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北魏俘虏了西凉的百姓，把他们变成隶户，北齐沿袭了这种做法，这些人依旧充当杂役。周主灭掉北齐后，想要施行宽大惠民的政策，就下诏说：“治罪不牵连后代，这在古代就有明确的规定。但这些服杂役的人，却偏偏和常规法律不一样，一旦因罪被发配，子孙后代永远都不能摆脱，这样的惩罚没个尽头，那刑罚还怎么合理施行呢！所以，所有这些杂户，全部释放成为平民。”从这以后，就没有杂户这个阶层了。
甲子日，郑州捕获了一只九尾狐，不过已经死了，就把骨头献了上去。周主说：“祥瑞的出现，一定是彰显有德行的人。只有当官员们都能各司其职，天下太平，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祥瑞。现在还没到这种时候，恐怕这事儿不太靠谱。”于是下令把九尾狐的骨头烧掉。
九月戊寅日，北周颁布规定：“平民以上的人，只允许穿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这九种布料做的衣服，其他的都禁止穿。但参加朝会和祭祀时穿的衣服，不受这个规定限制。”
冬天十月戊申日，周主前往邺城。
咱们陈朝皇帝听说北周灭掉了北齐，就想着趁机争夺徐州、兖州，于是下诏让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统领各路大军去讨伐，让吴明彻的长子吴戎昭、将军吴惠觉代理州中事务。吴明彻的军队到了吕梁，北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领军队迎战，戊午日，吴明彻把梁士彦打败了。梁士彦只能据城坚守，吴明彻就把城围了起来。
咱们皇帝一心想着河南地区很快就能拿下。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却劝谏说：“军队出征时间长了，将领容易骄傲轻敌，不适合过度地追求远方的战略目标。”皇帝一听就生气了，觉得他这是在动摇军心，就把蔡景历外放到豫章当内史。还没出发呢，就有人上奏章弹劾蔡景历在官署里贪污受贿，行为恶劣，于是蔡景历就被免了官职，剥夺了爵位和封地。
北周在冀州改葬德皇帝，周主穿着丧服，在太极殿痛哭；文武百官也都穿着白色的丧服。
北周人诬陷温公高纬和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连同他们的宗族都被赐死。很多人都为自己辩解，说没这事儿，只有高延宗撸起袖子，哭着不说话，最后被人用花椒塞住嘴憋死了。只有高纬的弟弟高仁英因为精神失常，高仁雅因为哑巴残疾得以幸免，被流放到蜀地。其他亲属，没被处死的就被分散发配到西边，最后都死在边境地区。
周主把高湝的妻子卢氏赏赐给了他的将领斛斯征。卢氏从此披头散发，满脸污垢，长期吃斋，也不说话，不笑。斛斯征就把她放走了，卢氏就出家当了尼姑。北齐那些皇后、妃子，贫困的甚至以卖蜡烛为生。
十一月壬申日，北周封皇子宇文衍为道王，宇文兑为蔡王。
癸酉日，北周派上大将军王轨带兵去救援徐州。当初，北周在晋州打败齐军后，乘胜追击。齐军丢弃的兵器铠甲，来不及收拾，稽胡就趁机偷偷跑出来，把这些东西都偷走了。他们还拥立刘蠡升的孙子刘没铎为首领，刘没铎号称圣武皇帝，改年号为石平。
北周攻克关东地区后，打算讨伐稽胡，大家商议着要把稽胡的老巢彻底端掉。齐王宇文宪说：“步落稽这个部族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居住的山谷地势险要，咱们的军队一旦进攻，不可能全部消灭他们。不如先除掉他们的首领，对其他人加以安抚。”周主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统领各路大军去讨伐稽胡。大军到了马邑，兵分几路同时进发。刘没铎分别派他的党羽天柱守卫河东，穆支守卫河西，凭借险要地势来抵抗北周军队。宇文宪命令谯王宇文俭攻打天柱，滕王宇文逌攻打穆支，两路都取得了胜利，斩杀了一万多人。赵王宇文招攻打刘没铎，把他抓住了，其他的人都投降了。
北周下诏说：“从永熙三年以来，东部地区的百姓被掳掠成为奴婢的，以及攻克江陵的时候，良民被沦为奴婢的，全部释放成为平民。”又下诏说：“后宫只设置两位妃子，三位世妇，三位御妻，除此之外的人数都要减少。”
周主生性节俭，平时就穿布袍，盖布被，后宫的人也不过十几个；每次行军打仗，他都亲自在队伍中，徒步跋涉在山谷之间，那种辛苦一般人都受不了；他对待将士很有恩德，而且明察秋毫，果断决策，执行法律很严格。因此，将士们既敬畏他的威严，又愿意为他效命。
己亥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出现了日食。
北周开始施行《刑书要制》：团伙盗窃赃物价值一匹绢，以及里正、党长隐瞒五丁人口、或者隐瞒土地一顷以上的，都要判处死刑。
十二月戊申日，新建成的东宫竣工，太子搬进去住了。
庚申日，周主前往并州，把并州的四万军民迁移到关中地区。戊辰日，废除了并州的宫殿和六府。
高宝宁从黄龙派人给高绍义送上奏表，劝他称帝，高绍义于是就称帝了，改年号为武平，任命高宝宁为丞相。突厥的佗钵可汗还出兵帮助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犹如一幅南北朝末期的政治军事长卷，字里行间涌动着政权更迭的浪潮与人性的复杂褶皱，其中诸多细节值得细品：
周武帝的“破局式”治理：在宽严之间重塑秩序
宇文邕释放杂户与奴婢的决策，堪称对北魏以来“世袭贱籍”制度的釜底抽薪。他那句“罚既无穷，刑何以措”的诘问，直指封建苛政的逻辑悖论——当惩罚跨越世代，法律便沦为激化矛盾的工具。这种改革不仅是道德姿态，更暗藏现实考量：解放的劳动力可充实户籍、增加赋税，为北周的国力提升注入活水。
而他对待“九尾狐祥瑞”的态度更显清醒。在迷信盛行的时代，能直言“瑞应在德不在物”，并焚毁所谓“祥瑞之骨”，既规避了借符瑞神化统治的套路，也暗含对“形式主义德政”的警惕。这种务实精神与其节俭作风一脉相承：限制服饰材质、精简后宫至十余人，看似是生活细节，实则是通过制度设计压缩特权阶层的奢靡空间，以“自上而下的朴素”凝聚民心。
但这位明君的统治也带着鲜明的帝王权术：一面标榜“罪不及嗣”，一面将高纬宗族几乎屠戮殆尽，仅留疯癫与喑哑者苟活。这种“选择性宽宥”揭示了封建政治的本质——道德原则永远让位于政权安全，所谓“宽惠”不过是巩固统治的弹性手段。
亡国者的众生相：权力崩塌后的尊严博弈
北齐覆灭后的细节充满历史的残酷反讽。曾经锦衣玉食的后妃沦为“卖烛为业”的小贩，皇权的虚妄在生计面前碎得彻底。高延宗“以椒塞口而死”的沉默，比众人的辩解更具冲击力——这种决绝既是对屈辱的反抗，也是对王朝覆灭的无声殉葬。
卢氏的遭遇则演绎了另一种生存姿态：面对被赐给敌将的命运，她以“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的自毁式抵抗，最终迫使对方放其为尼。在男性主导的权力游戏中，这位女性以近乎自虐的坚守，为破碎的尊严拼出一道缝隙。这些个体的挣扎，让冰冷的朝代更迭多了几分人性的温度与重量。
军事博弈背后的战略短视：陈朝的“趁虚而入”与隐患
陈宣帝趁周灭齐之际北伐，看似是“捡漏”的明智之举，实则暴露了南朝政权的致命短板。蔡景历“师老将骄”的谏言，点出了陈军的深层危机——常年征战已透支军力，而帝王的野心却驱使军队“过穷远略”。更值得玩味的是，陈宣帝对谏言的反应：先斥为“沮众”贬官，继而借“赃污”罪名彻底清算。这种对不同意见的粗暴打压，折射出南朝政治的封闭性。
反观北周的应对，既有王轨驰援徐州的果断，也有齐王宪处理稽胡问题的审慎。“剪其魁首，余加慰抚”的策略，避免了陷入山地游击战的泥潭，显示出对复杂民族问题的成熟认知。一攻一守之间，南北政权的格局差异已隐然可见。
制度变革中的矛盾：从“严刑峻法”到“民生考量”
北周的改革始终在矛盾中推进：一面释放奴婢、精简后宫，展现“宽仁”；一面颁布《刑书要制》，规定“盗赃一匹即死”，彰显“峻法”。这种看似对立的政策，实则指向同一目标——通过重塑社会秩序强化统治。前者扩大统治基础，后者震慑潜在反抗，刚柔相济间，勾勒出宇文邕“明察果断”的治理风格。
而迁徙并州四万户军民入关、废除并州宫府的举措，则是对新征服地区的“去地方化”改造，通过人口与资源的重新配置，削弱潜在的割据势力。这些政策环环相扣，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余音：失败者的“复辟梦”与现实
高绍义在突厥支持下称帝，看似是北齐复辟的最后希望，实则不过是游牧政权制衡中原的棋子。这种“流亡政权”的挣扎，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旧王朝失去民心与根基，即便有外部支持，也难以重续天命。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政权的兴衰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周武帝的节俭与改革、陈宣帝的刚愎与短视、北齐贵族的沉沦与坚守，共同编织成一幅“治乱循环”的生动画卷。其中关于“宽政与峻法”“纳谏与专断”“务实与虚妄”的博弈，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声中，给人以无尽的思考。