念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爷爷说过，年轻时总爱躲在银杏巷的拐角，看沈曼在窗前绣花。“她说绣叶子要跟着风的方向走，”陈爷爷的画笔在纸上勾勒出轻盈的弧线，“现在看她教孩子，和当年一模一样。”阳光透过活动室的玻璃窗，照在沈曼的白发上，泛着柔和的银光，像落满了银杏花粉。
春分那天，他们收到份特别的礼物——是当年那位撑船人的孙子送来的，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本1973年的渡口日志，其中一页记着：“三月廿一，晴。红裙女客三访，问棉布衫青年。赠其银杏叶一片，嘱其夹于常看的书页，说若有缘，自会再见。”日志的最后，夹着片压平的银杏叶，和沈曼那本《植物图鉴》里的，纹路刚好能对上。
“是这片！”沈曼把两片叶子拼在一起，完整的叶片上，能看见当年被虫蛀的小孔，“我夹在《银杏谣》的歌词页里，唱到‘叶落成蝶’时，总摸着它发呆。”陈爷爷忽然哼起了《银杏谣》的调子，沈曼跟着轻轻唱，声音有些发颤，却依旧能听出当年的尾音拐弯，像银杏叶落在水面的涟漪。
清明前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林深带着那本渡口日志，去了母亲的墓前。他把日志摊开在墓碑前，让雨水打湿纸页，仿佛这样，母亲就能看见那些错过的记录。“妈，他们见面了。”他蹲在墓前，轻声说，“在你说的那座不会塌的桥上，在你等了一辈子的银杏树下。”雨停时，他看见片银杏叶落在日志上，刚好盖住“红裙女客”四个字，像句迟到的应答。
谷雨那天，陈念在爷爷的画室里，发现了幅刚画完的油画。画面是春日的银杏巷，两位老人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脚边的薄荷刚抽出新芽，窗台上的搪瓷杯冒着热气。画的右下角写着：“春醒时，花自开，错过的花期，会在重逢的季节补回来。”她把画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阳光照在画布上时，红裙子的颜色像团跳动的火，和窗外新抽的嫩绿相映着，是春天该有的样子。
傍晚做饭时，沈曼从菜篮里拿出把新摘的荠菜。“包饺子吃吧，”她把荠菜择得干干净净，“当年总说要一起挖荠菜，现在终于能如愿了。”陈爷爷坐在旁边帮忙摘菜，指尖的老茧蹭过嫩绿的菜叶，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时光的纹路。厨房里飘着荠菜的清香，混着窗外的桂花香，是岁月酿出的，最安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