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口的修自行车摊总支着块褪色的帆布，老杨蹲在底下拧螺丝时，扳手落地的脆响，总会惊动隔壁卖早点的赵姨。
十年前老杨刚从乡下投奔儿子时，赵姨的早点摊还只是个推着走的木板车。他第一天摆摊就把唯一的扳手弄丢了，是赵姨从面盆底下翻出个锈迹斑斑的旧扳手：“我当家的以前修拖拉机用的，凑合用。”后来他知道，赵姨的男人走了五年，她一个人靠卖豆浆油条供女儿上大学，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起来磨豆子。
现在老杨修自行车时，见谁买了早点没地方坐，就把自己的小马扎让出来，说：“赵姨的糖糕刚出锅，趁热吃。”赵姨则每天多熬半锅豆浆，用粗瓷碗盛着放在帆布棚下，碗边还搭着根油条，说给老杨当早饭。有次暴雨冲垮了早点摊的木板车，老杨冒雨把自家的旧门板卸下来给她当台面，门板上还留着他儿子小时候画的涂鸦，像给面团撒了把彩糖。赵姨转天就给老杨的帆布棚缝了块新补丁，用的是女儿穿旧的红毛衣拆的线，补丁在灰帆布上格外显眼，像团跳动的火苗。
清晨的雾气里，赵姨的豆浆锅咕嘟冒泡，香气裹着老杨拧螺丝的叮当声。他修好的自行车停在早点摊旁，车把上总挂着个塑料袋，里面是赵姨特意留的糖糕，塑料袋的提手被他用胶布缠了又缠，怕磨断了。
江边的渔具店挨着摆渡船，老周整理渔网的哗啦声，总与船娘阿莲摇橹的吱呀声合在一起，像支没谱的渔歌。
十五年前老周的渔船触礁沉了，他守着一屋子渔具发呆时，阿莲的摆渡船刚在江边泊了半年。她第一次独自摆渡遇到风浪，是老周跳上船帮她稳住橹，手里还攥着把新织的小鱼网：“给孩子玩，网小鱼正好。”后来阿莲的儿子得了急病，老周把准备买新船的钱全拿出来，说：“孩子的病耽误不得，船啥时候都能买。”
现在老周补渔网时，总会多织个小鱼兜，挂在阿莲的船舷上，说给乘船的孩子捞鱼玩，网眼里还留着他手指的温度。阿莲则把刚蒸的糯米团子放在渔具店的柜台上，说给老周当午饭，团子上还沾着片芦苇叶。有次老周的渔具店漏雨，阿莲停了摆渡，背着茅草帮他修补屋顶，芦苇叶蹭在他的渔网，像撒了把碎绿。老周转天就给阿莲的橹包了层软布，说这样摇着不磨手，布上还沾着点渔网的腥气。
傍晚的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阿莲的橹声慢下来，老周的渔网晾在船尾，网兜里盛着她刚摘的野菱角。他蹲在船板上帮她补船缝，麻线穿过木板的声音，和她剥菱角的咔嚓声，在晚风里缠成了一团。
小区的裁缝铺亮着盏长明灯，李婶踩着缝纫机的咔嗒声，总飘进隔壁修钟表的张师傅耳朵里，像给那些滴答的时间加了个注脚。
八年前李婶的老伴中风后，她开了这间裁缝铺贴补家用，每天踩着缝纫机到深夜。张师傅的钟表铺就在隔壁，见她的灯总亮到后半夜，就把自己的台灯往墙边挪了挪，说：“借点光，省得你费电。”后来他知道李婶眼神不好，就把她的缝纫机踏板垫高了半寸，说这样踩起来不用弯腰。
现在李婶做棉袄时，总会多絮层棉花，给张师傅的钟表柜做个棉套，说冬天能给机械表保温，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比任何保温措施都管用。张师傅则把修好的小闹钟放在裁缝铺的案板上，说她赶活时能看时间，闹钟的外壳被他擦得锃亮，映着布料的花纹。有次李婶的缝纫机坏了，张师傅半夜拆了自己的座钟零件给她修，说：“先凑合用，天亮我再去买新零件。”李婶则在他的放大镜柄上缠了层软布，说这样看钟表齿轮时手不抖，布上还沾着点线头。
深夜的小区静悄悄的，李婶的缝纫机还在咔嗒响，张师傅的钟表滴答走。他刚修好的挂钟挂在裁缝铺墙上，钟摆晃动的幅度，正好和她踩踏板的节奏合上了拍，像谁在说“慢慢来”。
这些不着痕迹的缘分，从来不是什么刻意的约定。不过是对方需要时递上一把扳手，寻常日子里留块热乎的糖糕；是风浪里伸手稳住船橹，漏雨时背着茅草补屋顶；是把台灯往墙边挪半寸，给缝纫机踏板垫高半寸——就像阳光落在窗台上，不声不响，却把每个角落都照得亮堂堂的。
没人算过彼此帮了多少回，可当老杨的扳手总沾着赵姨的面香，老周的渔网总缠着阿莲的橹声，张师傅的钟表总跟着李婶的缝纫机走时，这些孤立的存在，早已在彼此的光影里，长成了最安心的模样。
或许生命本就该这样，不必追求什么轰轰烈烈的联结。能在对方需要时搭把手，在寻常日子里留份暖，就已经是缘分最好的样子。就像那些散落在人间的微光，看似各自闪烁，却在不知第不觉间，照亮了彼此的路，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透着股踏实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